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4日，在北京一家饭店的电视播放习近平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活动上的讲话。（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10月24日讯】（编按：本文作者程翔是香港著名时事评论人，对中国时局有深入了解。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后，程翔出任《文汇报》驻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1989年间参与六四采访工作，六四后因不认同当局的处理手法，与数十名同事一起辞职；1996年，程翔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5年程翔在大陆蒙冤被捕，香港各界发起声援活动，2008年时逢北京奥运，他方才获释返港。出狱后，程翔出版了回忆录《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他表示，“要透过自己的牢狱之灾，为铲除制造冤假错案的土壤贡献一分绵薄的力量，否则，我这个牢就是白坐”。今次程翔撰文评论习近平本月中于深圳的讲话，认为习近平忘记了历史，也忘记了香港。全文内容如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0月14日深圳特区4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一篇6,300字的讲话，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及香港的贡献，这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反映了中共忘本的特质。这篇讲话只歌颂中共的伟大，睿智和远见，而忘了历史、忘记了香港。
深圳之所以成功，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有两个最关键的因素：第一，邓小平毅然放弃计划经济，走改革开放路线，以深圳为试点改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第二，借深圳毗邻香港的优势，充分利用香港资本主义各种好处，从而成功。
先看第一点。中共在推行计划经济30年后（1949年至1978年），把国民经济带到崩溃的边沿【1】，严重影响了中共的执政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被迫要进行改革。但又怕改革会危害中共的执政地位【2】，所以只愿意开放四个特区进行试点。从这点看，深圳的出现仅仅是因为中共承认计划经济行不通，而不是因为睿智和远见。也因为这点，今后深圳要继续发展下去，必也要依循市场经济的法则而不是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习近平的讲话完全罔顾这个历史事实，他为今后深圳的发展定性为“社会主义”。在他到深圳前一天，中共通过一项文件：《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要在未来五年内发展出一套适用于内地、可以向内地推广的制度。文件列举了27项措施，关键的要旨就是将深圳定性为“社会主义”，试问当年如果邓小平坚持深圳要“姓社”【3】的话，又怎可能有今天的深圳？所以，习近平这番话可以说是忘历史之本。
习近平也忘记了乃父习仲勋的教诲，就是中共奉行了30年的那一套不行。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一愣：“你们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当场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4】”。坦荡直言，震动全场。习仲勋不惜用广东独立这个极端诉求来说明中央集权（这是计划经济必须具备的前提）滞碍经济发展。正因为他有这个认识，才会向邓小平提出特区的概念。相比之下，习近平比他老爹要落后得多，至今仍然梦想集大权于一身就能保住共产党千秋万代。
关于第二点，即香港的作用。
任何客观的人都会熟知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对深圳高速发展的贡献。可惜在习近平6300字中，只字不提香港的贡献。
香港对深圳，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从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市场、知识（包括认识国际惯例）、以及编织通往全球的桥梁和网络，都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对深圳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当年凡是真正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普通香港人，都曾经为深圳的发展贡献过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贡献，最少是出过哪怕很微薄的力量。
在此笔者想举一个例子。1980年中央宣布成立深圳等四个特区时，笔者到深圳采访，当时的镇委（当时尚未升格为市）领导对如何开展特区一筹莫展，问我外面如何做生意。他们闭关锁国多年，对外界一无所知，简单到什么是“货柜码头”（container terminal）都不知道，以为凡码头都有用来装货物的木箱木柜，香港有货柜码头没有什么稀奇。有见及此，笔者自告奋勇，主动联络香港总商会（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时任执行董事Jimmy McGregor及其副手Cecilia Fung，请他们帮忙组织了很多不同行业的专家，每个周末到深圳去为他们办培训班，去义务讲学的人包括金融、国际商贸、运输、银行结算、会计等专家、学者共十多批次。笔者敢夸口，这是深圳宣布成为特区以后所举办的第一个外经贸干部培训班。举这个例子，在于说明当年的香港人都是毫无保留地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去为中国的发展建设添砖添瓦。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善意（goodwill），也是因为看到香港人的积极和热情而泉涌到中国去。
但是，习近平说：“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我想问：微香港，有深圳吗？当年中共同时成立四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什么只有深圳才能缔造“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什么仅仅一海之隔、但同样享有特区地位的珠海却始终发展不起来？道理很简单，就是深圳毗邻香港，这个地利关系使得深圳能够全面吸收香港的营养，看得见的如人才资金技术，看不见的如管理、市场、知识、网络等等。没有香港人手把手的传、帮、带，深圳不可能谱写习近平口中的“奇迹”。
大陆有句俗语：“人一阔，脸就变”。习近平的讲话就精准地演绎了这种心态。他自以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就充满着虚假的“自信”（从他反复强调“四个自信”可看出），对香港的贡献和作用不屑一顾。所以，一，他只字不提香港的贡献，在讲话中香港半个影子都没有；二，他五次提“粤港澳大湾区”，反映他要把香港消化入大湾区的决心，包括在大湾区开展对香港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实际上就是要将香港“社会主义化”，就像他为深圳定性为“社会主义”一样。三，盲目自信使他严重低估香港今后能够对中国产生的积极作用，导致他不惜通过《国安法》摧毁香港独特的一制。
至于他在讲话中为深圳描绘的前景，包括所谓《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27条内容，笔者都觉得不值得我们认真，因为很多远景在目前中共体制下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类空洞的政策宣示都未能接触到深圳的实际。反而我推荐大家看看同样因40周年有感而发的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写的文章《路在何方？》。厉有为连续发出13个“路在何方？”的问题，反映今天妨碍深圳继续发展的真正阻力何在。笔者试图把厉有为的13问归纳为几个大问题，即：
1 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经济建设抑或阶级斗争？
2 中国的改革开放姓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3 在所有制问题上，要恢复公有制抑或继续发展私有制？
4 在经济运作上要加强计划经济还是强化市场机制
5 在分配问题上是通过劳资双方和平谈判还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解决？
6 当前的危险是“左”还是“右”？
从厉有为这13问可以看出，深圳当前遇到的困难，都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好好解决，却去奢谈未来的“示范区”都是徒然的。
【1】 关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官方认定，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见“华国锋1978年首提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载【凤凰财经 > 经济史话】2008年08月21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history/jjsh/200808/0821_4467_737381.shtml
【2】当时民间的顺口溜是：“不改革，亡国；改革，亡党”。为了既要改革又不亡党，遂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
【3】中共党内质疑改革开放的人提出改革开放的措施究竟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简称“姓资姓社”的争论，争论的始末见周瑞金：“姓资还是姓社争论始末”，载大众网【新闻论坛】，2009-07-20 http://www.dzwww.com/2009/hrh/50/1991/200907/t20090720_4913756.htm
【4】习仲勋：“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家’早就搞上去了”，见《四月网》http://history.m4.cn/2013-01/1200356.shtml
（文章为授权转载）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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