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漱溟和他的民国往事(图)

梁漱溟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网络图片）

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什么书，总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再去找书看，找书看的目的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从这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大。

父亲读书的第一阶段，是对佛教发生兴趣。1916年他发表了《究元决疑论》，在讨论佛家思想时，引用了他自己日记中的一段话；这日记的题名即为《楞严精舍日记》。“楞严”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严经》。“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炼居住之处所。显然，父亲自喻为僧人，而此日记就是他自己修炼的记录。可惜的是这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不过从父亲后来的笔墨中，还可以见出当年的一个概略。

自1912年至1916年，父亲因“倾心于出世”，居家闭户4年（19岁至22岁），潜心研读佛家经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国报》（天津）的一位青年记者，多往来于京津两地，常出入于那时的国会与各党党部之间；而此后4年，他过起了“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的生活。父亲通过艰苦自学，有了对佛法的认识和了解，确立了他对佛家思想的信仰，并影响了其一生的为人行事。

潜心研读佛家经典的结果就是他想要出家，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拦，我的祖父一点都不阻拦他，他说，你确实想要出家你可以去。那是什么事情把他牵扯住了呢，是他对社会问题、中国问题的关心放心不下。他说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记挂着社会上的很多问题，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两半，这种日子不能过，在一两年内我必须选择其一。

父亲最后的选择是留在人间，不当和尚。从这个选择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大家不要以为他是放弃了佛学，放弃了出家思想，其实他是把这种思想、这种情感转移到关心具体的人类社会上。所以他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是一种什么物种？人应该怎样活着？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把自己的一生从离开这个世界变为用终生的时间来认识人类、认识社会，包括个人自己。这个转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无关，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一个非常关心国家社会的人

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人。按照他自己说的，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是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有时候就当枕头这样入睡，着迷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他有他自己的个人观点。但不管怎样，他的成长和这个时期大有关系。

《究元决疑论》发表时，父亲还不到20岁。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东方杂志》上，大家看了，都说写得很好，大家就以为他对佛学或者哲学问题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所以蔡元培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让他去讲印度哲学，他说我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我只是看了一些佛书，对佛教有一点认识，那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说，现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那你就先一边教一边自己学。他觉得蔡先生这个意见是不可推辞的，最后，他就接受了。

北京大学7年的工作，父亲又有所创获。一是根据个人的研究结果，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自1921年首次问世以来，此书再版加印10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韩文和法文译本，而英译本不久亦将出版。父亲曾说：“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此书受到学术界的不断关注，大概与此有关。

父亲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他觉悟到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在中国不适用，中国自己有一套学问，他初步地说了这个道理。再过了十年，正好十年以后，他又写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本书。他对第一个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这个认识看作是更深一步，对于他来说是最终地解决了问题。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只是提到了中国文化如何不妥，他认为还没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后他又追到根子上去，这个根子就是说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无宗教的文化。在西方的社会，宗教控制之严密，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质有什么特点？就是让人信他而不自信。西方文化就是这样，从性质上，他让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让人信自己，这就是孔子的优点。我们如果去找一找《论语》孔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不给别人做决定，说你这样做才对，他不做这个论断，他让你自己考虑。

再一个是生活方面的收获。他说他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里，知识分子之间容易有一种竞争，思想学术上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环境当中会受到影响，竞争环境对人是有影响的，他在知识分子的堆里就产生了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辩论，因此，北京大学的这种环境对他一年多以后决定不出家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父亲的成长大有影响的另一因素，就是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种人都有，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包括还有讲外国学问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学问的人，比如李济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其实是军人，他也是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两个人成了终生的朋友。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这样一种环境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

1921年后，父亲有了“幡然改变态度的事”，即“把这些年本准备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决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从此就决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亦佛亦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