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疫”的名义 共产党要第五次“共产”了？(图)

中共肺炎（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2月15日讯】中国广州周一（2月11日）紧急立法，授权政府可在“必要时”征用房屋、场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财产抗击疫情。以“战疫”的名义，共产党要第五次共产了？

据美国之音报导，建政的头30年，中共已经有过四次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专门研究毛时代历史的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的宋永毅表示，“我一听就是狼又来了。”

第一次共产： 土地改革

1950-1953年，先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无偿分给缺地少地的3亿多农民，免除地租。

农民拿到土地不到3年，共产党摇身一变。从1953年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再次剥夺了农民的土地。

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打着一个要把中国引向工业化的宏伟规划、道德制高点，而且又伪造了一个数据，说地主、富农占了全国70-80%的土地，实际上30%都不到。”

在这场运动中，广东省也是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因为当地的华侨占了全国华侨总数的70%。华侨多，意味着财产多。华侨的房子、土地全部没收了。

当时搞暴力土改，广东省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据1991年6月第2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人口百分之十。

对于土改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83万人，毛泽东估计2-3百万人。费正清等学者采用的数字都超过100万。

宋永毅表示，虽然1980年代中共出台了政策，承诺归还被错误没收、征收的侨房，但是只解决了部分问题，高达45%的侨眷都没有得到补偿。

第二次共产：公私合营

随之而来的是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概括为：（1）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2）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3）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该运动对广东的打击也很大，广州是当时除上海、北京、天津外，中国为数不多的有私人工商业的城市。

宋永毅说，“当时也是打了一个很好的牌子，说我们公私合营了，把你的私人财产变成国家所有了，但是我们还给你一点钱的，给所谓的定息。整个过程中间， 人大也立了法，说公私合营是符合法律的。”

然而所谓的定息只是一点利息，远远低于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中共承诺将定息分20-30年还清。

9年后的1966年，又共产党摇身一变。这个原本就不合理的，原定20-30年的赔偿就戛然而止。

“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从此以后资本家就不准再领定息了，”宋永毅说，“他赖账了。”

有报道称，按现在的概念，相当于一夜之间股民股票归公，房奴房产归公。

第三次共产：大跃进

另一波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所谓的‘一大二公’，一个是大，一个是公，全部变为公有财产了，”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把这些地主、富农都分完了，现在要分普通农民的了，把他们的锅碗瓢盆全部充公，本来是说你们到食堂吃饭，结果食堂没有饭吃了，人就饿死啊。”

第四次共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对本国人民私有财产的又一次大规模掠夺。宋永毅说，“文革”中红卫兵从民族资本家的家中抄出的黄金等资产大抵相当于196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

更可怕的是它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天花过后只是毁容，文革过后却让人们心魂俱残。

依照法律“共产”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周二（2月12日）在其官网上发出声明，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条文，以证明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的这种法治环境下，这种征用很容易变成侵犯人权。实际上就是政府抢劫民间财产。”

他说，当局对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哪些东西进行征用，什么时候返还，有什么赔偿都没有明确规定。即使有规定，各级政府也可不去遵守。也正因此，强拆民房，强征土地每天都在中国发生。

宋永毅表示，在战争、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政府并非不能征用私人财产，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也有相关条款，但是征用的一个前提是提供合理赔偿，这一点在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更令人担忧的是以“战疫”的名义征收私人财产的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国，被认为是橡皮图章的广州人大周二的声明在结尾处写道：“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地人大常委会近期作出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定，都有此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