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70年: 共产党如何催生了香港本土意识和“港独”(williamhill官网 )

中共官媒播历史影片（视频截图）

【williamhill官网 2019年9月27日讯】北京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开始于1997年，但是，分析人士说，自中共1949年建政70年以来，中国因素直接或是间接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本土主义” 。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北京对香港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一步步蚕食，催生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甚至后来中港政府推进的旨在加强两地融合的经济政策也在一步步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迫使一些人走向分离，甚至追求“港独”。

中共建政，香港从地理上与大陆分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凭武力夺取中国大部分国土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用武力收回英国殖民地香港，决定对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然而，香港却因为中共建政而改变。

为了控制人口的流动，防止“赤化”，港英政府都加强了边境管制。

1950年5月开始，港英政府开始向香港居民发行身份证。

后来，中国大陆也开始了“通行证”的管理，两地居民不再能够自由出入香港，深圳河从此成为两地社会隔离的地理标志，被隔开的香港人和中国大陆人，从此有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集体记忆。

与此同时，由于中共在大陆境内的灾难性统治，大批大陆民众逃亡香港，俗称“大逃港”。从中共建制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香港人看到了至少四次大规模的“大逃港”行动。

根据中国官方档案资料，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经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人数高达56万人。 “大逃港”不仅增加了香港的人口，也强化了香港人的“恐共”意识。

“六七暴动”，香港人在乡土上与中国切割

1967年爆发的历时8个月的香港左派暴动，又称“六七暴动”，被认为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萌芽阶段，也是香港本土意识萌生的阶段。

程翔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资深媒体人，也是《 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一书的作者。 （吴荻舟曾于1954至1957年领导香港地下党，在1967年的六七暴动期间，吴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

程翔在介绍当年的六七暴动时说：“当年的香港左派借口一个劳资纠纷事件，把中共在大陆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引到香港，就形成了1967年的左派暴动。在暴动中，香港左派使用了非常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在香港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弹，制造暗杀，并杀死了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等一些非常恐怖的手段。……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8个月，死了51个人，后来香港市民表现出非常支持港英政府镇压左派的态度。”

这是中共建制后，发生在香港的唯一的左派暴动。 “六七暴动”也是香港社会改革的催化剂，迫使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1971至1982年，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担任港督。他在任期内，在香港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其中包括设立廉政公署、发展新市镇、广建公立医院、推行十年建屋计划及九年免费教育等。

此外，在他的主持下，香港还兴建了地铁、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麦理浩任港督的十年被认为成就了香港发展的“黄金十年”，奠定了当时乃至今日香港的社会民生面貌。

程翔说，香港的蓬勃发展在香港居民中第一次催生了本土意识，使得香港人从乡土观念上切断了与大陆的联系，以香港为自己的乡土。

他说：“在六七暴动之前，香港的中国人都觉得香港是暂居地，早晚是要回到大陆去的。那个时候有个英国记者，叫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他写了本书叫《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这种心态在暴动前都非常的普遍，他们觉得自己根在大陆，要叶落归根。在六七暴动后，他们看到了香港的恐怖主义，看到了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恐怖主义的根，百倍于香港，大家都不会想着要叶落归根了。”

1970年代的香港与处于封闭和动乱状态的中国大陆相比，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香港人开始对自己的出生地拥有一种认同和自豪感。程翔说，香港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歌曲《狮子山下》是香港人本土意识萌芽和发展的重要标志。这首歌折射港人在不依赖英国也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下，逆境自强、灵活适应、和衷共济等精神特质。

“八九六四”，香港人的民主洗礼， 香港人政治上疏离中共

1980年代初，英国与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中国决定收回香港。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立在1997年移交香港主权。中国政府在声明中还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同于中国大陆的自由与司法独立。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也象征着香港开始进入长达13年的回归过渡期。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震惊了过渡期的香港人，让本来就对中共感到恐惧的香港人更加担忧。

六四镇压前，香港各界组织各种集会，积极声援在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集会示威的学生，包括1989年5月21日的百万人大游行。同一天，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成立，支援大陆民运和香港民主改革。后来，“支联会”在救援“六四”学生领袖的努力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1990年以来，“支联会”每年都会在维园参加烛光纪念晚会，香港成为北京管辖下的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说，这是香港人本土意识的第二次重要成长，使得香港人在政治上疏离中共。

他表示：“八九六四很重要，导致两三次百万人集会，香港人出来集会，反对中共屠城。这次本土意识的成长是从政治上疏远中国大陆……大家觉得，我们香港是自由民主的社会，讲究法治和规矩，与大陆那种屠杀和不让老百姓讲话政治制度（不同），大家觉得这很恐怖，我们需要在政治上和他们分离开来。”

“六四”镇压后，香港民众对于香港前途忧心忡忡，担心类似的镇压有一天会在香港出现。一些人选择逃离。六四事件之后五年，从1990至1994年，共有大约30万香港人移民外地。但是，另一些人更坚定地走上了争取民主的道路。

“六四事件”催生了香港首个本地政党，香港民主同盟（今日民主党），并使其走上组党参选的道路。 “六四”之后，民主派还提出了“民主统一论”，期待中国能逐渐民主化。

程翔说：“对回归专制的政权，大家心里都不舒服。但是，很多人基于现实又不能移民。有条件的都移民了，没有条件的留下来，大家无奈接受从自由的地方回归到不自由的地方。当时，香港人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 我们不反对回归，也轮不到我们做主，我们争取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

“六四”的枪声结束了中国与英国政府就香港移交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 “六四”血腥镇压后，英国政界人士和民间压力组织纷纷呼吁，要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建立某种机制，以确保香港未来的民主自由。

英国人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给予部分香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务员以居英权，在香港通过人权法案等。最重要的，也是让北京难以接受的，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扩大直选范围。

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他提出了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图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97回归，香港“自治运动”不断爆发

1997年7月1日，“97大限”如期来临，香港“回归”了中国。

从1997到2003年回归的最初几年，按照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说法，中国基本上遵守了回归时对英国和香港的承诺。香港社会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殖民时期的体制。

为了确保回归的顺利，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对香港人是百依百顺。用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香港是“马照跑，舞照跳”，只是换一面旗帜而已。回归时的首届特首董建华享有相当高的民望。

但是，好景不长。 2003年，香港爆发七一大游行，这件事被视为是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后，中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

香港反送中运动在国际持续发酵（williamhill官网 摄影：李天正）

2002年，香港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提案对《基本法》23条立法。根据这条款项，港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但是，反对者认为，23条立法将严重威胁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为一旦第23条立法通过，任何香港人或是民间团体都可能遭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的取缔、逮捕。

2003年7月1日，大约50万香港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港府对《基本法》中的第23条立法。这是自天安门事件后第一起香港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最终，香港政府搁置了草案，多名香港政府高级官员辞职，包括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据称也因此在第二届任期开始后不久，也以健康原因辞职。

在这次抗议之后，北京政府逐步调整了对香港的政策，由“不干预”到“有所为”。这个“有所为”的最大体现就是中国在政治上强调“一国”大于“两制”，在经济上加强与香港的融合。

2003年9月，北京和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包括放开中国大陆民众到香港自由行等。 2010年，香港政​​府推动广深港高速铁路建设计划。 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赞美中国发展模式的国民新教材，以建立相关学生的中国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旨在加强两地融合的计划，都遭到了香港人抵抗，同时也间接滋生了香港人的分离意识。

2010年左右，由于自由行的推动，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交流日益密切，由于大量大陆人涌入，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矛盾也日益加剧。香港在奶粉、医院床位、“双非婴儿”（父母双方均非香港居民的孩子）等方面逐渐显现资源供应不足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导致了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不满和反感，香港人先后爆发了“灭蝗行动”（香港人把大陆游客称为“蝗虫”）和“反双非”抗议。

2010年，香港爆发“反高铁行动”， 因为一些人担心，高铁会将香港变成“另一个大陆城市”。

2012年，香港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他们认为这是“洗脑”行动。

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方志恒告诉美国之音，所有的这些抗议活动，包括2006年的保护中环天星码头的本土行动，2014年的“雨伞革命”以及正在进行的“反送中”游行，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努力保护香港的独特身份，捍卫香港的自治。

方志恒说：“1997年以来的所有这些活动，他们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这就是自治运动。这是香港人试图捍卫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认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

中国对香港自治侵蚀最严重的是“回归”后，香港应该能够直选行政长官这一承诺。

香港资深大律师、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1980年代曾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表示，香港危机根源在于北京一再违背承诺。

他说：“《基本法》说得很清楚，最终目标就是要实行普选。《基本法》说，实行普选要在1997年回归10年之后，所以，我们很耐心地等待。期待1997年后的10年，也就是2007年香港将实行普选。但是，北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于是，我们希望并推动在下一个五年后，也就是在2012年实现普选，但是北京再次没有同意，不过，承诺香港可以在2017年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特首，然后在2020年进行整个立法机构的选举，但是北京再次违背承诺。”

2014年6月，中国公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称“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有人认为《白皮书》强化了“一国”的权力，削弱“两制”。

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所谓的“8·31”决议，对香港特首的“普选”做出两步走的程序安排。这让香港人对普选感到彻底失望。

“8.31”决议规定，香港人可以投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但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有1200人组成的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的批准。而香港人认为这不是“真普选”，他们希望不设前提，按照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特首。

香港教育大学的方志恒说，人大 “8.31决定”不仅导致了后来的“雨伞革命”，也引发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之外，香港未来的探讨。

他说：“在8.31人大决定后，很多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信任‘一国两制’，他们对中国政府也失去了信心，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走向西方的民主之路。很多人相信中国将转向一个全新的威权的政权， 所以大家不相信香港会在‘一国两制’下获得真正的自治。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大家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失去了希望。他们希望为香港的未来找到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可能。有人开始讨论完全独立，有人开始想到自决，就像‘香港众志’，他们认为香港在2047年后应该举行公投，选择未来的方向，另一些温和派则认为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基本法，争取在中国主权之下，拥有真正自治。 ”

方志恒说，8.31人大决定，标志着80年代以来“‘民主回归论’所代表的改革主义路线—一种对中国改革抱有希望，对香港回归后逐步发展民主的乐观思潮—已经寿终正寝。”

2014“雨伞运动”后，“本土自决”党派化和制度化作为对8.31 决定的直接反应，2014年9月，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和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也称“占中”运动。示威者希望通过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争取让香港特首选举落实“真普选”，让香港人得到真正民主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因为抗议者用雨伞抵挡警方的催泪弹攻击，又称“雨伞运动”， 或是“雨伞革命”。

“占中运动”持续了79天，最终在警察的镇压下逐渐消失。包括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在内的九位占中领导人在2019年被判刑入狱。

“雨伞运动”没有获得港府或是北京的任何让步，但是，却让香港人的本土意识更加强烈。香港中文大学在“雨伞运动”结束后做的民调显示，香港人对香港人身份为优先的认同达到1996年首次进行此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高达68.8%，对中国人的认同达到8.9 %，为历史最低。

“雨伞运动”也是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启蒙运动。 “雨伞运动”后的青年尝试寻找香港民主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转趋激进、有人投身议会、有人提出“自决”，有人甚至提出“港独”。许多支持自决和港独本土派团体和组织纷纷出现。 “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香港众志”以及“香港民族党”等众多政党都是这个时段出现的。

黄之锋是“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被中国媒体称为“港独”的代表。在“雨伞运动”结束后，他和同伴组成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香港众志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以直接行动，策动公投和非暴力抗争，推动政经自主，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

黄之锋说，他并不主张香港独立，但他追求香港“自决”。 “‘自决’指的是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包括自己的领导人。”

他在早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应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2047年我们自己的道路和政治地位，因为这样我们民主运动的未来才可以存在。 如果香港可以在中国的主权之下行使民主自治，我们就没有必要走向独立。”

2016年4月21日，方志恒与香港资深媒体人王慧麟共同起草《香港前途决议文》，并联合香港民主派的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的30位中青代骨干共同签署了这份文件。在这份决议文中，方志恒和他的同事们一致认为，香港要争取内部自决。

陈浩天是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香港民族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成立于2016年，2018年被香港政府取缔。

陈浩天2016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解释了他从争取“真普选”到“港独”的心路历程。

他说：“我参加了雨伞革命，要求民主和普选，但是我后来意识到我其实是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但中共永远也不会给我们民主，因此我就决定跟中共一刀两断，我要独立，这就是我追求独立的原因。”

香港本土活动人士梁天琦是因为“雨伞革命”走上政治道路的另外一位年轻人。他曾担任香港本土前线的发言人。他在2016年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主张香港独立运动和本土自决。他认为香港是一个国家，香港人属于同一个群体。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2019年的 “反送中”抗议中反复出现。

2016年，本土派从街头走上政治舞台，但是遭打压

2016 年香港立法会是2014“雨伞运动”后第一场立法会选举。 “雨伞运动”催生的一批伞后组织，积极参与了区议会和立法会的选举，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改写了香港以往传统泛民、建制相争的两面， 形成“三雄鼎立”的局面。本土派议员进入立法会被认为是从街头走向了政治舞台。

不过，本土派很快遭到了打压。其实在选举期间，本土派也遭到打压。这些人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梁天琦和陈浩天等人。

在宣誓就任时，又有几名民主派议员被剥夺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例如，本土派“青年新政”的议员梁颂恒和游蕙祯。

2017年，包括香港众志的罗冠聪在内的另外四名民主派和港独派立法会议员也被剥夺了资格。

戴安通（Antony Dapiran）是在香港执业的律师，他曾写过一本讲述香港异见史，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内的书《抗议之城》。他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年轻人被允许进入体制，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

他说：“在‘雨伞运动’后，年轻人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组建自己的政党，积极参与选举过程。我禁不住想，如果他们的候选人没有被剥夺议席，也被获准参与选举，他们也许会觉得在城市的管理中他们可以发声，也许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幻灭，也不会有被幻灭驱使的抗议了。”

2019 “反送中”大游行， 香港人捍卫最后的法制防火墙

2019年6月9日，香港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香港立法机构即将通过的一项为将香港人送往中国大陆接受审判提供便利的引渡法案。这是“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

港民街头与警员发生对峙（图片来源：williamhill官网 ）

抗议活动已经将近四个月，即便是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最初引发抗议的导火索《逃犯条例》，抗议也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与警方的冲突甚至在升级。

港民街头与警员发生对峙（图片来源：williamhill官网 ）

用香港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斯达（Lewis Loud）的话说，强行修订“逃犯条例”，“就是试图令香港和中国之间失去法制防火墙，令‘两制’变‘一制’。”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台湾的一场记者会上说，抗议活动会持续到香港人获得自由选举权的一天。他和其他活动人士正寻求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活动的支持。

研究香港政治改革和未来管制的方志恒说，“反送中”是否成为另外一个催生香港本土意识的事件完全取决于中共的应对。

他说：“现状还很难预测。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做出真正的让步。…… 我不认为香港人会满意，这也许会演变成更大的呼声，呼吁自治。”

无论如何，“反送中”游行已经不再局限于“反送中”了。抗议者已提出了包括实行真正普选在内的更为广发的民主诉求。

香港大学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香港人”身分认同指数如今创下十年新高。在受访的1015人当中，53%的人称自己是“香港人”，称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只有11%，23%的人称自己是“中国的香港人”。

根据这项民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份的认同指数排在末尾，位于“亚洲人”、“中华民族一分子”、“中国人”乃至“世界公民”之后。当被问到是否对做一名中国国民而自豪时， 71%的受访者说不，在18岁到29岁的年龄段，说不者高到90%。

 

（文章略删减，原标题：中港70年: 中国因素如何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港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