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小区工作人员发放物资（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5月15日讯】自三月下旬以来，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已经超过一个月；市民生活的不确定、政府组织的专断、混乱依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尤其是在物资发放、照顾老人和需要帮助的市民的方面，政府方面的滥权、官僚作风及低效，使它完全没有履行自己应有的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海市民通过互相沟通、自我组织的方式进行了各种自救，努力在这样的人为灾难下不至于完全孤立无援。
在封城期间，上海都有哪些民间互助与自组织形式，他/她们经历了哪些艰难困苦，又怎样处理与政府的全面控制的关系？
本期节目，我们来综述介绍上海封城之下的居民互助与自组织。
一、强制封城下，居民自救的多种组织形式
复旦大学社工系发布了一份《疫情下的社区居民自治》的报告，分析了不同居住环境下居民的组织形式及其面临的困难。
首先是生活在老公房等老旧小区中的居民。
老公房是指建于1998年以前的老式房屋，是由政府、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投资兴建的住宅。在这样的居民区，老人居多；很多老人无法熟练使用电子设备，封锁措施对这些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挑战。
根据复旦大学的报告，这类社区的自我组织采取以业主为主的“居委会+志愿者居民”的形式。志愿者会负责尤其重要的团购和物资配送的任务。由于社区中的老人居多，物资的配送更加重要。因此，他们尽量让多个团在相近的时间内到达，然后抽调志愿者进行统一配送。
第二类社区是商品房小区。
这类社区的居民之间相互之间往往并不熟悉，对于居委会的评价也普遍更低，因此在自救组织中对居委会的信任不高，而采取其他方式的组织。
复旦大学社工系的这份报告将这类居民区里的组织方式分为集中式、扁平式与自助式。
集中式的小区依靠共产党党支部或者居民中的能人组建居民信息沟通群（如微信群），招募志愿者，使得微信群成为信息发布、组织团购和解决问题的集中场所。
扁平式则是有多个平行的志愿者小组组成，每个志愿小组的负责人直接与居委会对接，负责一个方面的任务。
而自助式则是在居委会无法履行其职责情况下的无奈产物。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社区“领袖”自发建立社区居民群，招募志愿者来保障居民的生活物资，居民们再通过以物易物、互相交换来维持各自的需求。
报告指出，在这种类型的居民组织过程中，居委会的作用很弱，官方渠道没有建立小区微信群，也没有张贴二维码，导致居民获取信息非常困难。在这种自助式的社区中，不会上网的老人的生活尤其困难。需要子女帮忙在群里团购。或者在一些蔬菜水果肉的团，团长会多团几份，线下售卖给老人，以保证老人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类社区是公寓型小区，这些小区的特点是用户居住时间短、流动性大。因此这类社区往往更为依赖公寓人员的管理。在封控管制下，这类社区有靠共产党党组织、公寓管理人员、公寓活跃住户组长组织等几种形式。这类社区往往有公共空间，居民组织对于公共空间的消毒组织变得非常重要。
除了上述的社区形式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居住社区——弄堂。
弄堂中建筑密度高、老人多。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组织方式，志愿者的年龄普遍偏大，因此在时间分工上，形成了老年人早班、年轻人晚班的安排。在任务分工上，年轻志愿者需要承担更多的体力活，而老年志愿者因为更加熟悉弄堂布局，则更多承担信息排查的工作。
二、大学校园里的自组织与反抗
大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区。大学校园里的居民普遍更年轻、居住条件也普遍更差；在疫情的封锁政策下，他们往往承担着相当大的心理和生存压力。面对诸多不合理的规定，大学生们的组织与反抗也是上海封城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例如，复旦大学被封校已经超过50天。其间也传出过张维为被打、校园暴动等传闻，但由于官方对信息的严密管控，这些传闻最终都无法证实。
不过，在复旦校园内，确实有发生学生们的组织与反抗。微信公众号“苏格拉底很闲”曾发布文章《复旦校园被封45天，复旦发生了什么？》，采访了生活在复旦的学生，还原了封校期间的学生生活。
根据这篇文章，4月4日，复旦大学要求从当天开始，学生足不出楼。学生的饮食全靠志愿者派送。有接受采访的学生表示：“志愿者非常辛苦，前一天晚上由统筹组按照自愿报名的志愿者名单将大家分区。一个志愿者大概负责3栋楼，每栋楼大约80份餐食。”
4月16日，几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人手持工具进入复旦女生宿舍7号楼，引发了复旦学生对女生宿舍安装摄像头的忧虑。之后，大量学生在社交网络表达抗议。有学生在摄像头所在区域和周边的墙上张贴标语表达反对。标语上写道：“要自由、要隐私、不要摄像头”、“反对监视！反对官僚！反对微观法西斯！”
复旦大学随后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学校对个别宿舍楼门厅缺失信号的摄像机进行了维修，并无新装。”
在上海的另一所高校——同济大学，同样也发生了学生有组织的反抗。
在被强制封校之后，生活在同济大学的学生面临着饭菜质量差、女生800人抢50包卫生巾、男生800人抢200桶方便面等荒谬对待。然而，学校领导在召开疫情相关会议时，无视学生的诉求，依然只念通稿。
有位学生因为不满自己被闭麦，将自己的抗议投屏到会议界面上。于是参会者都看到红蓝相间的字体写着：“别他妈了隔壁念你那通稿，谁不会啊，能不能开个麦啊，赤佬”。“赤佬”是吴语区的脏话。
这一行为迅速得到早已对封控措施不满的同济学生的响应，引发大量二次创作。尤其是红蓝相间的元素被恶搞创作。有人把会议抗议的界面用色块做成了画家蒙德里安的版本；有人把同济大学的校徽配色改为红蓝色，或者把校徽中央的图像变成红蓝色块；还有人把文字替换成了所谓“感恩版”，但是沿用了红蓝配色，表达一种讽刺。
随后，虽然该事件带头的抗议学生呼吁大家不要再创作转发，但包括同济大学学生在内的网友并没有停止更多创作的步伐。
三、基层组织的困难与困境
虽然各个社区的居民想尽办法自我组织，进行自救，还发布了相关的资料工具包，其中包含从志愿者招募书到岗位培训、运输物流等一系列材料。但上海居民的生活依然非常艰难，从生活物资到是否会被转运都处于混乱、恐惧和不安之中。
公众号“木铎清音”曾经发表文章《疫情防控中，为何基层总是这么难》，分析基层组织面对的困难。文章提到基层组织缺乏行政力量与合法性，但却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属地责任。
这也是基层的居民志愿组织所面临的困局：这些自治组织承担着大量维持居民生活的责任，却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抵抗政府权力滥用给居民生活带来的破坏与不确定性。
在租金昂贵的上海张江公寓，居民代表与官方就强制搬迁进行过三次谈判，但最终仍然被政府强制驱逐。
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居民自我组织还面临着内在的恐惧和不信任。
自媒体“先生制造”采访过一位在两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区建群自救过的居民。文章提到，当居民们对“清零”的政策出现意见分歧时，有一方熟练地怀疑另一方是间谍。
曾提出应重视个人生活附近联系的人类学家项飙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对于阳性患者的恐惧和猜忌，使得部分上海居民“非常愿意听从比较严格的或者说过度严格的抗疫措施，但同时它也成为化解基层互助的力量”。
在强制封城中，面对不履行职责的政府，上海居民们用自己的联合努力进行自救，其中的困难与成就，都是现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个人关系的一个缩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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