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因为新冠去世了(图)

2023年1月7日，山东省泰安市的宣传标语（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3年1月17日讯】我的爷爷因为新冠去世了。

2023年1月12日，是爷爷火化的日子。那天很冷，六点半出门的时候，外头下起了连绵不断的小雨，我和父亲母亲没有打伞，淋着雨走到祖屋面前的时候，从外面能看见一片立起的黄色竹围栏。

我抓着妈妈的手，被妈妈牵着带进了祖屋的大厅里，前厅里站了许多人，零零散散地围聚在那面竹围栏的前后。我跟在父亲身后，往前走了一步。

爷爷的脚藏在半包的竹围栏后头，往前多走一步就能看见。

那双脚似乎成为了长在我记忆里的一块疤，如今回想起关于爷爷的一切，首先记起的，一定是那双脚，以及围绕在那双脚周围的，或近或远的哭声。

我一直垂着头，直到听见有人哭着喊，“七点了，灵车来了。”

哭声一直存在着，从祖屋，一路延续到殡仪馆里。

这是我第一次去殡仪馆，车子停在馆门口的时候，面前大摆长龙的车队、拥挤不堪的人群和指挥人员迅速入馆的工作人员，通通令我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割裂感，在我的认知内，殡仪馆是冷清的，是如当时正在下的那阵雨一样。

但那天的殡仪馆，哭声滔天，放眼望去，四处黑压压的一片，都是聚集的人群。

爷爷从灵车上被推下来后，我们被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在此排队等候，因为前面还有两位要火化的在排队。

在我们等待的过程里，后面又来了两辆推车，其中有一辆经过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似乎闻到了一种奇怪的腐臭味。我拉了拉妈妈的衣角，有些疑惑的问妈妈，“那是什么味道？”

妈妈告诉我，那是老人的遗体存放过久，没有入冰棺保存，也没有及时送来火化后产生的尸臭味。

——“为什么不入冰棺？”

——“别说冰棺了，医院的床位都不够了。”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父亲，以前的殡仪馆，每天送来火化的遗体只有七八具，但这半个月来，每天都是几十具，昨天更是多达八十多具。

听到这些话，我有些发愣。

8点10分，有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我们，可以过去了。

车子，被人推着跑动了起来。写下这段话的时刻，我很努力地在脑海中回想那一刻的场景，却只记得姑姑突然尖着嗓子，喊了一声“爸爸——！”那一声过于凄厉，像是一杆枪打在了沉默的平原上。

从排队等候的地方，走到焚化炉前，大概不到100米的距离，我们却仿佛走了很久，也跑了很久。推着爷爷向前跑的时候，我听见周围的人都在喊“爸爸，您要进火炉了！快跑啊爸爸！快跑！”

爷爷怕火，生前对爸爸说过，他怕火化，一直希望能土葬。

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亲人的离去，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明白死亡的意义，在过去的二十一年里，死亡于我，似乎一直是一个有些遥远的、模糊的概念。

死亡是什么？

如今提到死亡，我的眼前似乎只会出现一个画面——

爷爷被推进焚化炉的那一刻，一扇铁门，将他和我们，永远地分隔开来。铁门内的滚滚红火，和门外跪倒在地上的我们，永远无法再次相见。

在门外等候的那半个小时里，我抓着母亲的手，沉默地靠在一旁。

哭声仍然在耳边或远或近的回荡着，火化处的大门口，站着一排和我们一样，在此等候的人。他们与我们一样，抱着一张遗像，拎着一个骨灰盒，呆呆的在此等候烧透了的骨灰。

那天在门口等候的时候，我看见了许多张黑色的遗照，有40岁左右的中年人，有60岁的父亲，甚至还有年轻的、20岁的女孩。

令我印象异常深刻的，是站在一侧的三个女孩儿，听她们话里的互相称谓，这似乎是三姐妹，领头的大姐一直跪在地上哭，说父亲走的突然。

——“没有了爸爸，我该怎么办？”

两个从外地赶回来的妹妹抓着姐姐的臂膀，口罩歪着，脸上的鼻涕和眼泪淌在那里。

那样空洞的眼神，黑漆漆的，望着远方却再也寻不回离去的亲人的刻骨的悲伤，却在这里连成了一片海洋。

爷爷的骨灰送出来以前，有另外一位老人的骨灰先推了出来。

工作人员拿着扫把和簸箕，将那位老人的头骨、胸骨、与其他部位的骨头依次扫入黑色的铁盒中。

但在将骨灰倒入骨灰盒之前，那位工作人员的一个举动惊呆了我——因为他突然举起了铲子，用铲子的背面，对着铁盒里的头骨碾了下去，直到压平、压实。

铁盒里的骨头全部被碾成了细碎的白色粉末，那些粉末被工作人员用扫把拢到一起，倒入了一旁敞开着的骨灰盒里。

我抓着妈妈的手，很小声地问了一句：“妈妈，他们为什么要用铲子这样压别人的头骨…”

妈妈回头看了一眼，凑过来对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骨灰盒很小。”我顺着妈妈的视线望过去，突然发现，那个立在地上的、被红布包裹着的骨灰盒，似乎真的有些小。

但大一点的骨灰盒，一般是取一块完整的木头掏空做的，所以会比较贵，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买这么贵的骨灰盒。

如果骨灰盒不够大，完整的骨头放进去以后，就会把盖子顶起来，所以为了能把骨灰都完整地倒入骨灰盒，他们需要把骨头压实。

那个卖骨灰盒的商家和爸爸是朋友，他说最近卖得最好的骨灰盒，其实是几百块钱的樟木做的。

回家后，我和朋友说起这件事，我说当时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感到很惶恐，那一铲子压下去的一瞬间，有些东西似乎也压在了我的胸膛上，我想这太没有尊严了，可妈妈却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很多人活着都没有尊严，死了还要什么尊严呢？”

捧着骨灰向外走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我和妈妈走在后头，哭声在我们身后，远远的，没有追上来。

快走到殡仪馆侧门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朝我们招手，说快点出去，要关门了。

如今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依稀记得当时那位工作人员的态度，似乎是有些不耐烦的。但这种不耐，似乎却散落在了殡仪馆的各处。在火化处的门口，我亲眼见到，一位负责火化的工作人员一边提着铲子，一边从兜里点烟，点燃烟以前，他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但在他的脚后不到1米的地方，是一位年轻父亲的遗像，和骨灰盒。

在这里，死亡似乎是最稀松平常的一件事，随着人的实体化为一缕青烟，最后落到地上，似乎就只剩下了一堆白骨。

在这里，人被推进焚化炉，人被烧透了成为一具白骨，人成为一具白骨后被那只扫过无数人的骨灰的黄色扫把扫入骨灰盒的过程，就像是上了油的齿轮在机械运转着，成为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秩序。

在秩序之下，人的痛苦，人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被死亡改变了模样的东西，最后似乎都成为了触及死亡时的一声尖叫与一场痛哭，在哭声之外，殡仪馆里那只巨大的烟囱仍然在不断地升起新的滚滚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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