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香港民众的抗议游行（图：Billy HC Kwok / 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9年8月25日讯】这篇文章如果写在8·18香港和平大游行之前，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指望不被拍板砖，但请自尊自爱的读者看完之后，冷静想想其中道理。毕竟，香港人持续几个月且流了无数汗水与一些鲜血的街头运动，应该收获一些有利于双方的果实——双方斗争的最好结果莫过于此。
香港的失落由丧失四小龙地位开始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直接针对送中法案，但又远不止于此。它是香港人积聚多年的失落与苦恼，历经占中运动的挫败后的一次总爆发。
亲眼目睹过8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之繁荣的人，才会理解香港人的烦恼与痛苦从何而来。四小龙曾经是全世界惊叹的东亚神话，在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看来，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就是富裕与现代化的象征，中国学习的经济样板。随着全球资本1990年代转移至中国，500强纷纷来中国安营扎寨，四小龙地位日渐衰落，其中以香港为最。原因也很简单：香港的繁荣获益于中国毛时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当时，中国需要以香港做为对外沟通的桥梁、转口贸易的中转地，甚至是外部信息的交换站。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香港除了金融方面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其它方面的重要性日渐丧失。如今的香港青年一代大都出生于千禧之际，由于2001年与1997年其间只相差四年，在所有评论中，97回归就成为香港衰落的时间始点。
客观地说，并非只有香港丧失了四小龙的荣耀。在1980-1990年代曾享誉一时的四小龙都有麻烦，共同特点是经济下滑，就业艰难；政治方面的麻烦则各不相同：台湾面临大陆红色渗透与统一的压力；香港的青年高失业率与上升通道逼窄、房价过高等所有的内生与外部压力，最后都转化为港人对北京（内地）的怨恨；韩国的压力则完全来自经济，处境艰困的韩国青年找不到出气口，反对政府成了唯一的泄洪口。
青年失业现象是全球普遍现象
香港媒体的言论空间被挤压，新闻自由日渐丧失，是北京与香港大资本共谋办媒体的结果（我在《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一书有专章论述此问题）；香港法治受到侵蚀，则是北京与建制派共谋的结果。只有一件事情是香港的老问题：香港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现阶段香港的房价居世界第二。香港居，大不易，中产辛苦奋斗一生也难求一套住房，“笼民”的数量高达20万。
放眼世界，不少国家的政府都因青年失业率高与社会上升管道梗阻等社会问题，失去了本国的青年一代，人口高增长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尤甚。但失去的具体原因则因各国政治体制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就造成各国青年一代的抗议方向完全不一致。中东北非国家的青年因此发动了“阿拉伯之春”，结果是“烈焰焚春”（《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沃斯一本战地采访文集，原名是《烈焰焚春：从埃及革命到伊斯兰国 - 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如何坠入人间炼狱》，A Rage for Order: 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from Tahrir Square to ISIS），各国陷入了比革命前更糟糕悲惨的境地；欧美青年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但抗议方向却有极大差别：欧洲因为已经是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运动失去了方向，成了渲泄式的街头闹腾，典型样本就是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面对持续已久的"黄背心"抗议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的新年献辞中警告法国人注意现实："我们不能只要求少工作，却多挣钱；多减税，却增加开支；不想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却想呼吸更纯净的空气。”在一向拒绝社会主义、被称为“例外”的美国，青年一代当中现在有将近一半人认同社会主义，他们因为学贷与就业压力而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美国现有的20多位总统提名候选人此刻将宝全部押在这批认同社会主义的人士身上，希望依靠他们支持，问鼎白宫。
香港青年失业及生活困境的中国内地因素
香港的问题之由来，香港人其实远比外部人清楚。在今年香港反送中抗议期间，多维新闻网采访了不少建制派成员，他们对香港青年一代的怨气形成之由来非常了解，几乎一致认为如果只将“反送中”游行示威与反修例联系起来，肯定解释不了为什么能弄出这么大的规模，因为它背后有个更大的主题，就是“反中”跟“反特区政府”。
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陈志豪在接受多维采访时，总结了两条：一是内地不断向香港移民，每天大概有100多个内地人因为家庭团聚的原因移民到香港。从香港人的角度看，这些人就是来跟他们争夺资源的，必然会影响到香港人生活，会增加香港住房的压力；二是香港人无法接受内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认为比较落后、不文明，难看。还有多位受访者谈到同一个老问题：房价太高，香港人终生辛劳工作，难求一套小户型住房。网络上关于香港劏房、棺材房、笼屋现象的视频很多，让人看了绝望。不管香港政治前途如何，这种房地产市场都是产生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
普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从根子上舒解香港怨恨
香港的社会治理水平在港英时期臻于较高水平，各种人才储备也丰富，完全有能力达成高度自治。香港目前的所有问题，例如青年失业率高、房价奇高、笼屋等不人道住房现象，大陆其实也一样。我在深圳生活过多年，深知大陆的土地财政及房地产开发方式基本上以香港为摹本。北京等大城市的“蚁族”与香港的“笼民”处境相若，略好一点。北京解决不了本国的高房价、高失业问题，也无法改善蚁族的居住空间，当然也没有能力解决香港这些积年问题。
面对香港人的强烈抗议，北京的高压政策只会激发香港人更深的怨恨与反抗意愿。中国有句老话，用在此时北京处理香港问题时最合适：该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北京早就应该做而一直不肯做的是让香港实施港人一直要求的双普选，也因此让香港所有的社会怨恨都集中于香港与北京及内地的关系之上。即使仅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双赢的选择也是放手让香港普选自治。
普选是否能够解决香港所有的社会问题？没人能够这样保证。但是，香港人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设计选择本港的政治形态与社会政策，他们当然也明白自治的要义就是自我负责。这种自我负责的港人治港自治模式于中央政府而言，虽然不再能事事高度操控香港，但至少可以最大限度止损，香港还是中国领土，但却避免让自己成为香港社会怨恨的目标，进而成为全世界谴责的对象。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