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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成败兴衰?司马迁的质疑 孔子有解(williamhill官网 )

司马迁透过史笔抒发命观

 2023-08-28 19: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人间社会是很复杂的,有时行善未必福,行恶未必祸。
人间社会是很复杂的,有时行善未必福,行恶未必祸。(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司马迁的史笔写下了几个朝代又多少英雄好汉的兴衰成败,曾经因此对天道产生质疑,质疑之后却又更坚定了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尽管穿越时空来到今日,仍然是非常受用。

十分深远的意义

西汉,司马迁于《报任少卿书》中写下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希望从撰述《史记》的过程中,推寻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王朝更迭、众生群相中,明白成败兴坏又是何以变化的。其意义十分深远,被后世许多学者奉为圭臬。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自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近三千年的史事。看着几个朝代又多少英雄好汉在历史长河中如浪花般地消逝,可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何尝不是司马迁对命运的疑惑与探索。

有些命运可以用行为因果解释,有些似乎则是毫无规律可言;很多时候是行善得福、为恶遭殃,另有时候却是积善得殃、作恶福报,成为人类理性无法解释的幽暗面。或许这是在告诉世人“治乱吉凶在于人,但是人外亦有运命的存在”。

笔者将司马迁透过史笔所感悟出的命观约约整理几点如下,给处于宇宙中的我们一个正向的生命价值观。

司马迁认为“德”是统治者兴国利民的核心。
司马迁认为“德”是统治者兴国利民的核心。(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肯定天命与修德

司马迁认为“德”是统治者兴国利民的核心。《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记述了黄帝“修德振兵”,成为天下共主的史事。

当时的共主是神农氏,其势力逐渐衰落,各族之间互相攻伐,祸害子民,但是神农氏已无力平乱。于是黄帝修德振兵,安抚四方,先是在坂泉之野战胜炎帝,然后在涿鹿之野擒杀蚩尤,救百姓于危乱之中,受到各部族的推尊;黄帝便取代神农氏成为新的共主。

黄帝的一生非常忙碌,不仅四处征讨不归顺的部族,还要教化万民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懂得阴阳变化的预测,明白死生之道与存亡之难。也教导他们要按时节播种百谷草木,驯化鸟兽虫蛾,节用水火材物……这是“土德”的瑞兆,故称他为黄帝。

德治固然是统治者兴国利民的核心,然一国之兴起以及治理天下的权力则是根源于“天命”,《史记》的部分史事突出了这一观点。比如司马迁于〈六国年表〉写道:秦国起初只是一个西陲弱国,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而遭受排挤;但是自秦献公之后,时时于诸侯中称雄。论秦国的德义,还不如鲁、卫两国的暴戾者;量秦国的兵力,也不如三晋(韩、赵、魏)的强大;但是秦国最后吞并了天下。这不全归因于秦国有山河之固、利于攻守的优势,而是“盖若天所助焉”,好像有上天在帮助似的。

从国家贯通到个人

德,对国运有主导作用,对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史记》对于善恶有报的认知是有所张扬的,比如〈秦本纪〉就记载秦穆公善有善报的例子。

秦穆公十二年,晋国大旱,向秦国求借粮食。臣子丕豹劝穆公趁机攻打他们。但是公孙支说:“饥年与丰年常交替出现,不可不借。”百里奚说:“晋国国君得罪了您,但他的百姓又有何罪?”最后穆公借给晋国粮食,从雍都运到绛城,络绎不绝。

秦穆公十四年,换秦国饥荒,求助于晋国,晋君征求群臣的意见。虢射说:“趁机攻打他们,可以大胜。”翌年,晋国便举兵攻打秦国,两国会战于韩地。秦穆公在追击中负伤,被晋军所围,这时在崎山下的三百余乡民奋勇驰马冲入晋军,不但使穆公脱险,还生擒了晋国国君。

最初,是这些乡民偷吃了秦穆公的骏马,将要被依法处置时,穆公说:“君子不会因为畜牲而杀人。我听说吃过马肉如果不喝酒,会伤身的。”于是赐酒并赦免他们。后来这三百余人听说秦国要迎战晋军,都争着要跟去,一到战场正好见到穆公陷入危难,个个推锋争死,以报答赦免之恩。

后来,秦穆公答应释放晋君回国,晋惠公献出晋国河西的土地,穆公的领地便向东扩展到黄河。

天道幽微难明,司马迁只好向孔子寻找答案。
天道幽微难明,司马迁只好向孔子寻找答案。(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当敬德不一定有好报时

人间社会是很复杂的,有时行善未必福,行恶未必祸,甚至屡见不鲜,不禁令人质疑天道的存在。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写道:有人说天道没有偏爱,总是帮助善人。但是伯夷、叔齐不是善人吗?他们积仁絜行,最后竟饿死了!孔子在众弟子中独赞颜渊好学,但他却常常吃不饱,不幸早夭!如果说上天会报施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盗跖每天杀无辜的人,吃人血肉,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还能享尽天年!他们遵循的又是什么德?若说到近代,有人操行不轨、违法乱纪,反而终身逸乐,富裕好几代。有人谨言慎行、坚守正道,奋力执行公义却遭遇灾祸。这类情况多的数不完,我深感不解,倘若有所谓的天道,这样合理吗?

天道幽微难明,司马迁只好向孔子寻找答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人各有志,各从其志。伯夷、叔齐之所以饿死于首阳山,是因为他们认为周武王取得天下的方式不仁义,决心不吃周朝的粮食。孔子说:“富贵如果能以正道求来,虽是卑贱的赶车人,我也愿意做;如果不能以正道求来,那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吧。”又说:“寒冷的天,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当整个世界都很混浊的时候,只有品行高洁的人才会突显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这个世道都在争利,只有他们修德行义的缘故吗?

司马迁虽然曾因世道紊乱而质疑天道,但他并没有因此对人间社会失去信心,反而从孔子的言行中得到解惑,视其为人道的准绳。并且借由史笔,透过历史事件来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二千年后的我们也一样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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