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老先生(摄影:陈筱筱)
血雨山河百万重,往事惊心忆梦中。
可怜朋辈多成鬼,痛哭中华失国松。
媒体无良忘往事,庙堂禁言拒春风。
仰视中天丛林望,挥鞭狂笑别马翁!
六十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反表了臭名昭著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拉开了全国性的违法违宪的“反右斗争政治运动”,迄今整整一个甲子。我是这个运动的经历者、参予者、受害者,也是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老人。回忆谈及此事仍惊恐万状,唏嘘不已,好像还在血雨腥风的恶梦中。
六十年前毛泽东用极其下流的“阳谋”欺骗手段,通过中共喉舌,再一、再二、再三地动员号召知识份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凡是向中共提了意见的知识份子,没有一个逃脱这场政治厄运。据1980年中共当局公布的数字:被定为右派分子共有552877人。2009年国内民间刊物《炎黄春秋》披露解密的中央档案记载的数字是:“右派分子有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总共461万之多”。对此,中共当局既不公开确认,也不否认。2016年,民间研究机构香港五七学社,收集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全国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的,大约在180万~310万之间。”无论哪一方面的数字,都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体迫害,也是毛泽东为镇压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剪除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推行极权法西斯统治而最早使出的流氓手段,自此中国进入万刼不复的灾难历史。
回归报社我已是满头白发,平步不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形影相吊,孑然一身,近“知天命”之年。好在壮志不减,红心犹存,重操旧业,拼命爬格子挣钱。1981年8月,为歌颂肯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我在四川《文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愿出监的人》的小说,想不到被当局列为“清污”对象。于是全国清白桦《苦恋》,四川清我和孙静轩(他在《长安文学》上发有长诗“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为了保住新建的家不再毁灭,不再做忍饥挨饿的“政治贱民”,我当机立断,告别文坛,到报社农业组当记者,写欣欣向荣的“专业户”、“万元户”,不再染指文学创作。近而思想开窍,“下海”经啇办企业,举家北上帝京,打拼20多年,渐次成为中产阶层一族,不再依附“组织”生存。
从1985年到2005年,整整二十年间,我基本上不写文章,不言政事。不知是解不开的历史情结,还是逝不去的灾难阴影,到了200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脱下红绣舞鞋,告别“啇海”跳了出来。一个心思地写历史往事,还与北京和全国百余名难友联署发起“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并签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提出三项要求:“一、反右斗争是个违法违宪的政治运动,必须全盘彻底否定;二、中共应向受害人公开赔礼道歉,还历史一个公正;三、赔偿当事人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谁知这些合法合理的要求,中共当局不但不接受,再次视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纪念集会当天,我即被有关部门列为严格监控重点:外出有车有人跟随,住宅小区有值班人员看守,一切通讯设备被切断,接着限制出境。
“反右斗争”不但违宪违法,而且是场旷古未有的反人类罪行!受害的不只是50多万知识精英,而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浩然正气!它不但颠倒了是非、美丑、善恶、真伪,而且彻底地打断了知识份子的脊梁,使中国人变成没有灵魂、没有信仰的躯壳。如果说“反右斗争”前中国人还能说点真话,“反右斗争”后就不能不说假话。因为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说真话、实话,要当右派、要坐牢。说假话能升官发财晋升高位。
毫不夸张地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中共从追求民主进步走向公开反动的分水岭,是从有过的建设新中国自由平等的愿景,转向专横独裁压迫人民的鲜明亮相!自此,中共拿起雪亮亮的屠刀,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广大群众,才有“大跃进”的“三年人祸”灾难,才有十年浩刧“文革”的血腥,才有“89.64’”天安门广场的”血洗”。直到现在中共仍坚持60年前的治国套路,不准人讲真话、实话,继续封杀言论,实施以言治罪国策,走不出“反右斗争”的政治死结。这个死结不解开,中国永远不会有民主法治,更不会有“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那才是梦,真正的“中国梦”。
2017年4月于成都囚居地清水河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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