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悼USC 哀香港(图)

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收藏大量中国现代史料。图为收藏之一，1949年出版的《人民日报》。（图片来源：自由亚洲）

【williamhill官网 2021年1月7日讯】当我在去年12月初听闻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编注：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简称USC）将被拆招牌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院校调整”政策开始搬来整顿香港的学术机构？当我写完本文时，我的另一个反应是：USC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1997年前后的两种命运。

一、誉为世界三大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之一

对“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这行头稍为有点认识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江湖地位。该中心前身是 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USC），创立于1963年，至今已有57年历史。从1988年开始，该中心交由中文大学管理，改称“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 for China Studies），该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其收藏主要包括50年代初至今的省级及全国性报纸、期刊，以及学术机构、政府出版的报刊印刷版和电子版；完整的全国、省、市级综合及专业年鉴和统计资料；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包括县一级的土地、粮食、财税、教育、水利等专门志；中英文中国研究专著八万多册。中心的图书资料按300多个研究专题及地区分类，目录可以在网上查看。USC 与哈佛大学的燕京中心及史丹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齐名，被誉为世界三大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2004年中心成立40周年时，中心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从1992到2015年担任该职）发表文章中表示，六、七十年代众多西方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心研究学习到的东西，成为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内容。这些教授教出来的一代代学者、记者、政府官员、律师、商人，后来都是中国开放以后的中西交流的桥梁，而好些曾在中心待过的研究者都成了出色政府官员，例如澳洲首任驻中国大使费思棻（Steve Fitzgerald），中美早期接触时基辛格的助手迪克・所罗门（索乐文，Dick Solomon），中美建交功臣之一的迈克・奥森伯格（Mike Oksenberg），香港前总督卫奕信爵士等等。

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由于这种江湖地位，该中心被形容为“中国研究的麦加”。从1988至2007年间主持中心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作家熊景明也撰文讲述中心成长为海内外“中国研究的麦加”的轨迹[1] 。

据中心不完全的统计，从并入中文大学后30年来，全世界约有200部有关中国的专业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这个中心提供的资料而完成的。

例如：该中心与文革专家宋永毅等数名在美国学者历时10多年，合作编撰出版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1949–1976》，分别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含8282 篇原始文献；《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含10944篇原始文献，《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含6549篇原始文献，以及《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迄今含9947篇原始文献。这些都是中共目前禁忌的话题和文献。

除了来自全世界的“中国研究”学者倚重中心提供的资料外，即便来自大陆的学者，也视中心为宝库，因为他们可以找到很多在大陆被官方销毁、封闭、或禁绝查阅的历史资料，戳破中共对很多历史问题的歪曲及隐瞒。很多大陆学者都承认，来到中心后，才发觉自己对大陆历史的研究要重头来过。

对于这样一个享誉全球的研究中心被无辜拆招牌，很多人都感到不解。所以，当消息传出后，有170多位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教授及学者签名请大学重新考虑该决定。之前已经有20位国际顶级的中国研究专家联名，70多位美国、日本学者及图书馆专业人士联名表达关注和请求收回成命。诚如熊景明在她的脸书所说：这些关注和呼吁是“带着几代海内外学者珍贵的集体回忆”。但这一切挽救中心的努力都徒劳无功。

中大当局提出拆招牌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一，它称此举为把中心馆藏资料电子化。如果真的为了这个目的，实在不必解散中心。熊景明在她的脸书说：“电子时代中心面临的挑战以及管理上的问题，并非可以通过重组解决”。其二，声称中心原有学术活动不变，继续向中外学者开放，但它忽略了学术研究上也有“群聚效应”（cluster effect），这种群聚效应，是一种“见不到的实力”（intangible strength），要建立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摧毁，却可以在一夜之间。中心之所以难得就在于建立起它独特的“群聚效应”，用熊景明的话：“中大田家炳楼屋檐下，完善而就手的图书资料，学术交流活动；本校中国研究师生及中心访问学者形成的社群、所营造的氛围，是中心不可取代的优势⋯⋯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共同打造的学术家园”（同上引）。拆了它的招牌，也就是打散了原有的“群聚效应”这个难得的特点。

二、联想起中共1952年“院校调整”政策

咋闻 USC 遭“重组”时，我本能地想起中共在1952年向“旧中国”著名大学开刀的事件。

我国上世纪初仿效美、英教育制度，建立起第一批大学，其学制、院系组织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学，大学的教授与领导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虽然西方各国的大学传统不尽相同，但是“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到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名言“教授是大学的灵魂”，都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受西方思想影响之深。到1930年代中国已共有大学39所、学院17所、专业学校23所，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被称为“东方哈佛”）。

1949年以后，中共外交上对苏联“一边倒”，内政上全盘苏化。全盘苏化政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一，废除深受西方影响的高等教育体制；二，调整大学院系；三，改造知识分子这三部曲。在1949年底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把教育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说，“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篇幅关系笔者无法展开谈论改造原有教育体制及改造知识分子，但必须略略谈一下“院系调整”。从马叙伦和钱俊瑞的说话不难看出，院系调整具有浓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在院系调整方面，1952年公布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的指导思想：“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如果不对旧的教育制度、旧的高等教育设置加以彻底的调整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使我们的国家的各种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由此可见，院系调整是整个改造计划的一部分，即把民国的旧高等教育体制完全废除，代之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根据中国学者邓敬雷的总结：

实质上，院系调整重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2] 。

从历史经验看，这次强拆 USC 的招牌，同当年院系调整的做法十分雷同：解散原机构，库藏典籍合并到中大图书馆，原有的业务由其他机构承担，人员分散到其他院系。躯体肢解后，精神也就不复存在。

三、中大、USC背负美国“文化侵略”“原罪”

问题是，今次 USC “被关门”，其性质同50年代的院系调整能否相提并论？笔者认为，两件事的具体细节容或不同，但其背景却十分相似。这就是，当局对中文大学乃至 USC 都有很负面的看法。

据笔者了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就开始考虑如何清除美国在中文大学的影响力，但当时尚未开始批判中文大学。2015年，浙江大学教授张杨撰写了《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一文（原刊2015年第二期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1月4日多维新闻转载[3] ，改题《遏制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背后的美国因素》，力证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是同美国全方位遏制中共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无独有偶，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王梅香于2015年1月出版其的博士论文《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9-1962）》，对美国在台湾和香港地区文化界的“渗透”工作，作了钜细无遗、证据确凿的论述。这些资料都大大加强了中共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戒心，有人因此认为中大变“暴大”同这些残留的美国影响有关，中共这些含沙射影的做法，无疑会对中文大学带来强大的压力。

事实上，中大的创立，都是在1949年之后由逃避共产主义灾难的学者和文人创办的。在三间创始学院中，崇基书院就是当年圣约翰大学及其他13家基督教大学的师生们逃港后共同建立的。新亚书院就是国学大师钱穆、唐君毅等一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延续国学免遭中共糟蹋而艰苦克难办起来的，而联合书院则是当年由5所中文书院（即：平正、华侨、广侨、文化及光夏书院）联合组成（故称“联合”书院）。这五家学院都是当年知识分子为弘扬国故、“兴绝继灭”而设立。这三家书院组成今天中文大学的核心，在他们创立的过程中，都曾经接受过美国“亚洲基金会”通过孟氏教育基金会的赞助。所以中共一直认为中大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产品。

如果中大背负了美国“文化侵略”的“原罪”，则 USC 的“原罪”就更明显。

在1971年之前，从事中共研究的人集中在三个研究所：一个香港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Centre of Asian Studies），一个是和位于九龙塘书院道9号的“友联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一个是位于九龙塘亚皆老街155号的“大学服务中心”（即 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 USC），后二者都有强烈的美国背景。

友联研究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密切，当年是 CIA 在香港设立的一个收集中共情报的据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香港所谓“绿背文化”的重要基地。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详细的分析，例如中文大学的卢玮銮和熊志琴合着的《香港文化众声道》有很权威的叙述，笔者这里不赘。

大学服务中心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当年大陆发生“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灾难，很多人逃亡到香港，发表很多他们在大陆的见闻和亲身经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美国一个民间 NGO“教育与世界事务”（Education and World Affairs）主席 William Marvel 向美国政府提出支助他们对这些逃港人士的访问和记录，以便了解大陆的情况（笔者按：关于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它们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见该组织负责人在国会的听证）[4] 。他获得资助后，找到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在香港物色地点开设研究所，这就是 USC，通过研究所直接接触和采访从中国内地逃离到香港的难民，获取了大量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出版了学术著作。中心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得到美国多个基金会的支持，包括 Mellon, Carnegie, Luce 及 Ford 等基金会的支助。

1971年之后中美关系逐步暖化，友联的角色也就逐步淡化，随着1979年两国建交，友联最终决定撤离香港[5] 。它离开前，把多年来的库存资料无偿移交给 USC，从而大大充实了 USC 的实力。由于 USC 也有美国背景，所以到了中英谈判结束，中共收回香港成为定局以后，USC 也就在1988年决定交由中文大学管理，并成为中大一个组成部分。所以，1988年之后的 USC，也就因为其前身接收过友联的数据库而使中共觉得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一个“学术化的包装”来延续它之前的情报工作。

港版《国安法》通过后，USC这些负有历史“原罪”的机构就很自然地成为中共打压针对的目标。该法第九条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而第十条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就说明，当局拟通过《国安法》对香港的学校、团体、传媒、网络等进行全方位的“排查”，以消除国安隐患。在这种环境下，率先关门的是在香港有超过25年历史、设在中文大学校园内的“美港学术交流中心”（HK-America Center），它在2020年8月底宣布解散。这个中心一直在运作美国的富布莱特交流计划（Fulbright Programme），香港和大陆很多学者都曾经得益于这个计划而有机会到美国深造及做研究，是美国与香港及大陆之间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计划，港大、中大、科大、城大、浸大及岭大六家大学的校长都是该计划的董事。连这样一个有名的交流计划都自动停运，则USC的潜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中文大学管理层在解散（官方说法是“重组”） USC时，坚持说没有受到政治压力[6] 。当然，一个人如果是“自觉”地去配合政权，则他的确可以心安理得地谎称自己没有受到压力。但是，熊景明在她的脸书上说：“半个月来，我在和学校沟通，学校解散说此举纯粹为整合及提升校内的中国研究，加强管理。我认为，香港国安法公布后，当局一再重申不会影响香港的学术与言论自由，大学在这个时候重组中心，将它分解，必然令人认为是政治压力所致”。所以，不管如何辩解，都排除不了要么中大高层受到压力，要么中大自设红线、自我阉割。

USC的创办人，今年 90岁高龄的孔杰荣上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港版国安法的大环境下，校方关闭一直发挥特殊历史及现实作用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件悲哀的事，但是并不奇怪。

USC过去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解释过去香港成功的因素。USC 的经验说明，一个社会，只要有健全的法治、有充分的自由，人们抱持多元包容的态度，那么，在机缘巧合的环境下，每一个不同的行业，经过业者不懈努力，就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香港虽小，却在很多领域都能够领跑全球，秘密就在法治、自由、多元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价值。

USC今天的厄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香港的沉沦：原有的法制遭无情的践踏，原有的自由遭政治戕害，原有的多元必须屈从“政治正确”的大蠹。这正是香港今日的现实写照。笔者悼 USC 之余，更哀香港的陨落。

注释：

[1] 见熊景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助理主任）：〈“中国研究的麦加”是怎样建成的？〉 ，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2月8日，

[2] 邓敬雷：〈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60年再回首〉 ，载CND.org

[3] 见 〈遏制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背后的美国因素〉，载多维新闻网

[4] 见 US Congress, Federal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1962

[5] 关于友联具体撤出香港的时间，说法不一，可参考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之第八章《绿背文学》 第262页 和 卢玮銮、熊志琴：《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一册，176-213页

[6] 中大在回复查询时强调“绝无其事，有关传闻全属虚构”。

（文章为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