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共搞大跃进，要农民吃“公社食堂”，结果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网络图片）
“信阳事件”第一推手吴芝圃
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的中国三年大饥荒的真相，经过整整半世纪学者和传播工作者的追寻，最近才得以浮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描绘了一幅赤地千里、举国悲恸的浩瀚画卷，提出死于饥荒的人数为三千六百万（稍早，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也不约而同地采用相近的数字），北京知名学者，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痛称，这场大饥荒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因为三千余万无辜者是死于一个独裁制度之下，其惨烈程度史无先例。
现在，我们出版的《信阳事件》则是一个个案的精心解剖：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饥荒的来龙去脉。一个人口六百万的鱼米之乡，竟然在大饥荒不到一年时间内，饿死一百余万人！作者乔培华女士是中共河南省党校的教授，她对信阳事件的研究，不仅深入占有当年报刊资料，访问当事人，走访区内十多个县市，而且，查阅到至今尚未解密的许多相关文件。鉴于大饥荒仍是中共档案中高度敏感的部分，作者援用时，只能采取间接引述的方式，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内部文件〕）。而且，论述的语调，保持着体制内可以容忍的分寸。尽管如此，本书至少现时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
因而，我们有幸透过这些第一手的内部材料，洞悉这样惊人的一宗严重事件在封闭的中共体制内怎样被操作、被定位、被了结，以及那些讳莫如深的统计和细节怎样赤裸裸地展示出来。
信阳事件是研究大饥荒的首选
中共党内外，国内外对大饥荒的研究与记录，无不以信阳事件为首选，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案例意义。大跃进运动的缘起，河南省对务实派潘复生班子的清算，两次中央会议在郑州召开，河南成为先进的“跃进省”，成为毛乌托邦盲动主义的基地和样板。然后，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高层势力的非常事件，力挽狂澜的最后预警被消音，饥馑神风的大袭击终于挟着高征购、反瞒产的烈焰降临不设防的神州大地，狂轰滥炸、尸横遍野。首当其冲者，就是河南信阳。
信阳顿时变为鬼域。“老百姓饿到了灵魂出窍的地步”，把一切能吃的东西统统吃光，家家死人，路口村边到处是死尸，最后吃尸体、吃活人、吃亲人。成村成户地人死绝。光山县解山公社六百多自然村，死绝人的村子达一百七十五个；八千户人家，死绝一千六百户；三万六千人口，死掉一万三千人。有的生产大队，人口饿死四成。同时因偷食而被干部打死的、关押的不计其数。干部如狼似虎，多吃多占、享受特权，而且严密封锁灾区，控制邮电，不准向外求援告状，不准出外逃荒求生。制造一个王任重承认的“恐怖世界”“黑暗世界”。中央来人调查，称信阳饿死七十万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检讨，称信阳饿死人有一百多万。
其实，当时饥饿的死神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横行肆虐，安徽、甘肃、四川、湖南、广西等许多传统富裕地方已经沦为人间地狱。
用阶级斗争掩盖摧残农民的罪责
中共党内的秀才们以至任何思维正常者，都明白酿成信阳那样的惨剧的真正原因何在，毛泽东本人在内部也承认是“高指标、高征购”所致，但是，实际善后处理的手法，竟又是开展一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将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县、社、队各级干部定为阶级敌人。大面积饿死人，则是敌人的阶级报复。镇反的指标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大队杀四至五人”。虽未照办，但照此方针大量关押批斗已是事实。自称“犯了大罪”的吴芝圃，在其向中央呈报的检讨中这样写：
“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权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于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一九六一年二月，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宣布中国断然拒绝对饥荒的援助，外长陈毅也声称“我们绝不向美国乞讨！”三十年来，外资滚滚流入中国。斗转星移，今非昔比。然而，信阳治国模式的遗产，对中共是否还有利用价值？读过这本书，可以沉思。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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