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0日，人们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外走过迪斯尼电影《花木兰》的海报。（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刘亦菲、巩俐主演真人版《花木兰》 票房惨遭滑铁卢
投资两亿美元迪士尼电影真人版《花木兰》，受疫情影响，上画日期一再延后。终于到了九月才在东亚上映。
迪士尼投入重本，请来华裔演员担任主要角色，有“神仙姐姐”刘亦菲、“宇宙最强”甄子丹、老牌明星巩俐和李连杰等，本来指望在中国大捞一笔。然而，它在上映第一天票房为5388万人民币，只以极小优势占据票房首位，第二天星期六借助周末的时闲优势上升到6189万，但第三天就后力不继，跌到不足4000万，还不敌已上画24天的《八佰》。《花木兰》票房惨遭滑铁卢已成定局。其实，此前不少人已预料票房会差，没想到会这么差，令之前不看好的人也大跌眼镜。
《花木兰》不但票房差，口碑也刷了新低。在中国影迷聚集的豆瓣网，给《花木兰》的打星是4.9，最多人给的评分只有两颗星（五颗星最高）。“史上最差花木兰”、“迪士尼是诈骗犯”之类的评语充斥影评。看来《花木兰》的失败称得上是全方位的。《花木兰》在中国票房口碑双输，有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
《花木兰》开拍之初，中美还处于蜜月期。即便在川普上台的第一年，贸易战也没有开打。但经过了贸易战，特别是今年疫情以来中美的严重矛盾，中美人民之间的好感已消耗到差不多见底了。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希望拍中国题材打中国牌就能赢得中国观众的美国电影公司，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会首先质疑，为什么美国人要拍摄中国题材。他们不但会认为，美国人一边要赚中国人的钱，一边反中，“吃饭砸锅”；还会进一步质疑，美国人拍摄中国题材是侮辱中国文化。
迪士尼虽然找来华裔明星演员，但他们全是“外籍人士”，其中刘亦菲是归化华裔美国人（从中国入籍到美国），甄子丹是美国华裔（在美国出生的香港人），李连杰和巩俐都是归化新加坡人。
坊间传说，中国广电总局在2020年3月出了“限籍令”，限制非中国（大陆）籍的艺人的出镜率。这引来媒体群起（再次）研究各明星的国籍。这几个明星，特别是那三个归化明星，都被中国网民鞭笞了一番：“祖国这么强大，偏偏跑去当外国人”。特别是巩俐说“这是个人选择的权利”，被网民群起而攻之。
于是，美国人拍中国题材的电影，“外国人”当主角，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分子的抵制。早在公映前，“唱衰”《花木兰》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即使中国“战狼外交发言人”赵立坚力撑刘亦菲是“当代花木兰”，“真正的中华儿女”，也敌不过民族主义分子中对她归化外国的“差评”。
其次，从各影评看，这部片也是低劣之作。
迪士尼虽然找来华裔明星演员，但刘亦菲、巩俐等演员全是“外籍人士”。（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要知道，给《花木兰》打低分的豆瓣网是相对“文青”聚集的地方，不是民族主义“愤青”和“小粉红”的据点，连“文青”的评语都这么差，可见电影自己的素质也不怎么样。《花木兰》差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动画片珠玉在前，真人版无法突破。1998年的《木兰》在中国电影票房虽然不高（但中国当时电影市场还没有培养好，总体票房都很低），但在录像厅、VCD、电视、盗版碟、非法下载等方面却很高。总之，动画《木兰》在中国渗透率很高，口碑也相当不错。真人版没有上演，影评就已对真人版中没有木须龙、没有李翔等大加非议。某种意义上说，这对真人版有点不公道：木须龙和李翔本来也就是虚构的角色，为何就非要有不可？但珠玉在前，人人都认为应该有，没有就是不好，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说。
第二，动画片和真人版有一个重要区别。动画本身的特性就是不写实，动画版《木兰》把时代设定在中国和匈奴的战争，摆明是完全抛开木兰的时代背景。
真人电影的预设通常就比动画片较写实。真人版《花木兰》把时代设为唐朝和柔然的战争，这既有写实的成分（真实历史中，柔然是作战的一方），又有不写实的地方（是北魏而不是唐朝）。这样的做法两面不讨好。既引来架空历史的非议，又容易让观众把“是否符合历史”作为评判的标准。
比如，在预告片中，用福建土楼作为当时的民居，已遭来一片批评（木兰在北魏，在北方，福建土楼在宋代之后才有，在南方）。没有人多计较动画版木兰的房子“是否符合历史”。
第三，观众口味的提高。在1998年时，中国人对外国电影的要求不高，当时有外国人拍中国电影，大家都用一种兴奋的心情“外国人也拍我们”对待，喜欢在电影中找寻“中国拍不出”的东西。但过了20多年，中国电影市场成熟，观众的口味提高。更重要的是，美国拍中国题材的电影（和采用中国演员的电影）已成常态。于是中国观众转而以对这些片用了“拍得是否够中国味”而衡量。
换言之，打着“中国题材”的电影，再用一知半解的中国知识，很难再“糊弄”中国观众。以上说的福建土楼的问题，放在二十年前或许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当年，中国观众只会用“不符合历史”去挑剔中国拍的电影，没有多少中国观众会以这种“挑剔”的眼光看美国拍摄的中国题材片。
《花木兰》电影对中国最“一知半解”有两个：一个是“气”，一个是“孝”。制片方以为把这两个元素加入，就能和中国文化拉上关系，博得中国市场好感。结果被中国人理解为“气功”的“气”，在电影中被说成是男人才能拥有的东西。在中国人正在抛开儒家的“愚孝”的枷锁时，电影却把“孝”说成是木兰从军的动机。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说了句大实话：“该片不过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元素的大杂烩。”
国际发起抵制木兰运动
最后，《花木兰》在国际引发的非议，不但没有成为在大陆市场的利好，反而限制了其宣传。
刘亦菲曾声援香港警察，在香港和台湾及海外都有“抵制木兰”（#BoycottMulan）的活动。（图片来源：Ian Gavan/Getty Images for Disney）
在海外，《花木兰》引起的争议有三个。第一是历史“乾坤大挪移”。根据现有资料判断，木兰本应是鲜卑人，战事本是鲜卑人（北魏）和同是鲜卑人（柔然）之间的“兄弟阋墙”。但电影改编成为木兰是汉人，战事成为“中国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主义敍事。不但有文化挪用之嫌，还有霸占历史的批评。而在描述柔然人时，也引起了刻意“丑化”游牧民族的争议。
第二是刘亦菲曾声援香港员警，在香港和台湾及海外有“抵制木兰”（#BoycottMulan）的活动。香港“社运女神”，不久前被以国安法起诉的周庭被誉为“真木兰”。“抵制木兰”成为“真假木兰”之争。
第三是影片末尾打出了感谢新疆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字幕，在维吾尔人问题被国际关注之下，在各国引发严重抗议和抵制。
本来，中国人喜欢“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花木兰》在国际的争议本可促进中国票房才是。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宣传部门反而害怕这些争议成为舆论焦点，从而引发中国国内对民族问题、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的讨论。于是有传规定不得对《花木兰》进行宣传，制片和发行方不但无法宣传，就连聘请写手“唱好”《花木兰》请水军刷榜也不行。
这样在中国网站各大娱乐版面，就只剩下说《花木兰》票房如何不济，豆瓣影评如何差的报道导。电影票房就回天乏力了。
“不是我不明白，世界变得太快”。在迪士尼投入巨资筹备拍摄《花木兰》的2017年，肯定想不到在短短几年间，整个世界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迪士尼的理想不过是拍一部瞄准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兼顾美国人口味，能在两个市场都赚大钱的电影而已。但在文化日益对立，经济逐步脱钩化的剧变年代，几年前的不能说不好的志向，现在成为众矢之的。
不能讨好两边，讨好一边也不是不可能。可惜《花木兰》制片并没有真正对中国市场下足功夫，还是那套靠过时的肤浅理解，希望“躺着赚钱”，这就连中国市场也讨好不了。
这样的电影，如何能不惨败？
※作者为旅美学者（本文为《上报》独家授权《williamhill官网 》，请勿任意转载、抄袭，原文章为“黎蜗藤专栏：花木兰在中国为何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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