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反送中期间，市民出示反对23条立法的海报。（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2月20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李怀橘综合报导）香港政府正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公众，19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民建联举办的23条立法讲解会后会见传媒。他声称绝大部分人均支持立法。有评论指，全港最支持23条立法的人莫过于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资深传媒人程翔谈及23条“前生今世”时指叶刘淑仪家庭由父辈开始就帮共产党做事，可谓亲共世家。
19日邓炳强见传媒谈及23条立法，他点名批评自由亚洲电台，称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批评23条立法，指法例中有罪行专门针对传媒。他反驳指，立法只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对所有人，特别是传媒报道是有充分保障的。不过他没有解释为何同样情况下，《苹果日报》被指控触犯国家安全，媒体高层被捕，资金被冻结，最终导致媒体停运。
亦有声音质疑政府已订立《港版国安法》，为何还需要为23条立法，亦质疑香港执法人员可以随意拘捕。对此，邓炳强称，23条立法目的是为消除国家安全风险缺口，又指任何拘捕都是严肃的事情，必须根据法律处理，不存在随意拘捕。
就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说23条会摧毁香港繁荣的要素，包括自由、机会和公平的法律。邓炳强辩称，有关说法是双重标准和刻意抹黑，英国本身也有国家安全法律，香港拟订23条条文时也参考了英国相关法律。不过英国有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英国亦有普选，这些邓均闭口不谈。
邓还强调，香港作为普通法地区，一般订立的法例包括23条均不具追溯力。这一点亦遭到坊间质疑。事缘当局在《港版国安法》立法前夕亦表明法例不具追溯期，惟法例于2020年7月1日生效后，很多被捕人士在此前的言论和行为均遭秋后算账。
此外，邓炳强称23条公众咨询展开至今已举行近20场宣讲会，对象包括外国领事、本地和外国商会、不同专业界别、社区人士、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他宣称，很多市民和商人都非常欢迎23条立法，认为立法能为他们提供安全的生活，保障他们安稳地做生意，强调绝大部分人均支持立法。
图为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有评论指，全港最支持23条立法的人莫过于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20多年前，董建华政府首次推行23条时，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是主要推手。法例当时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引发2003年七一的50万人大游行，最后叶刘淑仪黯然落台。
资深传媒人程翔表示，当年港人提出“先普选后立23条”的建议，叶刘淑仪嗤之以鼻地称“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选出的”；对港人要求延长咨询时间，她轻蔑地说：“难道我要连麦当奴洗碗阿婶的意见都要听吗？”。叶刘对所有在咨询过程中提出的不同意见都置若罔闻。程翔认为，她的专横态度是2003年立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何叶刘淑仪与港人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程翔引述资料指，“叶刘淑仪的父亲刘福成是新加坡华侨，乃当时有裕行的老板、有名的纸商。抗战胜利后，刘福成协助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香港复刊《华商报》，将其手上最贵重的物业：中环干诺道中123号一幢三层高的楼宇，免费借给《华商报》作复刊之用。据称，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香港第一面五星旗便是在叶刘的祖业、《华商报》报馆门前升起。”
“不仅如此，刘福成还甘冒被国民党封杀之险，将赤柱的一幢‘双桔’别墅，借给已故外交部长乔冠华，以招待他的英、美、德籍朋友，借此筹钱支援中共革命。”
叶刘本人亦不讳言自己家庭的亲共背景，多年后，她在2023年1月4日接受《信报月刊》访问时，公开宣称自己有“爱国 DNA”，而且自豪地说：“如果我在不同时空，可能已经做共产党员了”。
叶刘淑仪这种亲共背景，以及她在政治事件中所起的角色，正正反映中共如何利用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人士在香港为其执行政治任务的。
程翔指，其实早在30年前中共已经预谋制定剥夺香港人自由的相关国安条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当局在起草《基本法》时，就已经打算将其“极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行为模式通过法律形式嫁接到一个重视普世价值的亲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
尤其在“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掀起大规模的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浪潮，使北京更觉得要收紧对香港的控制。因此整个《基本法》起草工作进一步朝着压缩香港人的自由发展。在“六四”后提交的讨论稿（即第八稿，也是最终成为法律的版本）将《基本法》23条就从第一稿的“两宗罪”增加到最后的“七宗罪”。
对于港人这种担忧，当时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用极其轻蔑的态度说：“香港人不用怀疑23条立法，会削弱香港现有的新闻和言论自由，除非心中有鬼。”
程翔批评，这个说法是典型的把责任推给香港市民：你有担忧只是你心中有鬼，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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