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12月11日讯】我的一本口述历史新书《我们曾历经沧桑》出版了。做这本书的图书公司让我和读者开个小型座谈会。回答读者感兴趣的问题。
那天，来了十多个读者，年龄大约都在四十岁以里。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文革。当然还有延安整风、反右及其它。大体是自己的爷爷奶奶、父母都不愿意谈这些往事。对于文革，他们所知道的，除了教科书上根据《若干历史决议》上关于文革的那段话外，就是影视上出现的一些今天人们看来很滑稽的镜头。而文革究竟是什么样子，何以亿万人民那么热情高涨地涌上街头干着今天看来侵犯着人权、触犯着法律的事情。大多数人，不愿意告诉后代自己当年干了什么，因为都做过伤害别人和被别人伤害的事。是谁让他们这样去做，为什么他们会去做，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怎样？我一边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一边在想，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之所以有如此混沌的感觉，和历史的屏蔽有着多么大的关系！我的学生曾告诉我，关于文革，他们的政治课老师只让他们背诵决议中的那么一小段。但那小段毕竟也是否定了文革了呀？“右派”也是被平反了呀？几十年来，除了和领导文革一脉相承的当局，及历届按照当局意志掌管宣传的部门外，除了老师，除了家长，还有多少人在自觉地、甚至是已经习惯性地参与着这种屏蔽呢？从我这次出书被删去的内容，即可看出。这种删去的动作，实在是强弩之末之举了。
《李大同：我的蒙古岁月》一文被删内容
1、1943年，父亲参加了在山西偏关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差不多被整了一年。
邢：整风中，他的处境如何呢？
李：托派，马上就成了托派，从白区到延安的嘛。我父亲气死了：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怎么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时年轻气盛，差点把眼睛都气瞎了（后来用针灸治了很久）。
邢：因为他是来自四川的吗？当时把那边的人打成了“红旗党”。
李：就因为他是小知识分子，是城市人，就要怀疑你。延安也发过来被迫“揭发”出的材料。父亲气得半死，说我退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脱帽道歉。我父亲要退党的那一句气话，却进入了档案。文革时还被翻出来当作罪证。
2、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往延安运鸦片，用骡队往延安送。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你们为延安送来了黑金子。内蒙有种大烟的传统，就在河套地区。
3、邢：中国青年报可打了不少右派。
李：当时为了保总编辑张黎群和副总编辑陈模，要牺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实事求是。黎群说话冒了，说“党报是传声筒”，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让小平注意上了。亏了毛的大秘书、他的好朋友田家英为他说话，团中央耀邦这边又力保他，没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撤消了团中央常委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职务，发配到了大西南。陈模是小八路，团中央也想保，怎么保？他当过彭真的秘书，就想让彭真出面说一句话。结果，不向彭真汇报还好，一汇报，彭真说：“陈模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这下铁板钉钉了。
4、邢：文革初，学校斗老师时，你参与了吗？
李：我没有参与。我们的校长高万春，跳楼自杀了，他是14级干部。我没有参加，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点关系。看不惯。相比之下，汇文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有传说，崇文门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一个老太太的头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红卫兵蜂拥去看。但我本人和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们也去看过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万岁”，感到很恶心。我们这类地方干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识特别强，我们当时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还能凑合，林彪、总理出身什么？父亲母亲也是例子，知识分子干部哪有几个出身好的？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不像多数老红军是为了有饭吃参加革命。我父亲去延安时，身上带着一百大洋啊！他对我爷爷说，你给我也走，你不给我也走，爷爷当然得给。我当年插队，带的是高级罗盘——军用指北针。一个罗盘25元钱，那时25元是什么概念？老太太一边买这买那，一边数落：你们这叫插队吗？我离开北京时也带了100“大洋”，人民币，那时也是个不小的数。
5、李：后来，团中央给北京各个区的中学派了工作组。丁东，你在哪个学校？
丁：我们师大一附中在宣武区，工作组就是团中央派的。我们学校工作组组长叫勾德元。他好像是团中央部长级的干部。我们学校工作组有刘平平，所以他就直接和刘少奇挂上了钩。
李：哦，勾德元，我知道这个名字。崇文区是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去的，她是团中央工作组组长。我当时是年级文革组长，所谓“靠得住”的孩子（哈哈）。这时我们是拥护工作组，配合工作组的。文革一开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组进入学校时就转换了。老红卫兵又基本上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班子。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后，老红卫兵被打下去了，到1966年底，这时家里也地震沦陷了，父母亲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办公室洗脚，一群造反派冲进来，把袜子往他嘴里一塞，就抬走了，再无音讯。从此我父亲竟然失踪了一个多月。
邢：实际上弄哪儿去了？
李：每隔两三天转移一个地方。一开始，我天天陪我母亲站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往里给总理递信，别的也顾不得管了。人在哪儿呢？一个月了，没有音讯，后来我一个人经常去中南海西门口递信。谁都递，主要给总理。我父亲是农林口文革8人小组成员，谭震林是组长。总理后来下个命令：必须保证农林口黄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卫戍区部队准备出动搜索了。总理下令后，很快，一天夜里11点多，我们家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几下，我们趴在凉台上一看，车没了，老头给送回来了，坐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被打断了，耳朵里流着血，全身衣服哪儿都是血，整个臀部青黑一片（我当时还拍照作为罪证）。放他回来前还强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我父亲就是不洗。父亲太硬，太倔，打游击出身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你不是不下跪吗？造反派就迎面踹过来，那腿还不断？！
文革开始后我听过他和梁步庭（原团中央书记，此时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后任青海、山东省委书记）在我家的一次谈话。步庭说，老黄，走资派就走资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着他（指毛）走的嘛。我父亲说：“那可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谁跟你讲原则呀？那时老头儿如果“中庸”一点，不会遭那么大罪。
邢：当年腿就被打断过，这次又断了，太残忍了！
李：老头是条铁汉，可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点湿，说：当年被日本鬼子弄断，这次被娃娃们弄断了。
邢：不是怨，不是恨，是伤感。
李：但是父亲和我专门谈了一次话，对我和我弟弟说：“你们要相信，你们的父亲绝对不是走资派，不是反革命。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时团中央机关里，书记王××的孩子已经贴出大字报，声明和他父亲彻底断绝父子关系。某书记，大院里那么多他的大字报，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够，妻子绝望之极，在图书馆上吊自杀了。还有两个书记也跳楼自杀了。我相信父亲的话。那时，我和我弟弟，护着父亲到处转移，带着大口罩、墨镜，今天到一个老朋友家，明天到一个战友家。我们家的实木门，这么厚，三道插销，愣能给踹开，闯进来。天花板撬开，地板撬开，人没有办法呆了。白天不来，经常是夜里一两点，一伙人突然来了！
邢：冲你们家，主要是农林口的吗？
李：农大的造反派。这种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逐渐平静下来了。
6、李：那时中苏边境有些紧张，有点要打仗的意思了。珍宝岛事件是在哪一年？
丁：1969年。
7、邢：记得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也是很受震动。
李：那是不得了的！就这样，我们脑子里开始装了很多反“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但不能说建立了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抵消着新信息和新想法。起码，我们不再“纯洁”了。我见到毛泽东时，就不会掉眼泪。情感上也发生着变化。记得联动有一伙人，一次冲公安部前，跑到我们大院歇脚说：“我们现在怀疑林彪。”我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就讲了一大堆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觉得林彪也可以怀疑。江青更不要说，都骂得狗血喷头。那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用最好的相机，把老画报上江青过去的照片翻拍下来，弄得人手都有一套，看：江青这个戏子！当时干部子弟对中央高层的神秘感很快就没有了。也受毛泽东很多讲话的影响，比如1964年春节讲话，毛泽东说很对嘛，上课看《红楼梦》也好，抄书也是学习，这个学生将来有出息。文革中，我们不参加暴力行为，参加暴力行为的主要是低年级的孩子——初中生。那时六中搞红色恐怖万岁，都是初中生。我虽然是初中生，但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曾有一次让我押送两个“地富”回原籍，由于临时取消，也没有送成。
老红卫兵其实很早就边缘化了。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老红卫兵为此还举行过多次长安街游行。整个长安街，十几二十万人带着最原始的红袖章、红领巾浩浩荡荡。这是怀旧示威。我们也去了，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各个学校“老兵”成立合唱队，唱长征组歌。101中学有两个女生领唱非常优秀，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四三派”的人还去砸过场子。各区篮球高手在东单体育场举行比赛。彭真的儿子，也是篮球高手！那时学校我们也不去了，基本就是逍遥派，在家读书。
8、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后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
9、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去了以后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人又高头马大的。
10、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一帮子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知青盲流，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也有五个人，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甚至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11、邢：讲到第一次住蒙古包的心情，也很有意思。你们是不是怕人家钻你的被窝啊？
李：当时传说草原上人人有性病，我们就怕染上梅毒什么的，吓得根本不敢睡觉。后来到了自己的营地，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个，女的一个。
12、邢：后来你们那里挖“内人党”还搞吗？
李：滕海清来了，整个内蒙军管了。滕海清原来是军区司令员。他继续挖“内人党”，整当地干部。我们知青是与军代表对着干的。他们以为知青是天然的依靠力量，让我们知青给他们当翻译。
军代表把老乡训得都发抖啊！我们就用蒙古话对老乡说：“你怕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声色俱厉，看上去也在像在训老乡，其实我们说：“站好，别怕他们，什么也别说！”军代表一看，怎么刚才还吓得腿都打弯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直起来了？就怀疑了我们。后来派别的懂蒙语的人在旁边听，才知道我们说的都是反话。说这帮知青不能用，完全站在老乡那边，把我们都换了。还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羊群也给剥夺了。
我们曾经一度靠打零工活着。每天骑着马，到人家蒙古包去问：你这儿有活吗？你这儿有活吗？这么凑合活着，生活很不稳定。
邢：这大概有多长时间？
李：大概有半年时间。后来军代表撤了。我们才恢复原来的样子。赵紫阳到了内蒙，制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政策，还到我们牧场来视察过。其中一条政策是知青可以购买自留畜。我主张买。我们每人可以买6到8只母羊，一只羊才10元钱，可以让它下羔。但是我们那伙人坚决反对，说我们是无产者，不能有私有财产。我说，这不能算私有财产，我们放到老乡的羊群里，羊毛给他，我们只吃肉，可以省下买肉的钱。他们还不干。要是买了，到今天都是大牧主了。因为羊是成几何数发展。
13、李：但回去一调档案，就黄了，不能要了。其实他是法语老师。他通过听你说蒙语，考察你的学语言的能力。1974年，我又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又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没有去成。1975年，还有一次。这一次，招生老师说：你来起草一个给农林部（我父亲单位）的函，只要他们说不影响你升学就行，我们有1％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我亲自起草的这份东西，最后一句是：黄天祥的问题审查，是否应不影响其子女的升学问题，请回函。我想，回答不外乎：或者“是”（这就违反政策），或者“否”。结果农林部军代表那个坏啊！他们根本不回答你的问题，回函写道：“经查，黄天祥的问题目前没有发现和其子女有关”。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那意思是说，还有可能查出我与我父亲有关的问题。
三次受辱，这个大学不能上了。
其实，到了1974年我们分场就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候感到很孤独。在这之前，我曾和梁步庭有一次对话，梁步庭曾经和我父亲同在湖北沙洋干校。我问他：“以您的政治经验，我爸爸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翻过来？”他想了半天，说：“没有可能”。他那年去看胡耀邦的时候，还和耀邦说了这件事。耀邦很生气，质问梁：“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你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叛徒。”说我父亲是叛徒，是当年父亲被派到土匪组织中工作，感化他们出来打日本，别和八路军作对。结果土匪组织内部哗变，把我父亲捆起来了。他们又不敢惹八路军，就把八路军代表——我父亲给放了。这样，我父亲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叛徒。说：你要不叛变，怎么会放你呢？其实档案中早已经甄别清楚了。梁步庭说：“耀邦，你不知道，我不说话就是态度”。在干校时，梁步庭与我父亲在厕所见面都不敢说话。开斗争大会时，我父亲太硬，雄辩滔滔，散会时人们说也不知道谁斗谁！他连走资派都不承认。太不知道妥协！
14、其实，她过来以后才知道，她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
《贺延光：从兵团到北京》一文被删内容
1、贺：我曾经参与抄一个数学老师（姓张）的家，我去的时候，他家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记得他家有不少胶木的电唱片，那东西，我们家没有，就印象很深。后来，我还跟着学校一批人到天津造反，晚上没有地方住，就去澡堂子住。一进去，才发现那里已经有不少北京来的红卫兵了。当时我们带的红袖章，是没有字的，而他们的袖章已经有了“红卫兵”三个字。我们参加了砸天津的一个教堂，也弄不清是天主教堂，还基督教堂。记得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摆满了高脚酒杯。我拿起酒杯就往地上砸，那玻璃杯摔到地上的声音很好听，觉得很开心。当时砸教堂也不止我们一家红卫兵，北京、天津，哪儿的都有。红卫兵把神职人员赶出来，让他们穿上神父的衣服，低下头。又把神职人员们的宗教服装，堆起来，一座小山包似的，用火烧。外面工人们敲锣打鼓，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另外，我们在街道居民的引导下，还去抄资本家的家。有的资本家不知是因为没什么家底，还是因为有了些准备，也没抄出什么惊人的像样东西。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们终于在一个人家的箱子里，发现了几个核桃那么大的金元宝，是用烂棉花什么的包裹着的。我们把这些战利品清理造册后，上交了。那时，红卫兵多数是以革命行动自居，抄是抄，都上交。但不久，就听到有红卫兵贪污查抄物品的事了。
回到北京，已经有打死人的情况发生。比如，崇文区栏杆市街道打死了一个妇女。打死人的是女15中的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打死人的事。后来，还听说大兴县有满门抄斩的事，地富家庭，男女老幼，一个不留。
我们学校打人的事也升级了。开始是给所谓的黑帮们——校长、书记剃光头，让他们低头在操场游街示众，唱黑帮歌，唱什么：“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后来，我亲眼看到一起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别的学校红卫兵参与打死人的事，是在校外。等我听说了这事，赶到那儿时，那个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的儿子我认识，30多岁，是我们附近安乐林文化站的站长。那个文化站很小，我和几个同学以前放学常去那儿打乒乓球，一次收几毛钱。那个站长很少说话，脸上也很少有笑容，总是端个脸盆什么的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此时，被打的是他母亲。罪名据说是这个地主婆给红卫兵下了毒，说她招待红卫兵的茶水，放了汞啊什么的。我记得当时她儿子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敢说，等于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皮带、乱棍一点点打死。这件事让我心惊肉跳，印象太深了。回家告诉了我的父亲，这时他还没有靠边站。他还是那句话，打人的事绝对不能参与！现在是运动高潮，运动一定是会过去的，打死人一定是要偿命的。又对我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当时，文化革命还在搞。我们去了不久，晚上8点钟还要听有线广播，听场部——也是团部，如何斗争原来的党委书记李再仁。有线广播，是听现场，我们可以听到造反派用皮带抽打他的响声，还有别人疼得叫唤的声音。但怎么打他、斗他，喇叭里传过来的，就是一句话，山东口音——“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你是不是反革命？你是不是反党分子？”他就这么一句：“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我作为十五里以外的一个听众，觉得这老头挺棒！虽然，我也反对走资派，特务。但两年来的文革，也知道所谓的“走资派”——到我家避难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好人啊！我父亲不是依然把他们当战友吗？所以，这时斗争所谓的“走资派”，我已经不把他们全当成“走资派”看了。那时我们知青还没有参与到当地的阶级斗争中去。后来，在我们的生产队也开始斗争人了。变成兵团以后，生产队里有两个军代表，穿着军装，他们来这里，就是搞阶级斗争的，领着我们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夺权。夺原生产队支部书记的权。支部书记叫梁可学，是五八年转业的军人。但那时，只是开批判会，没有武斗。我其实挺敬重他的。但我们知青与军代表是一派，与他不算一派。
3、我担任排长，指导员叫邓灿，湖南人，是60年代的转业军人，很有文化。他曾经给农垦总局局长、后来是黑龙江省的副省长当秘书。副省长打倒了，他就下放到我们这里。
我后来被借调到兵团司令部的直属工作处，我的工作是在档案室，地点在带岭地区的山林里，那里保存着营以上干部档案，他们都是现役军人。我在那里的多半年中，上面调过两个人的档案——一个是16团团长的，一个是参谋长的，后来他们都被枪毙了。据说，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都拍了桌子——枪毙！为什么？就是强奸女知青。
邢：你能看档案吗？
贺：我哪儿能看。这事没有公开，但兵团人人皆知，枪毙是开了大会公审的。据我知道，建设兵团营以上干部，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受处分的有300多人。上至老红军，下至现役军人干部。
邢：受到处分的人欺侮女知青恐怕不只一次。
贺：要是一两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调动了工作完事。一般都是弄出了事，又有人告发。没人告，也拉倒了。那时候，知识青年那么思家，都在考虑提干、入党、上学、回家，改变自己命运。这慢慢形成了一种利益问题，使权力在兵团突显出来。所以，有一批干部凭借权力为所欲为。那次枪毙团长和参谋长是公审大会啊！是要杀一警百了。尽管那时的媒体不报道，但对社会的震动、对知青的震动，对家长的震动，非常大！
4、贺：“批邓”虽然还是以毛的名义，以中央的名义去推动的，但是，毛泽东和中央的权威在这时已和过去大不一样了。那时，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非常愤恨江青。王洪文，我们不把他当一碟菜，他不就是个工人嘛。我私下说，如果这时主席把江青揪出来，他的威望只能高不会低。而且，在我认识的老同志当中，提起江青，那真是千夫所指！那时经常追查谣言。所谓有谣言，都是讽刺王、张、江、姚的。现在不是还有流言吗？我的经验是所谓流言，一定得是有共鸣才会流传。如是没有共鸣，谣言也是传不开的。
《灰娃：美丽与传奇》一文被删内容
1、“你他妈的才是特务！”
灰娃：整风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整风时，我记得，青委先是发了些文件，让大家学习。我也不知道那是整风文件，就知道是有字的东西。然后就提出：什么是主观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上级做报告说，要整顿“三风”。就是指：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人家说什么，我们只有听，不懂。
整着整着，就搞起了抢救运动。先是搭了个台子，开大会，有很多单位参加。领导讲话说：国民党大兵压境，有人要里应外合。国民党进攻边区，后来我从爷台山战役体会到了。当时我们到河里给伤兵洗染血的衣服。回到单位后，感到了一种严肃的气氛，听到人们都在议论特务问题。我很不懂。记得来延安时，看到一些大标语，落款是XX特务营、特务连宣。这时，又听说有复兴社会、CC团、日本人的什么组织……军统、中统的特务很多。我原来并不明白什么统什么统的，后来才知道是指这两方面的国民党特务。我们单位也有了“特务”。这时，已经把我的音乐老师、戏剧老师当特务抓走了。我的戏剧老师叫胡沙，新中国成立后是北京平剧院的负责人，后来写了《金沙江畔》一些作品。当时我很害怕。谁承认是特务，就要追究你的上线是谁，你的横的关系是谁？下线是谁？都得说出名子来。那“特务”被追问得无奈，就指着周围的人乱说。说到谁，还不敢言语，不敢说“我不是”。如果说了“我不是”，群起而攻之，就被千夫所指了。那是多可怕呀！被人说成什么，就得承认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都是瞎编的。康生毛主席他们太欺负人了。他们常常用这个办法——说：“你的事情党是非常清楚的。党不给你指出来，是因为党要给你机会。让你自新。”意思就是让你坦白自新，看你对党忠诚不忠诚？有人说，我忠诚，但我不是特务啊！“不是？你信不信？你的资料党都掌握。”党都有了材料，还不承认啊？只好胡编胡说。说了也不安，因为“他”不知道说得对得上对不上党的那个口。如果你说横的关系是李四，党掌握的是王麻子怎么办？坦白承认了，还是心惊肉跳。人们都很痛苦：心想：最信任的就是党，党说的关于我的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可怕！有的人胆子小，就小声音坦白；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进步，就站起来指着和他“有联系的人”大声说：XXX，不是你和我说什么什么了吗？不是你让我怎么怎么做了吗？你还点了烟来和我对火，是你来和我接上关系的。
也有不承认的，像张仃、陈其通、陈戈都不承认。整风时文抗解散了。把文抗的人都分散开了，如果让他们在一起整风，会整成什么样子？张仃原来就与青年剧院有关系，被分到了我们青年剧院。后来，把不承认的、或承认了又翻供了的人都关在了一起。
也有人咬张仃是特务，张仃就指着咬他的人说：“你他妈的才是特务！”见张仃死不承认，专案组的人很恼火，想了很多办法。他们把他关到山顶上的一个窑洞，严加看守。张仃后来才知道，他所以能解脱，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信起了很大作用。
有一次，不知道谁拉了肚子，有人说，我也拉肚子了。于是又查起是不是特务下的药。后来，我们的炊事班班长、那个长征老头，也成了“特务”。把他关起来后，我总是隔着窗子远远地看看他。心里特别可怜他，他那么老了，不识字，老给我一块南瓜吃。他看我的时候也很无奈。把他关了很久。
我们青年剧院90％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上厕所必须三个人一块去。有一次，我憋不得不行，一开完了会，马上往厕所跑。负责人看见，叫住我，我说：“上厕所！”他说：不行！马上派了两个人跟上了我。特别烦！
到了后期，康生派到我们青年剧院一个人。我亲眼看他打过人。第一次打的是一个姓高的同志；第二次打的人，总爱唱高尔基写的一首旧俄时代的歌：“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我虽然不自由……”仅仅是唱歌，为什么打他？因为他总唱监狱永远是黑暗。他就是奸细！因为他告诉我们，这里的监狱永远是黑暗。有一天，那个打人的人把我叫去。站在窑洞门口我不敢往里走。他见了我说：“小孩子，你把问题说清楚。”一口山东口音。我说：“我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你没有开会？”我说：“开了。”那你不知道什么是特务？我说：“不就是对烟、点烟、对火就接上特务关系了吗？”他说：“对啊！社会上人人都可能是特务。有没有人找你接关系啊？”我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在操场玩双杠时，有人拍拍我的头说：“小公主，你怎么自己出来了？你的保姆呢？你的琴师呢？”他是指我演的话剧《公主旅行》。我说：“他的手拍了我的头，就是接上了关系了吧？”他说：“你认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他就挥挥手说：“去吧，去吧！”我赶紧就跑。后来到了北京，我和张先生说起这段事，他说：“你这个特务当的是又可笑，又丢脸。”现在想起来是太恐怖了！
文革后，我记得有个领导人说，建国以后，我们没有接受延安整风的教训。什么没有接受延安整风的教训？他们是很好地接受了延安整风时整治知识分子的经验。他们明明知道你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热血青年，还要用残忍的手段打击迫害好同志，说你是反革命；知道你不会到那边阵营中当叛徒，知道你不会背叛自己的理想和主义，就是要迫害你，让你害怕，从此对他们服服帖帖。以后，他们说什么，你就像奴才似的听着吧。我曾和年青人说，如果让我们当奴隶，那是我们的命运；如果让我们当奴才，那我们是做不到的。可新中国以后，就是让你当奴才。明知不对，也得这样做；明知对的，不敢说，也不敢做。否则就给你扣上帽子。
我们做口述历史工作的人，就是在千方百计地挖掘着历史的细节和它的本来面貌，让它成为历史大叙述的印证；成为历史空白的补充。让每个历史亲历者的真实感受和个体的认知与复杂的社会历史层面构成一个具体的、生态性的活的历史。以史为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我也能够理解出版方的小心，谨慎，怕被当局砸了饭碗。但除了饭碗，我们出版方对年青人、对下一代是不是也应该有着良心和责任呢？我很痛心，希望不要在主动参对历史的屏蔽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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