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图：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18年9月27日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授高王凌8月24日因病去世。我和高王凌教授没有私交，但读过他不少著述，受益良多，尤其是他对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论述，既深刻又浅白，十分精彩。这里我谈谈读高王凌著述的一点感受，也是对这位学者的纪念。
高王凌教授根据民国年间的调查统计得出结论：在旧中国的农村，两头小中间大，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里，地主占有的土地只在30－40%之间，远远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70－80%；地租实收率是30%，远远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50%以上；地租总额只占全国农作物产值的12%或更少一些，考虑到地主阶级自身的人口比例，单纯靠地租为生的小地主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和自耕农相差无几。这一调查结论无疑是对共产党暴力土改从理论上的釜底抽薪。
很多人都以为，1949年后的中国，农民不好好干活是合作化以后、尤其是公社化以后才发生的事。他们以为共产党搞土改，虽然很残暴，但总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让农民单干，因此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可是高王凌告诉我们，农民从土改以后就不好好干活了。因为他们知道，先前很多富裕农民本来是勤劳致富的，但就是因为他们富，结果在土改中遭到批斗。高王凌说，土改后农民心里想，我多干活了，产量增加了，我变成富裕中农怎么办呢？你们又要来斗我。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他宁愿穷着。当时很多外国人写的书，有一本叫《翻身》，一本《十里店》，都说到土改以后的减产。有人说“土改”之后中国农业有一个黄金时代，那都是骗你们。当代史里更是鬼话连篇。
关于中国农民，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谬论，说中国农民追求平均主义。高王凌反驳道：“我觉得他们的脑子中毒太深了，动不动搞个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与否是你的概念，不是中国农民的概念。中国农民追求平均吗？在座的各位可以回去问问爸爸妈妈，据我了解中国农民追求公平和道义，但不追求平均。”
这就驳斥了一个关于共产党的神话。不少人至今都以为，共产党打下江山，是因为当初它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支持拥护。其实不然。杜润生在回忆邓小平的一篇文章里写道，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边打仗，一边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结果招致农民的普遍反感，于是后来改变了做法，把“打土豪、分田地”改成了“减租减息”，这才使得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得到改善。可见私有产权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人，包括穷人，也承认私有产权的正当性，并不赞成共富人的产。共产党老是批评农民“落后”、“不觉悟”，其实那正反映了农民朴素的正义观。
（原标题：听高王凌教授讲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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