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杀人比赛”之冥想(williamhill官网 )

第一场“杀人比赛”，发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网络图片）

在键盘上敲下这个题目之际，心情有点压抑……沉思良久，才开始打正文。

杀人，杀戮无辜，这已经够残忍了。杀人，还要进行比赛，这是一种怎样的疯狂啊！这里，试举两个不同场合的“杀人比赛”，藉以做个比照。

这一场“杀人比赛”，发生在抗日战争年代。1937年初冬，侵华日军中的两个少尉——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经约定进行了一场砍杀一百个中国人的比赛。赛后两人会面于紫金山下，彼此手中各握有一把缺了口的军刀。一个说：“我杀了一百零五人，你呢？”另一个说：“我杀了一百零六人。”两人哈哈大笑，但因确定不了究竟谁先达到一百这个数，双方只好商定这一回不分胜负，重新开赛比一比谁先杀满一百五十个中国人。于是，次日杀人比赛再度进行。事发当年，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曾作过“百人斩超记录……”的相关报导。

另一场“杀人比赛”，则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据《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披露，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其自撰年谱中“愤怒地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别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冯国璋当年是代理大总统——作者注）

比较这两场“杀人比赛”，不同之处有：一、前者是受过高强度军事训练乃至“武士道”精神熏染的壮汉，后者是没有上过几节像样的体育课的花季少女；前者是日本人杀中国人，后者是中国人杀自己的同胞中国人。无论其国籍、身份、年龄、性别如何，就残害人的生命而言，就将人杀死这个本质而言，两者都是杀人凶手，这一点是相同的。古今中外，从未见过有哪一个国家以屠杀自己同胞为能事的。至于成群结队的花样年华的少女，被毛魔和中共调教、驯化成“要武”的滥杀无辜的凶犯，甚至“巾帼不让须眉”，这在人类史上有过吗？！仅此一端，就显现共产恶魔的可怕及其罪责有多大。一个有出息的善于反思的民族，不会简单地把什么罪孽都归咎于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也不至于把什么账都一股脑儿算在红卫兵、造反派身上，不过，这些杀过人的红卫兵自身终究也是欠了血债的。那两场“杀人比赛”，从表面上看，女红卫兵杀死的人数远比那两个日本鬼子少得多，然而，有没有想过，其当时所起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当然还有其他头面人物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客观上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多少人丧命？“文革”中的“杀人比赛”，又何止是一场！

后来，日军那场“杀人比赛”的两名“参赛”者——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于1947年9月2日被盟军最高司令部批捕，后被引渡回中国，并被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翻出这个结局，并不是喻示要对“文革”“杀人比赛”的“参赛”者追究法律责任、绳之以法，而是希望他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醒悟而正确的认识。其中有些人似乎迄今仍活得自在而若无其事，始终缺乏起码的忏悔意识，这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悲的地方，也是其个人可悲的地方。尤其可悲且可恶的是：中共现当局已将8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的部分史实内容再作篡改，新版已不再提“文革”是“动乱和灾难”，而把它美化成了“艰辛探索”。这种公然为世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翻案的作派，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开历史倒车，而是歪道闯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而逆向行驶，危险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