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1月7日讯】（接上文）十七、男爷们儿得“乳腺癌”，也能买豪宅
中国大陆是1997年正式进行住宅商品化改革，从这以后：
1、不再分房子，实现货币分房
2、大规模发展房地产
3、大规模强制拆迁
4、几乎把全国的大城市都拆没了，换了一遍，威力相当于100次文化大革命和100次原子弹轰炸
5、造成了房价高涨，吸光了中国老百姓的存款，让大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6、使中国人失去了消费能力，不敢生孩子，造成了中国人口大幅度下降，走上了民族灭绝的绝路
但是，不要以为中国共产党是从这一年开始房改的，其实早在193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实际上开展了商品化住房“改革”。滥觞于共军的干部政策。具体时间大家可以查一查，我不确定具体时间，但是确定文件内容。毛泽东大概在1929年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专门强调：干部和士兵不能是一个待遇，干部的待遇必须高于士兵。如果坚持干部和士兵一样，就是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干部都要繁殖后代，为此共军制定了一个政策，主要是针对男性军官的，可以结婚的条件是：28岁以上；党员，正团级以上。当然党政干部也可以参照执行。不能因为毛泽东不是军官，就拦着他抛掉贺子珍，跟江青结婚吧？还要给窑洞呢。
为什么要提出明确规定，因为要给待遇，要给予方便，甚至直接为军官找老婆。女性而且年轻漂亮有文化的女性毕竟很紧缺。结婚，必然要提供住房。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共产党房地产最早的政策。从这个政策可以看出：从一开始，房子就与级别，党籍和岁数有关，毕竟没有岁数不可能达到这些条件。而和钱没什么关系。1949年建立共产党政权初期，共产党甚至没有大规模使用人民币。也没有那么多。而是使用小米当钞票，实行配给制，当然也包括分配使用房子甚至配家具！
文革中，团中央被毛泽东打倒，第一书记胡耀邦被关进牛棚，也就是私搭乱建强制劳动的监狱。现在新疆人民被关进的集中营，比胡耀邦总书记当年的牛棚条件都好，你们还不知足，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中国青年报也被停刊了，全体人员一律去河南省农村种水稻，好像是河南信阳，接近湖北，水源多的地方。
1978年，党中央批准，恢复团中央工作，召开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青年报复刊。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人员，在10年动乱中，迫害致死一些，调走了一些，剩余的都不能够完成出报纸、采访的基本工作，所以必须大规模招人。但是1977年年底才恢复高考，刚上了一年学的大学生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报社招人基本上对文化水平没有强制性要求，所以招进来许多工农兵大学生，包括：樊永生、宁光强、梁长春。和中学文化的陈小川、李大同。
樊永生那年26岁，江苏连云港人，被任命为江苏记者站站长，这就是正处级。中国有驻外大使，去大国任职的比如现在的秦刚，都是副部级，大家知道这种惯例。但是不知道的还有中央单位驻地方机构的待遇和级别。一个记者站哪怕只有一个人，如果任命为站长，也是副处级正处级；哪怕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机构，当地政府也要给予各种方便，包括在住房上提供便利，1997年以后就要提供买房子的优惠。
据樊永生老婆徐国云介绍，那时候樊永生是江苏省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非常了得。
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报社编辑部的干部多多少少参与了一些，比如记者部主任郭家宽，科学部兼任学校部主任李大同。本来是要把这些人提拔为副局级干部的，但是六四之后上级和戒严部队大清查，这些相关人员降级或者规定以后不与提拔，报社的提拔计划就必须改变。于是从各地记者站调来了几个正处级的记者，江苏的樊永生，辽宁的马役军和高峻，湖北的汪发楷，山东的宁光强。一旦进京，家属也都带过来，老婆的工作报社安排，住房是副局级三居室。樊永生是副总编辑，老婆徐国云分配到我们群工部当编务，汪发楷的老婆在报社图书馆。宁光强的老婆是总编室白班编务。高峻的老婆杨丽洁是报社工会。后来当了工会主席，这个职务是正处级。退休金与正教授差不多，也就是高于今天蜚声海外的华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副教授！马役军的老婆离婚后就去了国外，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后来也找补回来了，50多岁的时候找了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刘丽梅，安排在报社共青团生活部，不久就是副处级。那时候马役军已经调到中国改革报了，属于国家发改委系统。
樊永生的三居室与陈小川前妻的三居室挨着，都在仓夹道胡同报社的宿舍院子内。那时候，报社编辑部大楼装修，体育部临时到这个宿舍楼办公。这之前我在群工部，与徐国云是同事。她大概也是工农兵学员，在江苏是中学英语老师。但是连信件也不会转。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要接到很多上访信。我们编辑看完，觉得应该转到各省市的信件，就交给徐国云。很简单的工作，找一个大信封，把同一个省的上访信装进去，在信封上写上：济南，山东省委收。就可以了。但是徐国云不是地理老师，不会写，都是直接写：某省省委收。邮局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地理老师，没有省会，就不知道怎么办，济南和青岛都听说过，是不是青岛是省会啊？所以一律把这种信件退回来。我好动，经常去收发室拿报纸。也为了写稿子，给外面投稿。所以就经常先看到这种退回来的信件。也不能找副总编辑夫人的麻烦是不是？就再写上省会城市，寄出去。这难不倒我，1973年，我们上初二，地理范老师那次期中考试，就是发一张空白的中国地图，填上省名、省会，地方填对了，就是100分。我就得了100分。（开个玩笑，没这个考试，也应该知道各省省会）
我还拍过徐国云一家的马屁。那时候我喜欢听许国璋英语。磁带很贵，一盘好几元钱。徐国云说她儿子和女儿也要学。我就使用录音机给他们翻录。原版带子是日本索尼牌的，串的带子是国产的，质量很次，老坏，我就赔了，但是装作没这回事。但是这马屁白拍了，后来樊永生整我不管这一套。
1999年中国青年报的全员解聘全员竞聘改革，樊永生是常务副总编辑，负责安排离岗人员的工作。这个时期先是国家人事部出台了一个《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方案》。部长是80年代接替胡锦涛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1986年我作为团中央工作团成员，在刘奇葆率领下去广东工作，宋德福到团中央大门口的大厅送别，我和他握过手。
事业单位分为共产党的，比如媒体、民主党派及其机构，比如《人民政协报》。还分为政府的，中央政府就是国务院的。新华社就是国务院的事业单位。人事部按说只能管政府的，管不着共产党的。比如都是媒体，但是新华社属于国务院。我们属于党中央系统。人事部可以管新华社但是管不着党中央直属机关。但是宋德福不管那一套，眉毛胡子一把抓。他提出富余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改革应该是“先挖渠后放水”。为什么要搞这次改革，他也不明确。媒体瞎猜，北京晚报写了一篇《请你不要叫我处长了》。就是说要取消官本位。党的干部，就要搞官本位，你国务院的人事部管得着吗？出了事儿，你有权力管吗？交通法规有了，没警察行吗？美国的交通法规为什么执行得好？因为警察厉害，廉洁，效率高。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就曾经是光明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这个报纸是副部级，这个部门在正处级和副局级之间，没了事业单位的官本位，共产党的统治怎么维护？
因为这个改革文件就是瞎折腾，所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这一关都没有通过。只有通过了，才能由总理签字成为法规，实行一段时间后，再进入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后成为法律。但是因为它很荒唐，都侵入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就完全没有后来了。这个文件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过，他们有一个版面专门转载法律法规。大家可以查。
但是中国青年报是怎么执行的呢？成立了好几个子报，就是先挖渠了，但是没放水。引来了新的水，就是毕熙东的侄子，情妇，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各种马仔。樊永生完全不管。他找我谈话，牛逼哄哄：文化生活部的田野，家里有房地产公司，我跟他谈了，说“那你就回家专门搞房地产。”“方向明在杂志社兼职，月薪8000元，我说那你就调过去”。但是他对我这种热爱本职工作，过去几年又在年终考评里没有不合格评语的人，没做出什么结论和安排。只是不管我的工作就足够了。
没了工作，3个月不上岗，就停发基本工资，就自己找单位调走。他就是这样执行人事部的政策。报社人事处就是整天催我调走。我都要被逼疯了！
就在这个时候，2000年春节，王长安自杀了，报社只好暂缓执行停发工资的政策。我后来就去了毕熙东手下，当临时性的校对。
当时，徐祝庆升为社长，总编辑李学谦原来是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从来没有办过报纸，傻逼一个。报社的几个副总编辑也不是真的看得起他，唯有樊永生紧紧跟随，所以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编辑”。是业务的大拿。总编辑其实并不负责具体的编辑业务，比如看大样，审批大样。
樊永生只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严格来说只有中学文化。而且是从记者站上来的，记者都是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写了稿子没有人可以一起切磋，把稿子发到北京编辑部就完事。一直到现在，地方记者的文笔、逻辑、语法等也是最差的。樊永生看大样，就是盲人骑瞎马，视力不好的人不戴眼镜就开快车。必须出事儿。不出事儿，是因为责任编辑负了责任。
2003年，大祸就降临到樊永生的头上。前面说过，报社的总编辑和几个副总编辑都是分管几个部门，这些部门搞活动，弄来钱也要孝敬主管领导。当然，主管领导也要干活，比如给大样签字。大报的记者陈杰人写了一个武汉大学生卖淫活动猖獗的稿子，大报没敢用，分管《青年参考》的樊永生说我们用。但是他没有对大样进行必要的修改，就出了事儿。我估计主要是这句话有毛病：
据一位"业内"的女大学生介绍：现在武汉地区的女大学生中，至少有8～10%从事这个行当。
这句话提出了具体的百分比：“至少8-10%”。这句话的语法也是不通的。至少，就是一种模糊的说法，下面就不能说8-10%。应该说“至少8%”。至少，是只有一个下限。现在还有上限，那应该说“在8%-10%之间”。
武汉高教局的反驳意见说，这个比例是错的，你们拿出证据来！
这就打中了要害。像这种事情，应该模糊化处理，别有具体的数据。武汉女大学生假如20万人，8%就是16000人，你能拿出这个名单吗？樊永生这个工农兵大学生哪里有这个脑子？就签字了，就出版了，大祸就降临了。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记者陈杰人被“开除”。应该是“解除人事合同”，但是中国青年报一贯没有法制观念，装糊涂。就这样在报上写了处理决定。樊永生被调离，最后去了中国保险报，就是保监会的报纸。中国除了党报，还有“行业报”。主要是国务院系统的各部委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发行面很窄，主要吃公款，员工和干部的收入也较低。它们比起大众很熟悉的中国青年报就差远了。所以樊永生名利都受到巨大损失。
心情就很抑郁。调走后不久，2005年，他老婆徐国云作为中国青年报的退休职工也买了湖光中街2号院1号楼的大三居，150多平方米。和我一个楼。21层的楼，我是几乎最便宜的2层，他是最贵的20层。即使这样，马年华等人还说：“老樊现在去了行业报，收入大大下降，真可惜。”在海外以出版《赵紫阳传》而闻名的作家卢跃刚，也是中国青年报冰点的副主编还给主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赵实写万言书，为樊永生打抱不平。说他是“君子”，不应该受到如此的处分。
工农兵大学生都是红五类，毛泽东的亲儿子，文盲，却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有这样的君子吗？他要是君子，习近平也是君子。所以，不能认为卢跃刚出了一本《赵紫阳传》，就说什么都是对的了。
樊永生抽烟很凶猛，也不喜欢锻炼身体。在报社当官，饭局少不了。即使受了打击。
刚住进新楼房，他就查出了乳腺癌。男爷们也会得乳腺癌？可以得。因为男人也有残存的乳腺，就可以成为病灶。特别是不爱运动爱抽烟的人，胸部脂肪堆积，就可能导致乳腺癌。加上樊永生受了处分，心情不好，于是癌细胞就在他的胸部发作了。因为他是副局级，医疗本是蓝本，实报实销，所以他的医疗是有保证的，使好药，化疗，折腾了一两年，总算好了。
他和我住一个楼，见面也点头。我女儿养了一条狗，我2007年上班后，买了一双旱冰鞋，有时候去院子里街上遛狗，我就穿上旱冰鞋。那天我又是这样出门遛狗。樊永生也在院子里散步。我就说：“老樊，你知道你让我下岗，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损失吗？”谁知，他竟然说：“谁让你下岗的，跟我没关系！”我说：“难道不是你作为副总编辑负责待岗人员的工作安排吗？”“不是我，我不知道。”他这样混蛋，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时也很气愤，就抓住了他的体恤衫，大骂了他一顿，自然带了脏字。他也和我对骂。他是病人，我穿着轮滑鞋，也没想打架。几分钟之后，我就松手了。
几天之后，主管检查组的副总编辑何春龙就找我谈话，说了这件事。我自然要讲述这些年待岗，上岗还拿待岗待遇，给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何春龙也没辙。
报社采用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模式。所以樊永生虽然离开了报社，但是他也只花了80万元，买了价值1000多万元的豪宅。就是2008年我当面骂他的时候，房价也已经涨到了四五万元。高峻调到了团中央的青年友好交流中心，但是他老婆杨丽洁还在报社，也买了大三居。女婿是国家安全部的。宁光强也是大三居，梁长春何春龙都是大三居。这些工农兵学员都是住豪宅的命，你服不服？当然何春龙不是工农兵学员，他是自学高考，大专。他当总编室主任的时候，据说天天呆在报社不回家，他老婆说自己“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但是他后来把老婆孙惠兰培养成报社的处级干部，从印刷厂的工人。又把女儿何某弄进报社的网站中青在线，一家子一个月从报社拿走四五万元。李克强知道吗？樊永生与何春龙相比，是有一点惨。但是樊永生也让自己的儿子樊金戈在报社的子报干了好几年。宋德福先挖渠，后放水的政策就是这样执行的，我待了岗，肥了他们。这就是改革。现在海外自媒体包括周孝正教授老说习近平放弃了改革，“全面左转”，好像改革是多么大的好事，可是我知道：改革就是要没权没势人的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