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2月27日讯】据《自由亚洲》报道，习近平上台后，全面恢复了毛泽东时代“党委一元化领导”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延续江泽民未完成的“事业”。习近平目前对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强调，进一步否定了江泽民执政时期对邓小平和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批判。
30年前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中共政权已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强调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这为江泽民本人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法定基础。尽管那时邓小平和陈云仍在世，但江泽民确立了“江核心”的地位。在他的总书记任期中，虽然兼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但依然保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比之下，习近平已经将他个人的“核心作用”提高到了新的高度，甚至在最近的报道中，党中央似乎已成为习近平本人。
当然，关于“核心”一词，当年的江泽民也只是为习近平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党法上的保障和实践的基础。当时的“江核心”虽然在多个职务中兼任，但江泽民在13年任期中一直保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形象。然而，与如今的习近平相比，江泽民的个人“核心作用”似乎并没有达到习近平将其推向地下的极端程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截稿当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从新华社通稿标题的字面看，“党中央”似乎就是习近平自己。
在30年前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主持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却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一词。江泽民解释说，不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汇是为了避免误导。因此，在《决定》中他们选择了“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体内容来说明问题。
当时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政治秘书滕文生，在当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再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汇，而是用“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等具体内容来表述。
滕文生在江泽民上台前后发挥了重要角色，成为中共政权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政治经历、背景以及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烈反对，使他成为江泽民信任的对象。在江泽民上台后，滕文生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担任副秘书长，通过这一身份，为江泽民与政治老人们进行政治联络和私人交易，赢得江泽民的信任。
滕文生在中南海的角色相当重要，他在各个层面都为江泽民的决策提供了支持。在文笔流畅的同时，滕文生对江泽民的思路和意图进行了高度保密的呈现。他甚至在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中起到了主要的执笔人之一。
滕文生的学术背景较为僵化，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程度和反感程度使得他在此领域的思考相对固化。他的思维方式受限，但他的文笔流畅得到了一些改革派理论家的认可。他对江泽民的文稿的迅速起草，绝对保证了对江泽民思路的贴切表达。
滕文生在政治理论界的得意门生之一是高尚、袁木和谷牧，他们一直是“鸟枪换炮”的高级班底。由于他们的功绩，滕文生得以从中南海一路“高飞”，历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党风》编辑部主任、党的“三重工作体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南海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最后在2004年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总书记。滕文生因其卓越的贡献于1999年获“全国模范劳动者”荣誉称号，2000年获全军劳动模范称号，2003年荣获“全军先进工作者”称号。
滕文生等人在十四大时通过修改党章，取消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内容，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否定。他们在回应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时，明显反对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强调党的领导作用。
江泽民上台后，党的各级组织重新设立，滕文生在十四大党章修改中将党组的设立范围扩大。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向邓小平做出让步，但在政治体制上实质上进行“还原”，回到党委一元化领导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习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和总书记之前，滕文生曾任习近平的上级领导，为习近平提拔和培养的高级军官之一。在中南海的办公过程中，他俩关系密切，一直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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