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3日，香港市民自发举办了“香港之路”的人链抗争活动，21万港人手牵手筑成人链遍布香港各区。（图片来源：庞大卫/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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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12月1日讯】位于东欧的立陶宛人口只有约280万，不到香港四成（香港有750万人口）。近日立陶宛副外长Mantas Adomėnas接受《立场新闻》专访时表示，“立陶宛官员没有意向前往北京冬奥”。Mantas Adomėnas认为立陶宛加入反共联盟，某程度上是受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影响，这场运动改变了游戏规则。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曾以“鼻屎小国”形容立陶宛，不过这样的小国却被《外交政策》誉为“欧盟其中一个对民主价值与人权最坚定的捍卫者”。这称号不仅因为“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得罪中共，立陶宛也同意收容遭受白罗斯打压的反对派领袖。在外交杯葛北京冬奥的呼声中，立陶宛也是走得最前的国家之一。
立陶宛副外长Mantas Adomėnas表示，“立陶宛官员没有意向前往北京冬奥”不过他补充道，是否前往北京，最终仍是由受邀官员决定。
早年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十分亲近。中国驻立陶宛大使申知非以“黄金时期”来形容2009至2019年的中国－立陶宛关系（简称“中立关系”）。而开创这时期重要人物是时任立陶宛总理——库比柳斯（Andrius Kubilius）。12年后的今天，他与欧洲议会议员一道访台，成为欧洲议会史上首个官方代表团成员。立陶宛“反共”之意，不言而喻。
Mantas Adomėnas说，他不会用“黄金时期”称呼那10年，而会说“幻象时期”。中立关系的转捩点在2019年。那么201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Mantas Adomėnas说，某程度上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改变了整场游戏（a game changer）”。
2019年8月23日，香港市民自发举办了“香港之路”的人链抗争活动，21万港人手牵手筑成人链遍布香港各区。同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中心一处广场，超过100名当地民众亦在手牵手声援香港。广场上同时却在上演着另一个由中国外交官员召集的活动。参与人士挥舞中国血旗“踩场”，引发骚乱。事后立陶宛警方控告两名中国公民扰乱公共秩序。立陶宛外交部指责涉事的中国外交官员“做出有违本分的过激行为”，“与他们的外交地位不相符”。
Mantas Adomėnas指，事件“向立陶宛社会发出强烈讯号”，显示立陶宛的价值与中国-立陶宛关系有冲突。“在那以前，香港、新疆人权，比较属于学术问题。此后，这些问题就变得十分鲜明。”由此，立陶宛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取态开始转向，政治层面亦随之改变。“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决定、民众心态的改变，会自下而上推展。”此后立陶宛就进入对中国政府“幻象”破灭的时代。
Mantas Adomėnas回顾往日，认为幻象之一是：“自由民主议题，可以与贸易及经济利益议题分割”，但事实证明不行。幻象二是：中国有庞大市场，“人们可以很快致富”，然而他说企业家应该自问，为何利益这样大？“通常庞大回报会与庞大风险挂勾”。幻象三是：贸易与科技合作会为中国带来更大民主，令中国更尊重人权，“而这并不正确，实际是过去约10年，我们看到的是相反”。幻象四是：“中国是个完全和平的国家，在东欧及世界各地没有地缘政治利益”，而实际上北京一直试图透过外交协议，让其他国家站在中国政治利益一方。
自2019年起，立陶宛政界开始浮现大量针对北京的声音。立陶宛国会亦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谴责中共的新疆政策；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推却中国在Klaipėda深水港的投资；立陶宛国家安全部2020年发表威胁报告，将中俄列为最大安全威胁。
立陶宛能成为今日的民主国家，背后也有一段血泪史。Mantas Adomėnas说，18世纪立陶宛大部份土地被俄罗斯帝国并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陶宛在1918年宣布独立，但二次大战后再被苏联占领，立陶宛民众游击抗苏，一直持续至1950年代。1989年，立陶宛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进行“波罗的海之路”人链示威，200万人手牵手组成总长度约675公里的人链，要求脱离苏联独立。1990年，立陶宛再次独立，成为首个自苏联独立的加盟共和国，至今。这段故事对立陶宛今日的政治立场十分重要。
Mantas Adomėnas续道，“31年前我们在民主国家的帮助下，自苏联极权解放自己，现在我们不应忘记自己有道德责任去支持人们争取自由、民主，与创造他们政治未来的权利。这种精神，推动我们与白罗斯、台湾和香港社会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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