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为陈庚、朱德、贺龙和罗荣桓（前排从左至右）讲解59式坦克。（网络图片）
许光达（1908～1969年）是中共高级将领。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震荡，全国上下全都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
许光达曾不止一次地触犯过林彪、江青等人。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论点，被当作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1964年春天，林彪在空军召开打扫卫生现场会，要司令员亲自带队参加。许光达悖逆其意，厌烦地说：“我们部队准备大比武，训练这么紧张，要我动员大家一天到晚去抠暖气片缝，我不干。”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叶群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作，作风不正。自然就借口逃会，贯彻不力，当然，这就又成了许光达的一个罪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光达是林彪处心积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拉不过来就打倒，这是林彪惯用的手法，于是就有了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许光达被非法关押，受尽摧残折磨，直至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造反派”要给装甲兵党委的一位领导干部戴高帽子，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要开批斗会。作为党委书记的许光达，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很快就与群众达成共识：会可以开，有意见也可以提，但要注意大的方面，我们是军队，有组织原则，有保密规定，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挂牌子。
当会议开到一半时，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个手拿纸糊高帽子的“造反派”，朝着那位领导干部走去。许光达当即制止。“造反派”推开他：“这不关你的事，你别管！”
台下的群众也都激动起来，两派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许光达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不守信用！你们都是军人，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先给我这个党委书记戴。”
许光达发现纸糊的高帽子里面装满了铁蒺藜，一旦戴到头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上去抢高帽子，心脏病突发，倒在台上，当即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抢救。
1967年1月16日下午，许光达从医院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主持党委一个重要会议。会后回家吃晚饭。那天是星期日，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都在家，按照他的老习惯，经常要在吃饭时和孩子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一个时期以来，作为中央委员的他，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往往是通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讲话透露出来，而这些讲话，又首先会出现在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上。作为一个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要从孩子们抄录的大字报上去找寻威廉亚洲官网 动态，做为参考来领导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事呵。
饭后，许光达站在门口等车准备回医院去。突然，跑来几十个“造反派”，把住房团团围住，连推带揉地带走了许光达，紧接着在生活秘书的带领下抄了家，他们翻箱倒柜，说是要找什么“二月兵变”的黑名单，结果一无所获。这伙人并不甘心，临走时他们拿走了许光达在20多年前从侵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面日本国旗，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证”；还把不久前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同恩维尔･霍查的合影照片，作为他充当“苏修特务”的“罪证”带去了。
在办公楼里，几个小时前作为党委书记、司令员的徐光达大将还在主持会议，转眼间却变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被迫交待“问题”。
“老实交待你企图搞二月兵变、篡军反党的罪行！”
“老实交待你搞政变准备当总参谋长的阴谋！”
许光达扫视一下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盼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许光达出口的第一句话使“造反派”大失所望，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主持会议的人示意大家静一静，让许光达继续回答问题。
“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大叫大嚷起来，又乱成了一团。主持人无法平息会场的混乱，更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被徐克达的反讥“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批斗以后，身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委员、大将的许光达，就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了起来。
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找来两名1.8米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之职，在严刑拷打和连续不断的批斗下，许光达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专案组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专案人员都曼林、党志壁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许光达口流鲜血。
关押期间，降低伙食，室内空气污浊，夜里开大灯泡睡觉。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咳嗽严重，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第一次住院七十八天，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摘自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写的《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
1969年6月3日晚，许光达惨死在医院厕所的马桶上，没有任何医生、护士在场，更没有亲属在身边，死亡原因，至今不明。6月4日，专案组不准家属参加，强行将遗体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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