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
这张照片最近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一个女人喝毒药自杀，送来医院抢救，丈夫紧张地问，“我能不能带走她的遗体？”因为传言梅藤更用的药是取病人的内脏制成。
可见当时民间对西医的疑惧。
1881年，26岁的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二十年，医疗传教的自由随战后条约进入中国，国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时杭州还是一个“城门上悬挂着人头”的中世纪城市。人们对外科手术，人体构造都不熟悉，民间对教会医院有种种传言“教会医师以媚药淫亵妇女，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动机邪恶，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
知识份子中也有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内，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梅藤更来中国前后二十年间，能在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像和集体情绪。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传言怀疑外国人绑架孩童，“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梅藤更放弃船行的工作从医，是想帮助“被迷信束缚和病痛折磨的人，使人彻底远离巫术和符咒”，但他的职业恰被看作有邪恶巫术的食人番，这种形象激起原始的恐惧与愤恨。即使官方调查出传言不实，公开澄清也无济于事。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查证，民众认为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打开看是腌制的洋葱。但他无法说服激愤的民众，被斥为“卖国贼”，士人砸掉了湖湘会馆中他的匾额，几乎最具盛名的官员公信力被毁。而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出动兵舰催压，中国政府最终对国民执以死刑，付出昂贵赔偿平息这场冲突。
梅藤更来到杭州时，这隐隐的刀兵交激之气仍在，满人旗营驻扎杭州，他从旗营墙下经过，士兵向下扔石头，以示驱逐。
他的从医生涯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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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个男孩，直到四五岁，从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笑过。
梅医生每次去巡查，都会去找这个阴郁的小人儿，教给他有趣的话，或者把他抱起来举到空中玩。一年冬天，这胖娃娃穿着厚棉袄，着实像个矮脚鸡，医生就模仿大公鸡，把腰先弯下去，慢慢直起来，身子往后仰学鸡叫“doodledoooooooooooo”
小孩子跟着学“toto－oooooo—”，第一次发出普通孩子的笑声。
这张照片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因为对医生的爱”，到这所医院药房的化学部工作。他与医生合影，叉脚端手坐着，带点憨憨的不好意思抿着嘴，梅医生站在背后诙谐开他玩笑，可见两人十几年来的亲厚。
苏格兰医生梅藤更与长大了的中国小患者。
当年见过梅藤更的人，说这面团团的外国人十分可亲，按宗教习惯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见不管这人他认不认识，都会先上前鞠躬，如果对方看上去年纪比较大，他还会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说“你福气好。”梅藤更曾说中国穷人不快乐，有知识的阶层又要有威严，很少有轻松的时刻。“一旦人们欢笑的时候，一切敌意都化解了。”
初来杭州时，梅藤更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是一位曾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良心责备之下，捐三千英磅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中户之上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
杭州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可言，街上的粪池不加盖，路上随处可见屎溺，乞讨的人，残疾的人躺卧在脏污中，河中舟辑往来加上阴沟污水，连年疫病流行。来看病的人没有洗澡条件，衣衫破烂，伤口溃烂脓肿，甚至有人把死者抬来，姑且一试。
碰到酷暑，气味可想而知。
医院门口排队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队伍，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么语言，就让病人哈哈大笑。
有次他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的膝盖，就倒地做出非常夸张的表情。病人们立刻跑过去帮他。看到他们这么大惊小怪，梅医师继续装着很痛苦地呻吟。一位老太太给他摸胸口，一两个人给他扇扇子，另外一个人抱着他的脚，第五个人靠着他的背，第六个人搭他的脉搏，第七个人跑去找梅夫人，其他人围成一圈。
梅夫人过来看到丈夫眼睛里的狡黠，立即明白没什么大碍，只是在享受他给大家制造的乐趣，她对在场的人表示感谢，就走开忙别的去了。
梅藤更说，“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美国人鲍金美，幼年在杭州生活，因为淘气乱吃，常常要喝梅医生开的蓖麻油通便，隔了几十年，她小女孩时的疑惑还没有解开，“虽然每次见到他我都得喝很多的蓖麻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的所有的小孩子都敬慕梅医生。”
在她童年的心上，两卷白胡子的梅医生是一个“穿便装的圣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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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医疗行业没有标准，良莠不齐。某天早晨，梅医生的厨师消失了，下午他穿着马褂来辞别，说当中医的祖父过世了，父亲要他回去继承衣钵，出诊看病。梅藤更极为意外，问“你知道怎么看病吗？”厨师说：“没事，我爷爷也是这么继承他爷爷的，再说，我这两年跟您学了不少”，梅医生愣在那儿，“你在这儿只学了怎么烤薄饼……”。
他找来一位中国助理，一位女性病人腿部溃烂露出骨头，需要移植皮肤，再三劝说，病人只同意从胳膊上取一小块皮肤。梅医生找助理来工作，找不到，助理害怕要她捐出皮肤，逃走了。医生夫人找到她，承诺先捐出皮肤作示范，助理旁观后颤抖着伸出了胳膊。但还是不够，梅医生训练妻子从自己胳膊上取下皮肤，再教给她如何移植给病人。
病人惊人地缺乏现代医学常识，英国传记作者记下某天查房时梅藤更看到的：“一个叫‘小猫’的手术病人拆开自己绷带，正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刚做完腿骨手术的病人，觉得夹板不舒服，把它拆了。而一个叫‘万代’的老病人来医院前可能好久没有吃饱，看上去饿极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
梅医生挨个安抚处理。
1883年，写给教会的信中，他说这一年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但医院太小，戒烟所只有16张病床。他需要去50万人口城市的郊区救济病人，杭州当时交通工具是轿子，梅藤更不适应别人抬自己，设计了杭州第一辆西式钢圈马车，看上去是一只小驴车只容一人乘坐，须亲自驾驶。
有次病床已满，他要求一个病人回去卧床，对方说没法躺下睡觉“我住在别人家厨房里，油烟呛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让我住院？”梅医生无法可想，给了他药，叮嘱每天三次，两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认为药喝得越多越好，擅自把六份药一次全喝了，医生被叫去出诊时，这个人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这无可依靠的人，医院告别前曾问过梅藤更一句话：“医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这件事后，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一个大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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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很困难，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会的回复，又过了很久，才有时间拆开堆积如山的旧信，看到信中夹着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没睡，开始设计医院。
广济医院在1884年建成，大门口棚架悬吊着紫藤花簇，左侧是大草坪，右侧玫瑰花坛，医院有了候诊，门诊，手术室，药房，办公楼等分类。
但这还不是梅藤更理想中的医院。他不断地募捐扩建，一笔重要的捐款来睚麦克莱爵士，他儿子在一战中牺牲，生前想成为一个医疗传教士，为了满足儿子遗愿，父亲捐赠了一万英磅。
用这些钱，医院装备了杭州最早的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和第一辆汽车，旅行中国的英国作家伊莎贝拉。伯德写下她的观察——“它们在照明、通风、卫生施设、分科与组织方面较之我们的最好医院也毫不逊色。”她印象极深的是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能耐受每周的煤油擦拭，大大有助于卫生。墙、地板和寝具的清洁是这样好，一尘不染，无可挑剔！”
广济医院有了自己的药房，自制针用葡萄糖、X线硫酸钡、百日咳药水，奎宁针等等。药房提供炼乳，肉汁和肥皂，这些用品很快在市面店铺盛行，进入市民日常生活。
一个医院推动杭州城市现代化开始，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文，认为医学变革能撬动国民的整体生活“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医院开始吸引中上阶层的患者，疗效是最直接的说服力，梅藤更医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后，敌对的气氛消失了，大小官吏都来就诊。此时洋务运动中兴，朝中重臣荣禄，李鸿章，曾纪泽，沈桂芬都与西医私谊亲厚，伦敦会传教医师科克伦曾深入宫闺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筹建北京协和医学堂时，慈禧提供万两白银襄助。实用主义的思想之下，西医甚至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体制，梅藤更被委任杭州海关外科医师，承担检疫工作。查尔斯･卫理在中法战争中被清政府聘为军医。达斯维特在甲午战争中救治伤员，得到光绪帝赐的双龙宝星。
广济医院设立收费病房，从富有阶层中得到收益贴补穷困人群的治疗。国内捐赠开始多起来，袁世凯，孙传芳都在名单之列。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伊莎贝拉说，此时英国人对梅藤更在中国的耗费已经“啧有烦言”，但梅藤更一念不息。某天他医治完一个“生平所见最可怕”的麻疯晚期患者，到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正是初夏，玫瑰、百合、柠檬、橙、紫藤和紫丁香正开，两种气息的对比给他很深刺激，麻风病极为酷毒，最痛苦是被隔离于家庭和社会之外。他自知这种病无法根除，但应“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梅藤更与圆通寺方丈交好，购买寺庙土地，在西湖之上，保俶塔之侧建起麻疯病院，只收挂号费就可接受免费治疗。但有市民认为这是冒犯，麻疯病院挡住阳光，阴影投射在宝塔上，影响城市的好运和繁荣，散布病毒。当地士人与佛教徒也都不快—－“佛教之地，岂能供手让给耶稣？”以土地纠纷之名提起诉讼，梅藤更不得不交出契约，由政府购回。
梅藤更将病人迁往松木场分院，郁达夫为写小说曾专门去那里小住，描述他的印象：“高低连绵的山岗。医院红色灰色的建筑，映着了满山的淡雪和半透明的天空，早晨一睁开眼，东窗外有嫩红洁静的阳光在那里候他，铃儿一按，看护他的下男就会进来替他倒水起茶，澄清的空气里，会有丁丁笃笃的石斧之声传来，寂静的长空，寂静的日脚，连自己的呼吸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护士量热度，换药，谈一阵闲天，扶杖走出病室，慢慢的守着那铜盘似的红日的西沉。”
一些麻疯病人到可出院时也没离开，将这里视为归属，直至离开人世。
有位女性临终前叫来梅医生，对他诉说“我年青的时候他们叫我美女，因为我长得好看，现在我脸丢尽了，身子也臭了。”
病人的声音很小，很弱。医生没说话，只是坐近在床前听着。
这一段沉默饱含无奈，也充满理解，这是医者的信念——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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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广济医院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一百多年后，王建安当了这家医院的院长，与员工座谈中谈到这张照片，“这反映的是1946年我们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虽然一个个身着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个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其他病人在门口耐心地等候，没有不由分说冲进去。医生也是衬衫加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衣笔挺整洁。一张普通的照片，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王院长这几句感慨折射出当下现实的苦涩。
不过，罗马并非一日建成，1898年伊莎贝拉在广济医院看到的病人是“有些人来医院是出于鲁莽，有些是希望弄到药品去卖，有些是出于好奇，来看“鬼子医生”怎样工作，有些是来偷窃租给住院病人的衣服，还有些为了好玩，假装患有各种疾病。”但她说到了门诊，人群排列得像“一支军队”。负责维持纪律的人“恪尽职守，极为聪明。”
要约束病人几十年形成的不良习惯，付出的心力几乎是像对待幼童，医院规定，病人不能坐在病房窗台上，不能在病房里乱晾衣服，痰要吐在痰盂里，病人间不要打架……
医院是卫生之地，仪表即是垂范，梅藤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衣冠容颜在他看来是一个人对职业的尊重，实习护士也须是蓝衫白裙小方帽白皮鞋白袜子，再戴上白色的假领子和假袖口。衣服由洗衣工人统一收集，清洗、烘干、熨烫整齐，脏皮鞋清洗后上好鞋油，每周一送还至宿舍门口。
广济护校的学生傅梅生回忆说伦理学贯穿护校始终，要求“患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须全心地给他仁爱，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不论是他吃进去，吐出来，还是拉出来的，你都必须仔细观察，从头负责到脚。”
全院一共约有110余个床位，正式护士只有20多人，医院没有家属陪伴，也没有护工。护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顾者。从打针发药，到吃喝拉撒洗头洗澡，极为繁重。但护理部对护士的要求细微，其中一条是寒冬为患者使用便盆，须先用热水烫过，免得患者感觉冰冷。
为了这一点暖意，可以想像多出多少人工，多少心力，尤其寒冬凌晨，人人瑟缩之时。
梅藤更的传记里也写到这一点，“最初的时候，护士没有那么大耐力的，会很难遵守医院的制度和要求，如果病人要求她们，她们可能会毫不在乎地漠视。她们的好脾气和承受力被严重地榨干了。如果犯了可能伤害到病人康复的错误，当着病人的面批评，她们会因为丢脸而生气。”
但纪律往往要通过严苛的要求才能内化成行为惯性。梅生回忆：“总护士长是一位英国人，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出现在病房里，悄无声息地站在夜班护士旁边，检查操作是否规范是否到位。我们常胆战心惊，每次上夜班，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管多忙也都不会偷懒，生怕自己不经意的疏忽落到那双碧绿而严厉的法眼。”
她所在的班三十余人，多数中途退学回家或改入他校。到了第三年，班里只剩下四人。她是留下之一，说就在这别出心裁的耳提面命下，学会了做到“人在，人不在，一个样”，从此几十年的工作，“慎独”成了她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回忆起青春时代，看似劳苦，她内心却相当宽展“病人也对护士回报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尊敬。当时工作虽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诚，心思一致，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今天的人，不论医生还是患者，看到“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敬”这几个字，心里会难免一动吧。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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