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禁城》：武汉医生骂政府没一句真话（二）(视频)
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现流亡海外（Public Domain）
【williamhill官网 2024年1月29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肖然、李德言报导）（接上）武汉封城四周年之际，流亡海外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于2024年1月22日在一次网络读书会上分享了他在国内花了8个月如何完成纪实文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的惊险过程。该书被《经济学人》杂志等评为2023年度好书。一起来听他讲述几个书中的真人真事。
慕容雪村继续说道，“刚才我讲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我想可以再讲一讲文中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我采访到的一个医生，在这本书中他叫林晴川，他在武汉一家很小的市区医院工作，在武汉的市区范围内有3372家这样的医院。这位医生自己也是感染者，在武汉封城后不久他就感染了。但是医院有命令，必须全员上岗。这次他就带着病回到医院里边，白天治别人，晚上治自己。那时候药物缺乏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他就在那讲，整个医院里边退烧药全部用光，止疼药只剩下一盒，连口罩和体温计都严重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度的匮乏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下令一月二十三日封城，一月二十四日就是除夕。而中国医院往往有个习惯，就是到年底结算，即把药厂的药、把医疗器材厂的这些器材到年底前把钱结清，然后对方发来下一批货和下一批药。而这个封城的时机巧到什么程度呢？就在于上一批药和上一批器械耗材即将用尽的时候，而新一批药和新一批器材还没有送进来，就在这个时候习近平下令封城。这就导致医院药物和医用耗材的匮乏和极度紧张。
这个医生有一段时间病得特别重，他们医院里当时几乎也没有任何药物。后来他听一位医生讲说，有一种药叫左氧氟沙星，医生们把那个药简称叫“左氧”，说那个可能有好处。他就想方设法到药品仓库里去找到了最后几袋左氧，给自己吊上，靠着这几袋子最后的左氧，他把自己的命救下来了。
这位医生是个40多岁的高大魁梧的男人，看起来十分坚强而且乐观，但在我的采访过程中，他有一刻突然就失控颤抖。
他说：“在封城之后那段时间，大量的病人涌到我们医院，而我们这种医院没有权利给他们治病，我们只有权利做分诊，就是如果发现这个病人是发烧的，我们就推荐到最好的医院里边，让他们去那边接受治疗。”
而封城意味着什么？封城意味着交通中断、私家车公交车全部停止。从他们这家小医院到对口的那家指定治疗的医院有多远呢？走路差不多要走6公里，这名医生就看到那些病人虚弱地从他们医院离开，然后蹒跚着走向6公里外那家医院。他说那些年轻的身强力壮的走过去以后还可以再走回来，而那些年老的虚弱的走过去了，就再也走不回来了。所以说他说：“我们作为医生的看见病人这个样子，而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是又屈辱又伤感。”
他这样一个很高大很魁梧的男人，就突然情绪失控了，在我面前就流下泪来。关于武汉究竟在封城的这76天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政府公布了一个数字。
但我告诉你们，即使在武汉，即使是那些对中共政府最忠心的人，他们也不相信这个数字。我听到一个说法是这样的，说哎呀那么混乱的情况，即使统计上有点误差，也是可以原谅的，最忠于政府的人会这么讲。
而这个医生他有自己的测算。那他是根据什么来测算的呢？就是他们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在这76天中，他们最多的时候一天开3份死亡证，最少的一天有一份，所以他取中间值，两份乘以76，再乘以372家武汉医院，由此得出的结果大概是中共官方公布数字的16倍。所以他就讲，就是经过这场疫情，让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对这个政府真的寒了心，这个政府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三年之后，这名医生怎么样了呢？他秘密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现在的生活其实也相当的艰难，因为像他们这种社区医院，有一半的经费是政府拨款，另外一半要靠他们自筹。而在新冠之后，他们医院的医生很多都被感染了，有些被调到隔离站做隔离站的医生，所以医院的正式业务没有开展。到疫情结束之后，他们的工资发不出来，一直到解封四五个月之后，他都没有发工资。他就很愤怒，说：“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叫我们白衣天使，现在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没有人关心‘天使’的吃饭问题。我们这些学医的‘农民工’也需要吃饭啊，求求领导了，能不能把工资先给结一下。”这就是这名医生的真实情况。
我还采访到一位黑摩的司机。黑摩的在武汉有个名称叫“麻木”，这个司机是我在汉口火车站遇到的。当时他正在那百无聊赖的招揽客人，然后看到我就问我，做麻木不？我说行啊，坐一程。我就坐到后座上，扶着他的肩膀就跟他聊天。我说在封城的76天里边，你是不是被也被封住了？也没有出来跑活吧？
他很骄傲的回答：“你想错了，从大年三十一直到今天，我没有歇过一天。”
我说：“啊？武汉封城，你怎么出来啊？”他说：“我们这些人呢，这些老油条总能找到办法。”我说：“那你怎么出来？”他说：”我们住的那小区啊，晚上就是一堵墙，其实他们也不可能24小时只守着我，我把这个这辆充电的摩托车停在外面，到晚上我就翻墙出去到处走，就是会有人需要坐车，总有这个需求啊。”而在封城的76天是他的美好时光，为什么呢？因为没人讲价了。在平常拉一个人坐他的摩托车，要价20元，对方会还到十块八块，而且还骂骂咧咧的：“哎你这个两个轮子的怎么比四个轮子的还贵？““但在封城期间，没有人讲价了，他说50就是50块，说100就是100块钱。
而那个时候需要出行的人往往都是迫切的需要出行，有老人住院，有孕妇要生产，或者有人将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认为他是帮了很多人，虽然有时候他也收钱，但他认为他在做好事。就在武汉即将解封的时候，他在汉口火车站拉到了一个聋哑人。那个聋哑人回湖北奔丧，本应该坐到另外一个站下车，但到了武汉他慌里慌张的就下来了。下来了容易，再要上去可就难了。他本来要回家给母亲奔丧，但现在就被困在武汉了，怎么都出不去，想再上火车不行，买不了票。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这个黑摩的司机老李。
老李第一天把他送到当时刚开的一家地下小旅馆，一天70块，这个聋哑人身上只带了220元钱，第一天花70元，就只剩150元了。第二天一大早，老李又去看他。这个聋哑人就在自己的手机上输入文字，讲到了他的情况，就说：“我现在必须要离开，回家去就是给我妈妈送葬，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老李就骑着摩托车先到火车站，火车站说也不是完全不能离开，但要民政局开证明，好吧。老李就骑车带着他去了民政局。民政局说：“我们这边也不是不能开这个证明，但要劳动局先开证明。”老李又带着这个聋哑人去了劳动局，劳动局说：“这个情况我们也可以考虑，也不是不能开证明，但是先要用人单位开个证明来。”这聋哑人根本就是下错了车，他也不在武汉工作，上哪找用人单位去呢？这几乎是绝望了，他身上只剩下150元钱，就困在这座城市里，吃什么，睡哪里，怎么活呢？所以他就很绝望的看着老李，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老李作为武汉的这种老油条，突然之间豪侠心肠发作了。他也在自己的手机上输入字，就问这个乘客说，“你相不相信我？”
这个聋哑人说：“我相信”。
老李就说告诉他：“既然相信我，我们也别去找什么狗屁的这个局、那个局了，听我的，我想办法把你送出去。”
在4月份的时候，虽然表面上这个城市还在封禁，在武汉听说总有办法，其实可以离开，而且那些有门道的人也会找到一条看管不严的路，再送上一点钱。所以老李找到他的一个熟人，是一个黑车司机，他做跟老李差不多的生意，只不过更高档，他开的是一辆汽车。在4月后，他帮着把很多人都送出武汉，但收费很贵，他车上一个座位卖600块钱。这位聋哑人那个时候身上只剩下150块，不够怎么办？老李跟这个黑车司机商量了一下，后来这人说：“你看人家又是个哑巴，又不会说话，他妈妈还死了，这样吧咱们做个好事吧，不收他的钱了，我把他送出去。”
老李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高兴，就觉得他真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这样问我：“虽然我跑这个黑车也不合法，我也没有执照，但我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对吧？”
其实我也这么想的。后来等武汉解封后，老李的这个黑车生意就不好跑了，他就去送外卖，但年纪太大了，所以每天只能送3单，3单之后要刷脸啊，因为他用他老婆的身份证登记的，所以就通过不了，送完3单外卖他就在汉口火车站百无聊赖等待乘客，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到我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在微信上还有联系。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我实在是没钱吃饭了，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一次给了他300元，一次给了200元，他要得就这么多。等我离开中国之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但在我想来，他过的一定不是很美满的生活。
医院清洁工的故事
还有一个人的故事，是刚才主持人提到医院的那位清洁工。这位清洁工的名字叫金凤，在2020年的时候她61岁。
她和丈夫夏邦喜本来都是武汉附近新洲村的农民，后来两人年纪大了，而且他们还有个40岁智力有障碍的孩子，所以在农村就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老两口就带着儿子到武汉，租了非常便宜的半间公寓，金凤在医院做清洁工，一个月挣2300块钱，丈夫在一家很小的宾馆里做夜班保安，一个月挣2600块钱。
在2020年1月29号那天，金凤在医院里把几个楼层全都打扫了一遍，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到晚上她就感觉浑身酸痛乏力，医生护士就让她去检查，说八成是得上“这个病”了，快去查一查吧。一查果然是得新冠了。
他们这个医院自己也是不能治疗新冠的。要治疗就必须也是到7公里之外的后湖分院，也就是李文亮医生的那所医院。当时没有公交车、没有出租车，那怎么去呢？那只能两个人骑共享自行车。我们很多人都感染过新冠，假如病情比较沉重的话，如果还要骑着7公里的自行车赶去治疗，这是非常艰难的任务。所以她丈夫就带着她，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老头烧好稀饭喂老太太吃下来，然后4点钟出门，两个人骑上自行车，骑个10分钟左右，老太太就支持不住了，就必须下来喘一口气休息一会儿，然后再骑上共享自行车，慢腾腾的骑到医院，7公里的路程他们要骑两个小时甚至更久。
后湖分院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感染者的及时（不懂）大厅，里边到处都躺满了、坐满了这种感染者，不时就能看到有个人“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然后他们的亲属在旁边大声的哭喊。运尸车不断的开来把里边的遗体运出去。金凤和丈夫不止一次看到高高大大的小伙子，走着走着“扑通”一下摔倒，然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金凤本来就是医院的清洁工，她以为自己会得到照顾，但因为她只是一个清洁工，并不在医院正式职工的名册上，这边的医院就问她：“哎，你说你在医院工作，有什么证明没有？”
金凤就让她的上司、主管给这家医院打电话，但打过了以后，这边医院也不理，还训斥她说：“你也说你在医院工作，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医院工作？”
所以就没有把她安排进后边的病房，没有给她病床，她就只能像更多的发热患者一样，排着特别特别长的队伍，每天要排几公里的队伍，一步一挨的往前挪，只为了打一针点滴，打个吊瓶，打完以后大概已经是夜里10点11点了，两个人带的简单午餐也吃光了，那时候正是冬天，两个人大晚上的骑共享自行车，折腾着慢悠悠的回到家，睡几个小时再起来。到7天之后，金凤的病情渐渐好转了，但她的丈夫发现自己感染上了，而且她丈夫原来有糖尿病，就是有基础病，所以病来的特别迅猛，很快就开始咳嗽，并且吐血。金凤这个时候勉强能够行动了，就跑到居委会去求他们帮助。那个时候虽然李克强去了之后说“应收尽收”、“应治能治”的，但其实在下面并不是这样，当时规定病人不能自己去医院，必须由社区统一的组织安排，要社区先上报，然后才能送到医院去治。金凤就去求社区，但她发现，自己到了那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跑了，她说：“他们一看见我就害怕，他们就全跑光了，一个人都没有，那就没法报名。”
后来第二天金凤再去社区，终于碰到一个工作人员了，她求这个人给他上报，把她丈夫送去医院，但对方一直在推诿。金凤就跪在那里边哭喊说：“你是不是看我们农村来的，你就瞧不起我们，你有没有父母啊？你有没有姐妹啊？你看看我老头子，他已经在那吐血了，求求你行行好，你把我们报上去，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吧。”
这样的艰难场景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最后这个社区才懒洋洋的把她丈夫的名字报上去，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病床了，所以并不是把他送进医院去抢救，而是送进隔离站，但隔离站里没有药物，甚至没有食物和水。所以她丈夫就给金凤打电话，说“他们把我送到这里来等死。”而且那个时候金凤就发动起她所有的亲戚朋友来打所有的热线电话，市长热线也好，报纸热线也好，电视热线也好，就像疯了一样打电话，打了很长时间电话之后，上边终于派了一辆车说要到隔离站把她丈夫接出来，要送到医院，但是这辆车上只有一个司机。她丈夫从这个隔离站走出来就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车门打开，他趴在座位上就再也爬不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扶他就意味著有危险，所以司机这个大小伙子就也不肯扶他。金凤那个时候也是病体沉重，但为了救自己的丈夫，就拚命的下车，用自己的肩膀、用身体一点一点的把丈夫扶上车，然后从另外一边上了车，把丈夫搂到自己怀里。
当初金凤一开始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时候是下决心要自杀的。她丈夫说：“你不能自杀，你放心万事有我。”
所以在这个时候，金凤就告诉她丈夫说：“你救了我的命，现在该由我来救你的命。”然后就这样把她送到了汉口医院，但为时已晚了，仅仅过了一天多的时间，她的丈夫夏邦喜就死在了这所医院，去世前的晚上，金凤去急诊室看丈夫，她丈夫当时已经上了呼吸机不能说话。金凤就握着他的手，还不能说他病情重，就安慰他说：“现在已经到医院了，医生一定会尽力救治你的。”
他丈夫最后说的一句话，金凤一直记得，她丈夫说：“你看你也瘦了这么多，你去打个营养针吧。“这是他丈夫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我去金凤的家采访时，我看到她的家真是一个家徒四壁的这么一个临时住处，地板也是黑黑的。她那个40岁有智力残疾的孩子完全不记得当时的事情。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就说我们一起订点东西来吃。我叫的是麦当劳，对我们这些在城里生活的人来说，似乎吃一顿麦当劳并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三个人吃个七八十块钱、一百块钱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当我把麦当劳叫来时，金凤那个40岁的儿子这么跟我说：“哎呀，今天是开了洋荤了，吃洋快餐。”
我这才知道，在过去的这十年里边，他们家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穿的全是亲戚朋友们剩下来的。
之前因为有金凤每个月工资是两千二、两千三的，她丈夫每个月工资是两千六，所以在武汉勉强还能够生活。但在丈夫去世之后，他们就无法负担在武汉的生活了。所以在这本书快要出版的时候，他们很艰难地从武汉搬回了乡下。搬家的场景大概是这样，他们找亲戚借了一辆车，亲戚开车过来，把他们用了多年的瓶瓶罐罐、把盖得很破的被子、毯子、棉絮，以及任何一件已经用了很多年的破碎的也不舍得扔的东西，全部搬到车上，拉回老家了。
接下来，金凤说希望用最简朴、最节约的方式过完这一生。在采访的最后我问她：“你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梦想吗？”她就说：“我这样的人其实是没有未来的，如果说我还有点什么样的梦想的话，那只有一个，”然后指着她40岁的智障儿子跟我说：“我唯一的希望啊，就是能够在死之前，给他办一个残疾人证，因为有了残疾人证就会有一点补贴，这样在我死之后，他还可以继续活。”
这样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其实还有很多。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常常忍不住要流下泪来。我自认为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作家，轻易不会动情，轻易不会感动，但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听见那些、看见那些患者的家属在我面前，母亲哀悼女儿，妻子哀悼丈夫，他们发出那种哭声真是撕心裂肺，就是让人忍不住要落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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