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原吉像，取自明王圻、王思义撰《三才图会》。（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明朝十六帝，没有一个是逝世于京师，但客死他乡的只有一人，就是明成祖朱棣。朱棣客死的地方称为榆木川，是今日的内蒙古海拉尔，世称此事为“榆木川之变”。从史料记载看，朱棣是一天天病死的，而非暴毙身亡。朱棣作为大明帝国的主宰者，记挂的事情自然很多，牵挂的人也很多，导致他在临终前心事重重，说了许多话，包括交代了后事。在这些话中，有一句话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很值得玩味。《明史･夏原吉传》载：“北征……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
不过，夏原吉到底是谁？怎么会让朱棣皇帝在临终前，说出了“夏原吉爱我”？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其实，夏原吉（1366年－1430年）乃是明初杰出的政治人物，同时长期担任户部尚书。夏原吉，字维喆，号麓潜子，湖广行省潭州府湘阴县县城夏家桥人。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自朱棣的靖难之役后，官至户部尚书，与蹇义并称于世，执掌户部二十余年，是大明帝国的财务总管，政绩卓越。为官至宣德五年（1430年）逝世，获赠太师，諡忠靖。
我们从朱棣把帝国的“钱袋子”交给夏原吉，可知这位大明大帝对夏原吉是非常信赖的。事实上，夏原吉也干得非常出色，特别实在，尤其在“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这三件花费惊人的大事上，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明史･夏原吉传》），可谓兢兢业业，履职尽责。
朱棣自迁都北京之后，几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北征鞑靼上面，他不顾己身罹患疾病，不辞劳苦，几次御驾亲征。在亲征前，很多官员、近臣、医官纷纷劝朱棣不要兴兵，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将士疲惫，有的说龙体欠安，也有的说军饷不足。
夏原吉也加入了劝谏行列，他是出自于对帝国和军民的关爱，同时也出自于对皇帝朱棣的关爱。作为户部尚书，夏原吉深知，征安南、下西洋、建新都三件大事之后，国库空虚，军民疲惫，不宜再穷兵黩武，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作为心腹重臣，夏原吉也知道朱棣身体不好，常年风湿病痛，不宜远征，以防发生不测。
夏原吉的考虑，应当在所有官员中，是比较全面的，因此其劝谏可谓极有说服力，“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明史･夏原吉传》）。然而，朱棣北征心意已决，不但不听夏原吉的劝说，反而在震怒之下免除了夏的官职，甚至抄了他的家，将其下狱。
夏原吉一腔热血、一颗忠心，却有此遭遇，令人悲叹。事后，朱棣两次御驾亲征，“明年北征，以粮尽引还。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明史･夏原吉传》），两次无功而返。北征期间，朱棣因“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旱寒”（《明太宗实录》），最终病倒在班师途中，后历“榆木川之变”而崩。
朱棣在经历了这次的挫折之后，才真正明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在最后的日子里，朱棣醒悟过来，真正的明白了夏原吉劝谏时的良苦用心，但悔之晚矣，遂在临终前说出“夏原吉爱我”的话来。
这位大明皇帝之所以在驾崩前说出了“夏原吉爱我”，应该富含两层意思。其一，朱棣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认错了；其二，朱棣留下这句话，就是为夏原吉平反。
后来，朱棣驾崩的消息传到北京，太子朱高炽“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狱，与议丧礼”（《明史･夏原吉传》）。
夏原吉官复原职，朱高炽还特地让他进少保，兼太子少傅，食三禄。夏原吉坚决不接受，最后只接受了二禄。鉴于夏原吉是魏征似的谏臣，朱高炽送了他一块四字银章——绳愆纠缪，赐予他纠正皇帝执政错误的特权。
朱棣雄才大略，这无可厚非，而夏原吉作为臣工，作为心腹，在劝阻朱棣北征的问题上尽了最大努力，可惜最后仍无法改动朱棣的决心。朱棣与夏原吉虽只是君臣关系，但朱棣对夏原吉的信任极深，非一般官员可以拚敌；夏原吉身为臣子，对皇帝朱棣则怀着关爱之心，可谓“忠君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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