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12月10日讯】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公司税将从35%大幅降低至20%，同时，家庭和个人的税率也会降低，持续至2025年；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德国2017年1月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英国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法国今年7月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而印度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
不过，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刘远举看来，中国可能很难在减税行动上随大流，这背后很大层度上是政治治理所决定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只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开；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是四六开，但是这个时候是地方出大头，中央出小头，所谓“事权下放”。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引入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用于对地方的支出提供资金。分税制的核心规则可以归为一句话：税收分两块，中央拿大头，地方没钱，再还给你。这就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握。
所以，从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也需要国家掌握更多的财力，以实现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也需要更高的税收水平。与此相比，美国并不需要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权力相对分散的国家，各州有立法权。地方事务有各种政治层面的协商去完成。税收对于国家权力架构，国家政治稳定，作用显然比中国小。由此可见，中国的税收必须要以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前提，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使中国很难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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