孔子（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做事避免走极端，这是儒家文化的特点。但是很多人把追随主流意见，避免与众不同，遇事折中妥协当作中庸的处世哲学，这其实违背了中庸的真实内涵。鲁迅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过分追求在人群中采取中间意见，刻意避免自己成为边缘或独特意见的代表，这本身也是一种极端化的行为。
中庸之道是基于对事物客观认识而作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社会舆论的中间路线。举个例子，大家知道饮食需要适量。完全不吃饭和暴饮暴食是两个极端表现，都有害健康。适量饮食则是最有益正确的中庸之道。但在当今朝鲜的底层社会，大多数人都长期缺乏饮食，是不是在那里适量饮食就偏离了中庸之道呢？大家去故宫游玩，会发现正殿前方的正中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专供皇帝通行。大道的两边各有小道，供百官按文武左右通行。这样的设计本身就包含皇帝走在中间正道的哲学思想。如果有一天皇帝单独召见文官，看到大家都挤在左侧的小道上，那皇帝一个人走在中间大道上是不是就显得不那么“中间”了？是不是皇帝也得在文官们中间再开辟一条道路以显示自己走中庸之道？
中庸思想并没有要刻意从众的内涵。孔子自己在他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宣传在大多数人看来不合时宜的传统礼教，那是不是孔子本人也没有履行中庸之道呢？中庸之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不随众人的看法而改变。当大多数人都偏向了一个极端之时，行走在中间大道上的人往往看起来更像是整个人群中走极端的特殊存在，但这不改变他所走的才是中庸之道这一事实。中庸的中绝不是保持在人群的中间，在飘忽不定的社会舆论中，那是墙头草无原则的行为。
中庸之道是中间最宽阔的正道，守正才是持中的根本。中庸的处世态度是对普世价值、正道原则的坚持，而不是简单的随大流取平均数。在取中思想的指导下，许多人在评判具体人或事的时候也常常采取保守的态度，而不肯下决然的判断。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共产党是做了很多坏事，但它难道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吗，中国的经济、安全等方面不是比很多国家都好吗？要全面看问题，你们只讲中共坏话，换你们上台肯定比中共还要专制还要不自由。”类似的还有：“某人一直在揭露国内的问题，就只是在几个问题上顺应了中共的观点，凭什么说他是大外宣？”
诚然我们应当对个人或组织看其整体做出评价，但一些底线原则是不能触碰的。例如普世价值和天赋人权是不能被侵犯的，当一个政权肆无忌惮侵犯国民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无视放任人口买卖，甚至主动做盗取活体器官的勾当，这样的邪恶还配宣扬经济成就？个人也是一样，触犯刑法的罪行只要做了一件，那他就是毫无疑问的罪犯，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无论他在其它方面表现多么好，甚至做过多少善事都无法改变其罪犯的定性。否则的话，难道做多少好事、舍多少钱财就可以换来坑蒙拐骗，甚至杀人越货的犯罪指标？
有人会以将功抵罪来辩解。人若犯错，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功抵罪。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幡然悔悟，并且知错能改。中国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西方宗教教导有罪之人向神诚心忏悔改过以换取神的救赎。但如果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或认识到了也为了追求个人私利而绝不改过，不要说神不会接引他入天堂，就是人间的监狱对这样的犯人也不会给予减刑。能够认清正道标准，诚心认错改过，则白璧微瑕不改其君子本质；反之对于原则错误死不悔改者，必是小人无疑。
中共一直在搞外宣，因此大家也常常怀疑某些人是不是为中共服务的大外宣。要注意并不是对中共全方位歌功颂德的才是大外宣。中共外宣的根本目地是什么？其实就是破坏大家心中对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认同，使人们在潜意识中接受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必要在个人权利上做出妥协，误认为强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效率来实现中共定义的所谓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外宣的目地不是让你认为它很好，而是让你认为接受它是必要的妥协，换成他人或民主体制只会更烂而已。
这种认识似是而非，极具蛊惑力，但绝对是错误的。一些黑帮毒贩控制下的地区可能社会表面的经济和稳定程度超过不少普通国家，难道这是接受黑帮毒贩为社会管理者的依据？如果一个人平时常常指责该黑帮内部成员道德败坏，分赃不均，内讧严重，但对其对外贩售毒品，对内奴役百姓的根本罪行却故意忽略和加以掩盖，甚至对外面针对该地区的缉毒行动加以嘲讽，认为这些地方自己也有黑帮和贩毒问题，自己管不好自己还来管别人。你觉得这样的人是批评者还是外宣呢？需要维护的是正道、正义和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某些人的个人声望。琼浆玉液中渗入一滴毒药，那它就是毒药，绝不能因为它大部分由琼浆组成就欣然灌下肚腹。
坚持正道才是中庸之本。从众随大流，自以为是的折中观点恰恰是偏离正道的表现，是顺风倒的墙头草，本质是无主见和胆小懦弱。
不偏不倚，守正而中。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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