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领导人遭受严重校园暴力。图为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红卫兵“斗争”师长。（网络图片）
接上文：文革时人性全无的血腥大学
三、董怀允在文革中的遭遇
董怀允，男，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系教学秘书。1966年6月后遭到大字报攻击并被划入“有问题的人”类别中“劳动改造”。董怀允在1967年7月28日上吊自杀。当时年龄40岁左右。
董怀允在1966年6月中就成了“有问题”的人。那是因为在1964年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受到攻击，可是北大的“社教”不久以后翻过来了，他很高兴了一阵。到了文革又翻了过去，而且北大的“社教”的反复被说成是“1965年发生的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1966年6月5日社论）。这样，董怀允又成为“有问题”的人。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所谓“黑帮”的暴力性攻击。董怀允目睹了殴打、罚跪与戴高帽子等等行为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董怀允的家在城里，他在北大单身宿舍有一个床位。
1966年7月初，领导北大文革的工作组指令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数学力学系成立“文革委员会”的时候，工作组不准董怀允参加会议。他和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人被编为一组，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当时和他一起被编入“另类”一起在食堂劳动的人中，有同系的丁石荪老师。丁石荪在19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学校长。
1966年7月26日晚上，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文革领导人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大会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被撤销。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组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劳改队”，把前一阶段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放入“劳改队”管理。
1966年7月28日，董怀允上吊自杀。他已经目睹“618事件”，他了解到了中共要的就是那种式样的暴力攻击，“劳改队”马上就要建立，他不愿意在“劳改队”中受侮辱与损害。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一个星期之后，北大英语教授吴兴华就在“劳改”中被强迫喝了有化学品的污水而当天死亡，44岁。吴兴华死后还被解剖尸体以证实他是自杀，为了“对抗文革”。
北大数学力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是著名数学家。他动过癌症手术，而且高度近视。他被强迫抠干净厕所墙上的尿碱，他得几乎把脸贴在墙上面，才能看清楚。
在1968年，北大数学力学系还有三名教员遭到迫害而自杀，还有一位教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四、为什么害死众多大学领导人
在文革初期遇害的32名大学领导人。他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死亡时期为顺序，排列如下：
赵宗复，太原工学院院长 1966年6月21日
江隆基，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6年6月25日
高芸生，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966年7月6日
陈传纲，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 1966年7月
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6年8月2日
李敬仪，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兼党委副书记 1966年8月3日
李达，武汉大学校长 1966年8月24日
言慧珠，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 1966年9月11日
陈序经，南开大学副校长 1966年
岑家梧，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 1966年
韩克树，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院长 1967年
孟宪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1967年
赵明新，中科院华东分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967年1月
邵凯，辽宁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7年1月23日
田辛，华东化工学院党委代理书记 1967年8月2日
孙泱，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7年10月初
魏思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7年10月30日
向隅，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1968年
王建中，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范乐成，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1968年
唐麟，湖南大学副校长 1968年2月18日
彭康，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8年3月28日
常溪萍，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68年5月25日
高仰云，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1968年7月27日
蒋梯云，同济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常委 1968年7月27日
李广田，云南大学校长 1968年11月2日
翦伯赞，北京大学副校长 1968年12月18日
范乐成，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1968年
李秋野，北京外贸学院院长 1968年
张敬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70年６月7日
王颂咸，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 1972年
李劫夫，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76年12月17日
附记：1966年夏秋之后，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北师大等单位均出现过大量的高级知识份子自杀群，仅北京大学就有包括汪签、董怀允等人在内的24名教授和讲师被逼自杀身亡，名不尽录。他们的受难故事，请看他们各自的条目。
文革前实行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共党委书记是大学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中共党委书记和校长，二者常常由同一个人担任。副校长和中共党委副书记也常常是兼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得到学校的领导职位，首先是由他们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本文把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统称为“大学领导人”。
他们的遭遇和死亡模式相当一致：1966年6月间，他们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他们的上级党委定为“黑帮份子”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停职或者撤职，并且遭到大会“揭发”和“批判”。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之后，他们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被殴打，被剃头，被游街，被关押，在校园里被“斗争”和“劳改”。这种野蛮残酷的迫害继续了三年。他们就在这过程中，即1966、1967、1968年间，或者被“斗争”死，或者在遭到野蛮“斗争”以后自杀，也可能在关押中被折磨殴打而死却又被宣告是“自杀”。以上26人名单中，只有一人是在遭到长期关押和折磨后在1970年死亡的，其余全部死亡于1966－1968年间。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发生的这种死亡模式的一致性，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发动的文革导致的，这是中共文革领导班子领导的结果。
笔者个人所作的调查，涉及面有限，然而，仅仅在有限的对全国大学的调查中，就发现了这一长名单。而且，这个名单没有包括被殴打成残废或重病的人。这张死亡名单表明了大学负责人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如何残酷的打击与迫害。也可以从中知道，文革中在大学里面发生了多么严重的暴力迫害甚至杀戮。实际上，在文革中，所有的大学领导人都遭到了“斗争”和进过“牛鬼蛇神”队，都曾经被关押禁闭，都遭到肉体的和心理的虐待与折磨。笔者没有发现有学校例外。
大学本来是一个社会里有文化讲文明的地方，但是，文革却使中国的大学变成大规模暴力迫害的发源地和发生地。从社会变动的角度来看，大学在文革中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即校园暴力迫害的大规模发生和发展，是“文革”在剧烈改变社会传统以及行为规范方面的最成功的例子。
根据笔者的调查，文革中，暴力性“斗争会”（即用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游街、体罚等方式“斗争”所谓“阶级敌人”）、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即后来被俗称为“牛棚”的），都在大学里最先开始大规模发生并且发展起来的。这些迫害手段流传全国，害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学领导人，则是校园暴力的最严重的受害者群体之一。
在文革中，大学领导人是最早被“揪出来”并且最早遭到“斗争”的一类人。
在1966年6月以前，“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杂文”是当局通过报纸杂志“批判”的，中共高层干部“彭罗陆杨”是在共产党的高层会议上被宣布免职然后被监禁的。文革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个人写的一张“大字报”之后。
北京大学七个人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硕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校长中共党委副书记。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攻击北京大学的当权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这张大字报把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转到了教育界。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学校全面停课。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对这张大字报高度赞扬的做法，猛然改变了文革的激烈程度。这是文革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学的陆平和彭佩云是最先被“揪”出来的大学领导人。十天之后，“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宣布校长蒋南翔（也是高等教育部部长）“停职”。全国各省的中共省委也各自“揪”出当地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各省的共产党党报都报导了有关消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批判斗争”，还由中央级报纸作了全国性报导。
在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后，很多人还是不敢反对本校的领导人。但是“工作组”进校，宣布原学校领导人“靠边站”或者“停职反省”，校园里的情况立即就彻底变了。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成为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而不再仅仅是一些知名作家学者和最高权力圈子中的失势者。充当文革的攻击手的，也不再仅仅是少数写“批判文章”的“左派”文人，还加上了千千万万的学生。
在“工作组”的引导下，学生们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工作组”还召开大会，“批斗”原校领导。大会上有很多人作慷慨激昂的发言。往身上贴大字报，往人脸上涂墨，推人，打人，揪头发，种种暴力现象发生。有相当一些人以这种行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到清华大学领导文革运动。这是对“工作组”的权威性的强化。显然，没有她这样的高层权力人物指挥，学校里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倒”校长兼高教部长的蒋南翔呢？要知道，1966年时候的蒋南翔，不但有那么高级的职务，而且，他代表共产党在教育界的权力，这种权力之大，是其他社会制度里的大学校长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权力绝不允许学生和教员挑战和质疑。但是在1966年6月，由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决定，蒋南翔立即成了阶下囚。蒋南翔的工作班子成员和部下，经过短短时间的对上级意图的观望和揣测，了解到中央意图后，都立刻转向，站到攻击他的这一面来。
“工作组”的做法是，把大学的原有领导当作“反动堡垒”“打倒”，不管那些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资深干部，也从来不曾反对过上级党委的方针路线。但是，工作组不同意对被“打倒”的文革运动对象施加大规模的暴力虐待，同时，他们强调“斗争”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
北京大学“工作组”1966年7月3日上报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一月情况汇报提纲》明显地体现了他们的意图。
《提纲》说：“北京大学是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据点”。陆平和“原北大的反动的社会基础结合起来，依靠、重用大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人，结成反党的宗派集团，控制了校、系两级领导大权，施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北京大学已“成为一个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右麇集的顽固的反动堡垒”。《提纲》说：“618”事件“制造混乱，企图打乱工作组的作战部署”，把“文化革命引到邪路上去”。（《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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