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高价彩礼能解决农村结婚难问题吗？(图)

在中国，结婚成本越来越高（图片来源：Adobe stock）

【williamhill官网 2023年2月24日讯】近年来，高价彩礼的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通常较为贫穷的农村地区，高价彩礼更为盛行。甘肃某些地方，彩礼达到30万左右。山东、黑龙江、辽宁、江西等地，也常见十几二十万的彩礼。照传统婚俗，彩礼只是男方直接支付给女方家庭的聘金，还不包括一般由男方准备的婚房、汽车等。加上这些，结婚的总支出可能高达近百万，乃至几百万。

高价彩礼推高了结婚成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婚回到贫困线”。一人结婚、全家负债，农村的一场婚礼让许多养了儿子的家庭“望而兴叹”。因此，整治高价彩礼的呼声不绝于耳，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移风易俗的文件，规定彩礼的上限。今年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明确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那么，由政府出面规定彩礼上限，禁止过高的彩礼，能解决农村青年男性的结婚难问题吗？

首先区分一下彩礼的不同类型，目前，各地婚俗中如果收取彩礼，主要有两大类型。

第一类，男方向女方支付“补偿性”彩礼，彩礼由女方父母掌握，成为女方娘家资产，主要用于女方父母养老或女方兄弟结婚等。

第二类，男方向女方支付的彩礼又被嫁过来的新娘带回来，彩礼资金成为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原始积累。

现实中产生争议的多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类彩礼虽然也可能因攀比而炒高，但终究是新婚小家庭支配的财产，并不是真正的结婚成本。所以，本文的分析也是基于第一类彩礼。

为什么近年来彩礼行情一路走高？所谓的文化风俗只是话术上的包装，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学上的供求问题。

经济学上把婚姻看作市场，当然，婚姻市场有其自身的特点：

1、婚配市场上的男女双方都既是供给方，也是需求方，需要以自己去交换对方，类似以物易物的市场；

2、婚配市场通常不是以货币计价的，以货币计价的买卖婚姻甚至买卖人口为现代的道德和法律所不容。因此，婚姻市场上的估值是一种综合评分，包括一个人的相貌、智力、人品、性格、学识、职业、财产、发展前途、家庭背景和户籍地等等。

3、婚姻是一种长期合同，往往是终生合同，还会涉及到非交易方的第三人，主要是婚后出生的子女。

尽管婚姻市场有这些特点，但既然是市场，就终究要遵循基本的供求规律，即供不应求则价格上涨，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

彩礼价格居高不下的地方（重申一次，我谈的只是前面所列的第一类补偿性彩礼），往往都是适婚女性严重供不应求的地方。供不应求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中国的出生性别比2004年达到121，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这主要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计划生育的“功劳”。

2、农村女性外流趋势明显。相比农村男性，农村女性不管是结婚还是打工，都更容易在条件比家乡更好的城市扎下根来，其婚配的选择面也比农村男性更广泛。

虽然说现代的道德和法律都不允许婚姻以货币明码标价，婚姻市场的估值是全面的综合估值，但在女方严重供不应求，而男方的综合估值又没有竞争力的情况下，以货币补足差额即支付高价彩礼，似乎就是为数不多的可用方法了。

北京、上海、深圳等人均收入很高的大城市，不但几乎没有天价彩礼，彩礼本身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如果双方门当户对，情投意合，或者男方条件很好，女方甚至不介意倒贴。这不是因为大城市的道德多么高尚，移风易俗多么有成效，而是因为婚姻市场的供求状况大致均衡，甚至女多于男。

了解了高价彩礼的成因，我们就能回答禁止高价彩礼能否解决农村男性结婚难的问题了。

既然高价彩礼是农村婚姻市场供求失衡的产物，那么，禁止高价彩礼能解决供求失衡问题吗？能让更多的女孩留在农村或嫁到农村吗？不能。

禁止高价彩礼本质上是一种价格管制措施，其效果和其他价格管制措施（如房租管制牛奶限价等）类似。

第一种情况是价格管制无效。价格管制政策不能自动执行，需要耗费人力物力等资源去实施。而交易方有规避价格管制的激励，可能会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支付彩礼，这会极大地增加监管成本，尤其是在双方合谋的情况下。

注意不能简单地把男方视为受害方，收彩礼只要是不偷不抢不骗，就是双方的合约。男方如果不愿意，完全可以拒绝。既然选择支付彩礼，那就是把缔结婚姻看得比彩礼更重要。当然，等到真正结了婚，可能又觉得彩礼高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价格管制无效，市场情况就不会有大的改变，但其产生的监管成本和规避成本是对社会资源的一大浪费。

第二种情况是价格管制有效。政府投入足够资源来整治高价彩礼，或者出台更严厉的措施，比如允许男方婚后起诉，索回超过限额的彩礼。这种情况更糟，将会进一步加剧婚姻市场供求失衡的状况，造成更大的短缺。

如果不允许高价彩礼，在一女难求的情况下，女孩子凭什么嫁到偏远的农村去呢？为了爱情？不能用货币补足差额的话，女性自然会更看重那些职业家庭户籍等综合估值更高的男性，外流现象将更加严重，农村男性将更加难以讨到老婆。事实上，最近的调查显示，有22%的农村地区，30岁以上未婚男性比例超过1/3，有63%的农村地区，30岁以上未婚男性比例超过10%。预计这一数据还会持续增加。

既然禁止高价彩礼不能解决问题，那又该怎么办呢？

虽然可以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婚姻家庭，但提出解决方案时，却不能完全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而要考虑是否能为社会主流的道德伦理观所接受。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和法官波斯纳曾提出“婴儿市场”的设想，遭到了强烈抨击；中国也有经济学者建议一妻多夫解决3000万光棍问题，也产生了极大争议且不可能真正实行。

具体到农村男性结婚难问题。随着男性婚姻成本渐渐高不可攀，许多有着根深蒂固重男轻女思想的地方已经开始转变观念，认为生女儿才是福气，女儿生得越多越划算，生儿子是赔钱货，生得越多就越贫困。这也算是真正的移风易俗吧。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远水不解近渴。那么，较快见效的措施是农村土地财产权的改革。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主要是缺乏有竞争力的资产。农村不是没有资源，而是没有合适的财产权制度。如果个人能享有哪怕是一部分农村土地的产权，可以自由地投资、转让、继承、抵押等，那么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财富差距将迅速缩小，相应地，农村男性（和女性）的竞争力也将迅速提升。

此外，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对立，增加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会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女性外流，从而缓解婚姻市场的供求矛盾。

不过，这些措施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没有发移风易俗禁止高价彩礼的一纸文件“方便快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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