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陨落记之二：建立“敌对势力”数据库(图)

中共在香港渗透多年，积极发展党员之际，还罗列黑名单，分裂香港社会。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港。（图片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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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1月23日讯】工委《对香港目前局势的一些思考》的报告提出三个对策：一，建立敌对势力数据库；二，成立网络心战团队；三，由政府成立智囊机构，谋划长治久安的方法。笔者将逐一介绍这三个对策。

关于建立敌对势力的数据库，文件原文这样说：

• 进行一项有耐性的、长时间的数据搜集，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脱离道德的方法搜集，当然，可以从新闻中搜集。

• 这些资料一旦需要用的时候可以随时抽出，多旧的帐亦不怕重复番、不停番。这些数据可以完全配合大小媒体，而且一方面满足人爱知幕后消息、不为人知之事的欲望（私隐求知欲），另一方面可以完全破坏对方的公众形象。

• 同时，部分小道数据甚至可以凭空捏造，例如在网络上流传，造成三人成虎之势，日久即变“事实”。

所谓“敌对势力的数据库”，用通俗的话就是“黑名单”。中共早在回归前就已经在香港建立了各行各业的“黑名单”。笔者当年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时，就曾经“参观”过一个专门用来收藏“黑言论”录音带和录影带的地方，里面放满各个电台、电视台不同时事节目的录音带和录影带，由于当年数码化技术还没有面世，主要是用cassette 带保存，这些音带与影带的保存占用很大面积，摆放了整整一个房间。笔者认识政协委员吴多泰先生，他的夫人朱莲芬女士是《文汇报》一个专栏作家。她告诉我，有国安部的朋友劝她不要再写专栏，因为安全部对每一个专栏作家都会建立档案，无谓因此而进入国安部的监控范围。她惊异地问我，连为《文汇报》写都不行吗？当时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到了回归前夕，一个国安部的朋友找我，想听听我对回归过程中如何保持香港社会稳定的意见，他无意中透露，他们为排除回归过程中出现不稳定因素，已经对香港各行各业各界人士中稍有名气或比较有知名度的人都已经建立档案。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他们掌握之中。这些亲身的见闻让我知道中共在香港一直以来都有做“黑名单”的工作。

既然中共早已经是这样做，为什么“7.1大游行”后再重申建立“敌对势力数据库”呢？笔者认为，回归前的“黑名单”工作是由专业部门（即专职的情报部门如国家安全部）在做，回归后同样的工作，除了继续由专业部门做之外，还扩展到由统战部门来做，这意味着中共将会扩大对香港人监控范围（从社会上的头面人物扩大到次一级、次二级的出名的人），而且这种监控工作将发动群众来做而不限于专业部门来做。

上述报告提出的“敌对势力数据库”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有些什么内容？相信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因为自己分分钟被人“建库”（纳入“黑名单”）都不知道。笔者就此问题请教了一些知情人士，据他说，首先是界定“敌对势力”，其次是针对该界别的具体敌对组织，然后就落实到该组织的具体人物。

据知情人士说，从2003年“7.1大游行”后，中共就开始排查在社会各界存在的所谓敌对势力。他们主要针对下列界别：

一、学界（各大专院校及学术机构）

二、学界（中学校，主要针对校长和老师）

三、政党

四、非左派工会及社团

五、传媒

六、社工福利界

七、教会

八、司法界

九、本港及外国驻港的 NGO

十、香港政府公务员

中共的工作就是在上述每一个界别中找出“敌对势力”的组织及人物，然后对每一个人做详细的资料收集。在收集大量个人资料的基础上，分辨出哪些人可以争取、哪些可以中立化、哪些必须打击的具体人名册。

在每一个界别里，中共要求做到对每一个界别内知名度比较高的每一个人按其对中共是“敌、友、我”的政治面貌来“排队”（这是中共统战术语），然后施以不同的统战政策。对属于“我”者实行“拉拢吸纳”；对属于“友”者实行“先使之中立化，后转化其立场”；对属于“敌”者则实行“打击消灭”。这种把人群按照“敌、友、我”进行分类的做法是中共统战策略的惯技。很自然，这种策略必然导致界别内出现日益严重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最有利于中共掌控这个群体。所以我们看到，在每一个群体，凡是有亲中共的人存在，这个群体必然最终会出现分裂。例如在教师群体，有“教协”之后就有“教联”；在作家群体，有“作协”之后就会出现“作联”，在记者群体，有“记协”之后就有“记联”等，如此例子比比皆是。

笔者试以某一个学界名人为例，说明他们对被认定为“敌对势力”的人物后，中共对其资料收集工作详细到什么程度。笔者认识这个朋友，也亲眼看过他的档案。档案包括五部分，一、基本数据；二、个人简历；三、学术及成长背景；四、社会关系及政治经历；五、评价。其中每一部分又被详分为几个小部分，详细记录了其人出生至今的经历。

据笔者了解，中共对香港大专界171名学者（外籍及大陆籍的除外）的基本情况，都做了上述详尽的资料收集。这些学者的分布如下（笔者按：这是2003年的情况）：

香港大学： 13人

香港中文大学：39人

香港科技大学： 9人

香港理工大学：17人

香港浸会大学：12人

香港城市大学：23人

香港教育学院：32人

香港公开大学： 1人

树仁大学： 1人

岭南大学： 1人

恒生管理学院： 4人

明爱专上学院：13人

香港演艺学院： 5人

澳门大学： 1人

在这171人中，教授27人，副教授28人，助理教授30人，讲师68人，专任导师13人，专业顾问3人，职务不详者1人。每个人的政党背景（如有的话）都一一标明。在这171人中，有24人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他们都是近年在媒体上经常发表批判中共及特区政府言论的学者。在“占中高潮”时，其中22人更被中共当局盯梢并为其记录“起居注”。对这批“不幸”的朋友，中共的盯梢工作是详细到该人物在近期的一些活动、言论、与朋友的交往情况等。笔者认识一个“被盯梢”的朋友，赫然发现在他的档案里，记录了一次他同我一道应邀参加中文大学出版社新书发布会的活动。这次活动是中大出版社应密兹根大学教授洪源远要求，组织一次小规模的座谈会，请几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评论其新书《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的内容。应作者要求，为方便深入讨论，这次活动完全是闭门的，事后也没有发表新闻稿，连同中文大学出版社职员及作者在内也就只有10人左右。这样一个内部讨论会也出现在这个被盯梢的朋友的档案里，则中共盯人无孔不入的程度不可谓不惊人。

除了建立“敌对势力”的数据库外，中共香港工委统战部也非常注意发展亲共的大专界师生。笔者就看过一张有关在香港大学可以培养的“健康力量”的名单（姑且称之为“红名单”），其中的一页就有270人，在笔者看到的这一页中有46人被标示为重点发展对象。在这批重点发展对象中很多都是笔者熟悉的朋友，都经常有接触。他们是否已经入了党笔者不得而知，但从今天（2021年）这46人的“表现”看，除了少数几个人不受中共统战外，绝大部分都成为坚定的中共支持者（用今天的术语是深蓝的人）。

据笔者理解，除了香港大学外，其他各家大专院校都有他们本校的“黑名单”和“红名单”。

不要少看这些“敌对势力数据库”的威力。大家应该记得，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前5天，参加新界西选举的自由党周永勤突然表示，因受到“来自高层次威胁”退出选举，并离开香港到外国躲避。9月7日，周永勤回到香港召开记者会，交代被要胁弃选的经过。周永勤透露在决定弃选前一天，被朋友邀请上深圳，到了一间酒店房，有三名来自北京的人士，要求他放弃竞选工程，又详细读出他身边支持者的生活习惯及财政来源，令他感到非常害怕。周永勤表示，要胁他弃选的三个人背景已经超越中联办，但他拒绝透露对方身份，担心惹上更大麻烦。

周永勤的案例就说明“敌对势力数据库”在起作用：对敌对势力的监控已经到了“无微不至”的境地，不但本人受监控，就连身边的朋友的生活习惯和财政来源都搞到一清二楚。

除了大专界外，类似的“敌、友、我”名单，在其他各个界别都有。有一位教会的朋友告诉我，他有一次应统战部邀请去北京参加一个统战工作会议，期间统战部官员拿出一张香港教会牧师的名单请他谈谈对每一个人的看法。名单大概有五、六十人，他都一一作了自己的评价。

类似拿著名单去找人盘查某人政治倾向的也发生在其他界别。有一个中学校长告诉我，他就曾经被教联会一位朋友邀请茶叙，席间就被邀请评论一批中学校长的政治倾向。

必须指出，中共在建立“敌对势力数据库”时手段十分卑鄙。在本文开头引述它的文件，强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脱离道德的方法搜集......部分小道数据甚至可以凭空捏造”，“造成三人成虎之势”。从这些指示可以看到，中共对所谓“敌对势力”的攻击将会是毫不考虑道德底线的，这是令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文章为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