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爆发或粉碎习近平的“中国梦”(图)

2018年3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期间。（图片来源：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2月7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路克编译）吴晨（音译）说，医生“99％确定”她母亲感染了冠状病毒，但没有检测试剂盒来证明这一点。她64岁的母亲当时发烧并且血氧含量极低，但她没有床位。吴晨后来又尝试了两家医院，但也都人满为患。1月25日，老人摔倒在急诊室的瓷砖地板上，喘着粗气，意识模糊。吴晨说：“我们不想看到妈妈死在地板上，所以我们把她带回家。第二天她就走了。”

由于吴晨不希望因发出异议声音而入狱，因此，她要求《时代周刊》用化名来称呼她。被称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家复兴计划，中共严峻的自上而下的规则正在受到疫情所带来的一切考验，包括人们对当局的越发不信任。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迟迟不承认疫情的严重性，目前已有几十个城市被隔离。

政府透明度对于公共卫生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报告爆发疫情的医生因“散布谣言”而被捕。官员们还与一线医务人员抢用品。同时，中共已经开始通过包装领导应对危机来进行宣传。

2017年秋天，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声称中国版的一党专制政权“要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加快国家发展”。自那次演讲以来，中国的傲慢情绪日益增强。但是，冠状病毒的危机可能会动摇中共的专制制度。2月3日，习近平称：“这是对中国制度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

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分析师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危机接连不断，他似乎无法有效解决。”其中包括香港的民主运动，美中贸易战，以及目前正在蔓延的疫情危机。

2019年，中国超过前苏联成为历史上时间最久的共产国家。中共能存在70周年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近几十年没有集中计划和自上而下的目标，而是使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把相当大的权力下放到地区和城市。鼓励地方政府做出大胆的决定，以刺激当地经济，例如大量补贴生产。

结果，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但同时也滋生了地方势力，腐败猖獗。习近平于2012年执政后，认为只有复兴中共意识形态，加上反腐斗争才能使中国免于走上苏联之路。

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宣布了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随后称中国要重返“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没有接受西方式的市场改革，反而在国家控制下对经济进行了控制。

今天，中共的狂热分子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国家电影局局长已下令电影“必须具有清晰的意识形态底线，不能挑战政治制度。”中国新闻工作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艺术家只能制作“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毛泽东有他的《红皮书》，习近平有学习强国应用程序，9000万中共党员被要求使用该程序。

北京和华盛顿关系正常化四十年后，近年两国之间的分歧迅速扩大。在川普(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通过关税和惩罚性的投资限制，令中国的供应链与之分离。鉴于中国的市场现在已经成熟、饱和且难以开发，西方投资者也对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和其他地方感到不安。华盛顿已禁止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并敦促盟国也这样做。

但是美中脱钩并不是从川普开始，而是习近平自己制定的。习近平的每一项标志性经济政策都试图减少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中共投入1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计划，要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建立联系。“中国制造2025”旨在将中国推向目前由硅谷主导的战略产业的前沿，例如半导体、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中国政府甚至命令所有国家部门在三年内拆除外国制造的计算机设备。

中国现在与俄罗斯的联系更加紧密。“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将亚洲、非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吸引到北京的轨道上（虽然常常拖欠其债务）。美国已经要求61个国家避开华为，但只有三个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默认配合美国。下一个十年将是美中两个大集团争在争夺影响力。而从目前来看，冠状病毒的规模正在扩大，这是一个机会。当被问及鉴于危机是否应取消对中国的进口关税时，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予以否认。

习近平自上而下控制系统的缺点是，直到他们得到高层的认可前，没有人会采取行动，然后每个人都为满足上级领导者的要求而反应过度。这在爆发疫情的湖北省会武汉市表现明显，只有在习近平了解了危机之后，地方官员的反应才从掩盖行为转向过度反应。

现在，在整个中国，恐惧与愤怒交织在一起。在湖北省，武汉人被排斥。而在其他省份，湖北人被排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治安维持者在保护村庄。在一个视频中，一个身穿黑夹克和宽檐帽的男子用手枪守护着一座桥。所有地方都有一个相同的标语：外人不能通过。

习近平“中国梦”背后的恢复中共意识形态可能使其政治制度更具决断性，但也更容易出错。在毛泽东领导下，地方官员也不愿采取行动，直到高层发出明确信号后才才敢动手。中国的官僚机构没有通过纯粹的治理视角来评估问题，而是被迫在技术官僚主义和政治关切之间取得平衡。

这场危机已经表明，习近平领导下的政治权力集权化使中国社会变得脆弱。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共解体之前将要承受什么？

吴晨母亲去世那天晚上就被火化。一辆破旧的集装箱卡车于晚上9点到达，她母亲的遗体与许多其他人挤在一起。她的死亡证明书没写新冠状病毒肺炎，而只是简单地写着“病毒性肺炎”。吴晨被告知她母亲的骨灰要等到危机缓解后才能取走。吴晨说：“他们说现在有300多人死亡，但我认为人数要更多。”事实证明，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