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罂粟花看似美丽，却有无比邪恶的内在，正如曾疯狂靠它赚钱的共产党。（图片来源：公有领域/Pixabay/CC0）
【看中国2019年7月16日讯】红太阳下的罂粟花：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
在中国，凡是经历过文革的长者，都知道毛泽东的“老三篇”，那个年代所有人都必须背诵这三篇文章。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重于泰山。
然而，张思德并不像《毛泽东选集》注释说明的那样，在烧炭时因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一处大烟（鸦片）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烟窑崩塌而被活埋。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不难理解，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烧烟英雄居然被立作楷模，让全国人民学习数十年，这就是中国历史被谎言充斥的典型例证。
中共在延安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抗日，而是种植、制作和输出鸦片。西北没有日本军队的踪迹，被国民党军队一路追击逃到西北的共产党，所宣扬的“北上抗日”，明显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谎话，至于有没有人相信，共产党已不在乎了。而且，共产党早已派出潘汉年等人与日本谈判达成“互不侵犯”之协议，1941年之后，日本从未向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一次大规模作战。
日本的飞机频频轰炸浓雾缭绕、视线模糊的重庆，偏偏就是不去轰炸晴空万里、毫无遮掩的延安。难怪战后的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表示：“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
从南京溃败到豫湘桂溃败，国军在抗日战场上屡战屡败，但毕竟在苦撑待变；与国军相比，共军则如毛泽东所说，“三分反日，七分反蒋”──其实，连“三分反日”都是假的，那“三分”功夫，被用到栽种、制作和买卖鸦片上。
关于延安政权种植、制作和销售鸦片的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早已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但由于中共封锁乃至销毁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得研究难有突破，直到学者高龙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共产党在晋西北种植鸦片的原始档案，才让世人看到冰山一角：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
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研究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忻州鸦片档案”的纸张都已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讯息量大。“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收割、运送、税制等每个环节，全方位勾勒了1940年代共产党统治地区的鸦片经济。“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将“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疑案铁板钉钉，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以这些档案为基础，高龙写出〈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年代边区鸦片经济〉一文。
这篇文章提及，“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详细记录了腰庄农户的鸦片种植情况。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员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中共只将此“肥缺”赐予值得信赖的阶级。档案显示，中共的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无情的。农户种鸦片有具体的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果无法完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
丰收季节，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三十六年交换许可证放行》。这件档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36年9月25日”，即1947年9月25日。这份文件写着，“兹有宁武县第四区谢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携带药品36两到县上带换回等价货物，换布及衣服牲畜，业经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给安满苍收执。县长王子仁、税务局长张一心”。
与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产”、“特货”等词汇不同，“忻州鸦片档案”直接出现“大烟”字样。其中有一件档案《烟站致赵应堂烟布价》，文字为：“赵应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烟已收下，毛重29.6两，皮重13.8两，净重15.8两，6个烟，共25万8,00元……请照数查收为荷。烟站侯成明启（1948年）4月30日。”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局用其他隐晦的名称代指鸦片。“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该档案详细的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临武县统购鸦片的事情。在档案中，鸦片被隐晦的称为“药材”。
中共的教科书对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所谓的鸦片战争口诛笔伐，并标榜中共建政后消灭鸦片的丰功伟业，却深深掩埋了中共割据政权以鸦片为经济支柱、靠鸦片度过难关的历史真相。“忻州鸦片档案”堪称“铁证如山”，比任何出土文物都更具震撼性，再次证实了一个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凡走过之处，必留下痕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出来混，总要还的。
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眼中的“鸦片王国”
最早公开披露延安鸦片经济秘密的，是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特派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弗氏于1927年加入苏共，1931年应征入伍。他退伍后进入莫斯科纳列曼诺夫东方研究院，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派驻延安的数年间，他写下大量日记，1973年以《中国特区：1942─1945》的书名在苏联出版。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
当时，中苏已翻脸，苏联出版此书是为了攻击中共，但书中内容并无伪造。后来，中国将中文译本作为“黑皮书”（内部读物）出版，在译者说明中指责，“苏联领导集团出于反华需要，对日记原稿做了‘编纂’和‘删节’”，却不敢指出究竟有哪些“不实之处”。
弗氏在书中对毛泽东、康生和周恩来等人的评价极为负面，并栩栩如生描述了“延安整风”期间的恐怖气氛。他写道：“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怖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对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一篇书评中指出： “曾在史达林统治下生活过的苏联人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延安，居然产生了‘除了恐惧，还是恐惧’的感觉，可见毛泽东的残忍和卑鄙远甚于史达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史达林整肃政治对手的主要手段是秘密清洗的肉体灭绝，而毛泽东的主要手段不仅是肉体灭绝，还是发动群众运动的灵魂清洗和人格羞辱。所以，这位苏联人才会对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整人感到恐惧。”
弗氏在其日记中对鸦片问题有详尽记载。1942年8月2日，毛泽东邀请弗氏、尤任等苏联记者到其驻地去，教苏联客人打麻将。那时，毛急需苏联的经济和武器援助，故而对苏联客人竭尽笼络之能事。在打麻将时，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中共特务头子之一）代毛回答：
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1943年1月29日，弗氏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都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在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从弗氏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很重要的产区，主要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和国民党很少来打扰，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
1943年9月22日，弗氏记载，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所以毛让苏联客人向苏联当局传话解释，并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
任弼时如此转述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时告诉弗氏，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近期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贸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运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
任弼时指点弗氏，使之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弗氏说，他会把这个情况告诉“小组同志”并汇报给莫斯科。
1943年12月19日，弗氏又在日记中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毛泽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日本记者波多野干一在1941年写过《赤色中国的究明》一书，其第六卷为《延安水浒传》，曾作为“必读文件”在侵华日军中发行。他以一百单八将的顺序，排列毛泽东（呼保义）所部诸将，并有简要的人物介绍，给日军指挥官当参考。在日本人眼里，以延安为中心、纵横二十余县，人口250万的“陕甘宁边区”约等于“红色梁山泊”。其实，毛泽东等虽被国民党以“匪”称呼，但其格局岂是宋江一伙可比？水泊梁山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称，喝酒、吃肉，平均主义。陕甘宁边区则制度罗列、等级森严──党政军分系列、按部门，相当完整、俨然国中之国。
毛泽东是包括鸦片经济在内的共产党所有重大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延安不可能变成鸦片王国。
当时，负责财经政策的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中共是否大规模栽种和贩卖鸦片一事，曾发生激烈争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前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都赞成，而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和西北局书记高岗则强烈反对。1942年初，林、谢、高三人更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剖析鸦片经济的利害得失，要求万万不能让边区罂粟遍地。
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党内还存有少许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和可能。毛、朱、任、李等人代表着党内主流派的观点，他们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非常手段；林、谢、高则代表党内少数派的观点，他们多少还有些道德原则，有些儒家仁政的想法，故而不齿于“革命理想”被邪恶的鸦片所玷污。
后来，谢觉哉无可奈何接受鸦片合法化的现实，但私下多次表示不满。谢在日记中把鸦片隐讳的称为“特货”、“某物”、“某货”──“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渡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为了堵住林、谢、高之嘴，毛泽东特别召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与之商量对策。
南汉宸早在1926年即秘密加入中共，是长期潜伏在冯玉祥、杨虎城部的中共间谍。南汉宸做过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释放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囚犯。国民政府通缉南汉宸，杨虎城安排其秘密逃亡。后来，南汉宸来到中共统治区。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给延安发军饷，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陷入困境。毛泽东在其住处枣园召见南汉宸，要他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等问题，要求他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然而，南汉宸再善于理财，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南氏焦头烂额，心生一计，特别向毛汇报说，渡过财政难关的所有栈道都已被全部堵死，“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毛迅速回答，既然情势如此严重，“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毛熟读史书，对南氏的建议心领神会。
毛告诉南氏，中共只有三条路可走：饿死、散伙和赚钱。赚不到钱，买不到边区所需的粮食和物质，便只好饿死；要不然就散伙不干。若不想走这两条路，就只好老老实实的赚钱。赚钱没有别的办法，唯一办法就是栽植和贩卖鸦片。延安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极为贫穷，蒋介石将其当作兵书上的“死地”，却不料毛以鸦片经济绝处逢生。毛同意发展鸦片经济，只是在执行层面需要有一些配套方法，并竭力掩人耳目。对此，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分析：
本来两计一明一暗，一虚一实；毛泽东则强调双管齐下，阴阳互济：一方面同意暗渡陈仓，即暗中种植和贩卖鸦片；另一方面坚持明修栈道，亦即号召大生产运动。在毛泽东看来，组织和动员干部生产，既可以解决部分财政危机，也可以起到以“合法”掩护“非法”的作用；也就是说，台面上的明修栈道可以掩护台面下的暗渡陈仓。暗渡陈仓与明修栈道，乃左右两个拳头，更是飞鸟的双翼，相辅相成，不可缺一；暗渡陈仓固然核心重要，但如果不益以明修栈道，也容易为外界侦知，最终不可能单独达到目的。
毛是权谋大师，一旦做出决定，立即动用权力运作。鸦片经济要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通过，就要将这个部门改组。原先，该委员会有九名成员，林伯渠是唯一的中央委员。既然林在其中地位最高，而林反对鸦片经济，对其他人影响颇大。于是，毛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作出全面改组。
毛不动林伯渠和李富春的位置，以免引起太大反弹；而是让其他七名成员全部去职，另由朱德、任弼时、高岗等加入。两个月后，毛又让财政厅长南汉宸加入。就这样，透过这些关键的人事变动，毛可以完全控制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策，林伯渠被孤立和边缘化，其反对意见在该委员会无法得到多数支持。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由南汉宸报告财经状况的会议。作家萧军虽不是党员和高干，也应邀前去旁听。他在日记中记载：“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他说。”萧军在日记中发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革命的花朵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有了毛的支持，南汉宸放开手脚，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钱财，用“土特产”从国民党统治地区交换过边区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1942年，鸦片贸易所得占边区全年岁入的40％。以边区的货物输出而论，1943年鸦片占出口总值的46％，1944年占71％，1945年更升高到79％（40亿元币券）。
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得到毛的器重。中共建政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有一次，毛的夫人江青见到南汉宸的夫人王友兰，曾拍着她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不过，这种夸奖并没有让南汉宸得以善终。
文革开始后，南汉宸受到残酷迫害。他的间谍生涯被控为“里通外国”，他受命经毛泽东拍板主持鸦片经营，被说成是“大烟贩子”。从1966年夏天起，72岁的南汉宸持续受到造反派的辱骂和殴打。1967年1月27日夜晚，不堪折磨的南汉宸写信给中共中央，讲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之污蔑，在请求党的“谅解”之后，于家中服安眠药自尽。
执行毛泽东鸦片政策的，大都是冷酷无耻之徒，“渣滓中的渣滓”。比如，晋西北贸易局局长兼银行行长牛荫冠负责鸦片统购统销，早在清华大学当学生时就已加入共产党。其父亲牛友兰是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晋西北的首富，将大部分家产都捐给共产党，共产党仍不放过这个“大地主”。
1947年，晋绥地区土改时，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主席台上。斗争会进入高潮时，两个农民按住他的头，将一根铁丝残忍的穿进他的鼻孔，又强迫牛荫冠牵着连着铁丝的绳子，甚至还用烧红的铁锹烙在牛友兰的背上，鲁顺民在〈这一腔心事说与谁〉一文中描述：“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抱不平，当场把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
次日，牛友兰死在关押他的窑洞中。虽然父亲惨死，牛荫冠既上了贼船，仍铁心跟着共产党走。牛氏为薄一波之下属，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副书记、省委常委、沈阳飞机厂厂长，主持研制（实际上是仿冒俄国战机）中共第一代歼击机。
支持和实施鸦片贸易者下场悲惨，反对者更是如此。林伯渠因反对鸦片贸易，被逐出最高决策层，从此只担任一些名誉性职务。林伯渠于1960年病逝之后，其妻子朱明因写揭发江青的匿名信而被定为“18号案件”，次年自杀身亡。
实施鸦片经济和反对鸦片经济的人，最终殊途同归──成为革命绞肉机中的肉屑。
朱德、贺龙和王震都是鸦片贩子
1941年，中共下达鸦片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之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查出辖区内吸食鸦片的民众。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化学工厂等处将其加工成熟鸦片，之后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
在中共鸦片种植和贸易中，军队参与是典型特征。中共军头朱德、贺龙、王震等都是主事者。
朱德早在云南任宪兵司令兼昆明警察厅长期间，就致力于走私鸦片赚钱。国民党将领李文彬当过朱德的部下，晚年在台湾接受口述史访问时指出：“朱德喜抽大烟，做鸦片买卖，当我住阿迷县时，朱曾来信要我派人护送鸦片至河口，因系老长官，无法推阻；而河口瘴气甚重，兵士有三人病死。”延安时代，朱德名义上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大权在握，重拾老本行，自不在话下。
贺龙更是积极支持部下的鸦片生意，当军方与地方政府就此发生利益冲突时，他每次都拚命护短。因为他性情凶暴，地方政府通常敢怒而不敢言。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督察队在其住处（出差住处）搜出鸦片30两。
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查，与督察队相持不下，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贺龙出面为之脱罪，此事遂不了了之。
王震的359旅，在南泥湾最大的功劳，不是种植农作物而是种植鸦片。为了种植鸦片，部队透过“管理处”，特别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几千亩川地都是种鸦片的上等田地，如果没有总司令朱德的明确指示，很难想像359旅旅长王震敢擅自在开垦南泥湾的同时，如此大规模涉足鸦片种植。该部队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一直在贩卖鸦片。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
王震飞扬跋扈，地方政府对359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萧军在日记中记载，延安召开第一次文艺座谈会次日，萧军见到王震，王震向其诉说如何自力更生，用“烟土”换老牛吃肉，改善部队伙食。萧军“不免感动”，并对这个铁路烧火工人出身的高级军官刮目相看，大赞其“聪明过人、切实有为”。
数年后，王震奉命镇守新疆，仿效左宗棠的铁血手腕，大肆屠杀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再数年后（1989年），王震力主屠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太平”这句话就出于王震之口。从贩卖鸦片到杀人，仅一步之遥。
文革之后，王震成为国家副主席、“八大元老”之一，其子女垄断中共的军火贸易，各个富可敌国。父辈贩卖鸦片，后人贩卖军火，中共的红色家族真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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