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台湾 你该怎么办？(图)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台湾，你该怎么办？（SAM YEH/AFP/Getty Images）

以色列有一道闻名于世的“哭墙”。那是古老岁月中入侵者焚毁的宫殿的残垣断壁。现在，重新建国的以色列早已成为地中海畔坚如岩石的政治存在，但以色列人却依然常在“哭墙”之下，用泪水和悲泣，回忆千年亡国的哀痛和重新建国的艰辛。那“哭墙”下飘散的泪水和摇曳的哭声，恰是回荡在以色列人心灵间的忧患意识。以色列的强大与安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普遍的忧患意识。

2017年5月22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耶路撒冷旧城西墙（哭墙）。（RONEN ZVULUN/AFP/Getty Images）

返观台湾，尽管中共从未停止宣示要用其专制政权控制台湾的政治意志，也从未停止用战争威胁或者统战活动的方式，紧锣密鼓地为实现其政治意志作急不可待地准备，但是大部分台湾民众却处于一种奇怪的无忧少虑的状态，对中共欲控制台湾的政治阴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善良的台湾人似乎只按照一种最简单的逻辑，对中共的行为和自己的前途作出判断：我们台湾人又不去伤害中共，中共也就不会伤害台湾。然而，生活常常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历史也往往不会按照看似合理的逻辑运行。

中共对台湾的战略，并不是由台湾的态度决定，而是基于极权政治对危险的认知，即，中共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大陆广大民众中的政治示范作用，已形成对中共专制的致命威胁，而消除威胁的根本办法，就是借统一之名，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就是善良的台湾人难于理解的中共极权专制者的政治逻辑，而这个逻辑正主导两岸关系的前途。

普遍的茍安情绪在台湾社会中弥漫，使得大劫难变得更加难以避免。对危机的警觉是应对危机的前提；茍安情绪之中只有对危机的麻木不仁，对平安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台湾社会在茍安情绪中昏昏然沉睡的如此之深，以至于少数智者对大劫难的预言，似泥牛入海，激不起惊醒的波澜。

此次大劫难事关台湾自由的生死存亡；此次大劫难源自一个获得巨大经济能量的铁血强权。台湾又一次被迫面对无可避免的冷峻的命运挑战。而战胜大劫难需要坚硬的国家意识、不自由毋宁死的良知、同凶险的命运决死战的意志、用血与生命卫护独立与尊严的勇气，同时还必须有源于大智慧的战略构想和策略设计。

但是，普遍的茍安情绪却使战胜劫难所必须的一切都成为不可能。一厢情愿的对和平生活的幻想，侵蚀了台湾的政治意志，自由激情和勇敢精神，也消融了台湾洞察命运的智慧。扫荡危及台湾自由的茍安情绪，首先是台湾政治活动者的责任。可悲可叹之处却在于，绝大多数台湾政治活动者竟应当对茍安情绪的产生和蔓延承担责任。

中共享统战活动编织出对台湾一往情深、善意如海的骗局，来掩盖其政治阴谋的战靴在暗夜中踏出的铿锵声。国民党政客则抓住每一次政治表述的机会，让台湾人相信中共善意的真实性。与之同时，某些民进党政客的意识也成为台湾社会茍安情绪的另一个来源。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听到有民进党人士想作上述政治交换的情况汇报后，语带讥讽地说：“这些民进党人真是天真的可爱。不过可以继续同他们谈这个话题；让他们有一点儿幻想也好，有幻想就不清醒，就可以为我所用。只要我们的同志目标明确，头脑清醒，不对他们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能够使我们的统战工作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无论何人，从贾庆林的这段话中都可以得到一个深刻印象，即同中共老谋深算的狡猾政客相比，某些民进党政客天真得像处男。然而，这些“政治处男们”同中共作政治交换的幻想，却潜移默化地强化着台湾社会的茍安情绪。当然，也有一批民进党人意识到来自中共的威胁，并试图向台湾人发出警讯。

但是，他们却又缺乏对政治概念进行政治战略和策略分析的能力。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中国”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概念：一个是数千万人构成的中共官僚阶层，一个是十余亿大陆普通民众，这两个概念天然处于对立状态；对台湾自由的威胁，来自中共官僚阶层，而不是大陆普通民众，大陆普通民众最多只是中共享专制暴力挟持的人质——大陆普通民众实际处于政治奴隶的地位，而政治奴隶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又怎么能决定台湾的命运。

由于缺乏进行上述基本区分的政治认识能力，这部分民进党人的警讯只能笼统地把中国当作危险之源。如此一来，不仅愚蠢地把十余亿本不是台湾敌人的大陆民众置于敌对状态，更模糊了危险的真正来源，因而使其警讯缺乏只有真实准确才会产生的震撼性。显而易见，愚蠢而又不具备震撼性的警讯不但不可能让人惊醒，相反会使社会的危机意识变得更加麻木。

一个族群的政治家的责任之一，便是对威胁族群政治安全的危险提出预警，并设计和实施克服危险的政治方案。台湾的政治人士群体却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国民党故意掩饰危险，民进党则缺乏有效预警台湾社会的政治智慧。社会中另一个对此负有责任的阶层，是被称为“民族智能之镜”的知识份子。然而，世俗化和物欲化的重重污迹，却使台湾的“智慧之镜”变得模糊不清；众多知识份子的心灵迷失于世俗的享乐，腐烂于物欲的追求，早已冷漠了自由的激情。自己都丧失了对自由的热恋，又怎么会有激情为台湾的自由而奔走呼唤，惊醒社会。

台湾知识份子中自也有风清月白、聪慧睿智之士，他们确也清醒地认识到台湾正处于大危险之中。但是，面对台湾社会昏昏然、熏熏然的茍安情绪，他们所作的，往往只是长太息以扼腕，心痛楚而黯然。

对于这些朋友我愿不揣冒昧，以进一言：命运不会被心疼感动，历史也不相信叹息；命运只可能被艰苦卓绝的努力征服，而可能感动历史的，常是绝望中的奋起——知不可为便不为，非英雄的选择；知不可为而为之，纵然不成，也可免千古遗恨。

（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