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房疯狂(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7年4月8日讯】(编辑注:原文已被删除)房价飞涨,房子从基本生活需要,变成了重大资产。炒房成了最立竿见影的投资,也导致了新一轮的财富分配。因买房而疯狂、而失落的故事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两个。
故事一、房疯
1、
4月2日,是星期天。早晨十点多,突然接到老公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有点激动,又很坚定,“我想去雄安看看。”
“雄安?雄安在哪里?”
“在河北保定。”
那天早上,我在朋友圈也看到了安雄,哦,是雄安。只掠了一下标题,但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老公继续说,他觉得,那是中国的又一个浦东。如果我们能在那儿囤套房子,以后就发达了。听说很多外地人都已经去抢房了,警察在路口守着,房地产交易都被冻结了。
“那你还去干什么?”
“去看看,哪天解冻了,我们的行动就能快一点。以前,我们没买房的头脑,对投资不上心,反应总是太慢。”
隔着电话线,听到另一端的狂热,我有点懵了。
去年冬天,我带着年幼的儿女到南方娘家暂住。生活里的事情,我们夫妇俩只能在电话里沟通。由于不能见面,沟通总嫌不够透彻,由此产生各种细碎的担忧。
我叮嘱他不要一个人去,带上他几个哥们一起,如果有事,也有个商量。
老公说,他们也想买。有人去年就听到消息了,说有闲钱就去白洋淀买套房,但是觉得不靠谱,没买,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交易冻结了,“他们不想去,让我当代表,先去看看。等到解冻时,万一我不在北京,他们去买,就能帮我下定金了。”
我说,“那你就去吧。能不能答应我,万一现场交定金,一定要先打电话和我商量一下?我怕你去到那个场面,就疯掉了。”
“放心吧,我没那么傻。”
2
我一直记得,北京夜幕下那个高耸的烟囱,在荒凉的冬夜吐出一股股白烟。那是2006年,我人生第一次去看房,在北京郊区的西二旗。下班后,我坐上了地铁,再换上轻轨火车,窗外已是城乡结合部的夜色。当时,我老公还只是我的男朋友,他的单位分经济适应房,每平方米三千多元,首付要大概十万元。在车厢里摇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开始问自己,以后是否愿意每天花三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早上六点多出门,夜里八点多才回到家?
那个小区刚刚建好,没什么人入住,四周是黑暗的泥路和低矮的小平房。我被人领进一个还没装修的毛坯房。我毫无经验,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懂朝向。走到了窗前,就看到了那个烟囱。别人说,那是冬天供暖时烧煤。我在南方小镇长大,没见过生活区里有那样的大烟囱,就悄悄在心里嘀咕,白烟里有废气。
匆匆看了房,没有形成好的印象。而且,我们还缺5万元才能凑够首付。我当时才工作两年,只能解决温饱,没有一分钱的积蓄。男朋友很委婉地问,能否问我的家人先借着。我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已经工作了,怎么能再问父母要钱呢?”那个时候,我觉得问人借钱,哪怕是父母,也是很羞耻的事情。考上研究生后,我就尽量不花父母的钱了,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付学费,做翻译兼职帮补生活费。春节放假前,就去北京的金五星农贸批发市场买年货,回家摆地摊挣钱。我独立得有点倔强。买房的事情,我压根没和父母商量就放弃了。
几年后,北京的房价翻了十倍。只要说起这件事情,身边的朋友都说我傻。如果借钱买了房,捣腾一番,一百多万就挣回来了。后来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心里确实也暗暗后悔,可是,在我成长的80年代,房子还不是很多人的人生追求。我觉得租房挺好的,可以让人活得轻松一点。
直到2011年,我才亲身体会到,这个社会的制度逼着人买房。那年的夏天,我怀孕了。我挺着大肚子,在北京城东奔西跑了好多天,都找不到一家公立医院愿意接收我这个未来的产妇,因为没有准生证。当时,我的户口存放在广州南方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如果已婚,就必须迁出。没有私人房产,就无法迁出,所以我只好撒谎,户口上一直保留着未婚。未婚的人,就无法办理准生证要求的一堆证明。走到绝境,我才开始认真对待买房的事情。可是,那时候,已经是全民买房的狂潮了。
我一直折腾不出准生证,幸好有一家不出名的公立医院愿意接收我。预产期的前几天,我躺在医院待产,中介打电话说,我看中的那个小区有房子出售了,单价是3万元。那时,我还没实地见过可供出售的那套房。
我一直憧憬着未来在北京的住处可以有个浴缸,那是我对房子最大的要求。在电影《布达佩斯之恋》里,那个美丽的欧洲女人和她的男人坐在浴缸里,赤裸相对,喝红酒,聊天聊了很久。我很羡慕,所以不想等到乳房干瘪,满脸皱纹才实现这个梦想。那样的画面,多么不具有美感。我问中介,“洗手间是否足够大,能放下浴缸?”
“可以摆个折叠的浴缸,我在家就是这么弄。”
“折叠的浴缸?!”我惊奇了,这可是闻所未闻,“你躺在里面,翻倒过吗?”
“没有,你究竟买不买?很多人排队的,你最好马上过来交20万元定金。”
我当然想买。看了很多房,唯独那个小区有绿树和草坪,有一个可以让身体舒展的地方。在北京,很多小区只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水泥楼,没有社区环境,抬头看到的窗户,总是在防盗网上堆满旧物和大白菜。当时,我以为,买房就是为了改善生活,否则负债干什么呢?我害怕再次错过。可是,当时我老公还在课堂上,他是大学教师,医生不允许我离开医院。我求助于一个好朋友,请他帮我去付20万定金,把房源稳住。他答应了,可是我犹豫了:“太麻烦你了,我等等吧,还有一个小时就下课了,我让他去吧。”一个小时后,中介说,不用来了,房子卖了。
女儿出生后,不能落户于她爸爸单位的集体户口。在哺乳的短暂间隙,我又坐上了中介的电动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那一次,看的是老城区的学区房,单价要5万元,房子很小,又老又旧,完全不符合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不过,我只看了十分钟就同意了,再也不敢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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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年都有经济学家说中国房市有泡沫,可是,这个泡沫至今没被戳破,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想挤上买房的这趟车。相对于飙升的房价,家庭的积蓄仿佛每天都在贬值;而房市投资的升值神话,在过去十年一直流传。
2015年夏天,我们从国外回来,住进了自己买的小两居。那时候,小区的房价已经升到每平米8万元。2016年初,我怀了二胎,在小区电梯里频繁看到西装革履的中介。北京老城区的二手房很稀缺,只要有房源,各路中介就会蜂拥而至。事后,我打听了交易价,单价是10万元。2016年秋天,我生完孩子,小区房子的交易价已是每平方米12万元。
不过,这样的涨幅并没让我们成为既得利益者,毕竟只有交易,差价才有意义。拖家带口居住,孩子处于学龄,我们只有一套房,不可能卖掉。当房价普遍上涨,如果卖掉了尚在按揭的第一套,也未必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第二套的首付。所以,我们只是老老实实地供房,身兼多职,想方设法攒点余钱。几年前,我父亲中风,做了手术,反复看病,陆续用了几十万元。经历了那次,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收入没有抗风险的能力,需要更多的财富来保障自己活得有安全感,至少要买得起一份好的保险产品,解决医疗和退休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理解这几年通货膨胀的数据,根据生活经验来判断,物价越来越高,手里的钱好像在“缩水”。
我们寄望于投资能跑赢通货膨胀,可是找不到健康的投资渠道。2015年,股市哀鸿遍野,而房市节节高升,炒房成了最立竿见影的投资。所谓炒房者,必须拥有两套以上的房子。身边聪明的朋友,都纷纷在国内国外多处购房,贷银行的钱,让家庭财产发生杠杆效应。我们也想亡羊补牢,在这个时代顺势而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随众投机。
最近几年的冬天,北京常常出现极端严重的雾霾天。河北张家口市在塞外,是唯一能躲霾的北方城市。有朋友抓住先机,在低价位时置房。2016年冬天,雾霾再次成为公共话题,等我们也反应过来时,那里的房价已经翻了好几轮。请教了房市高手,人家说,买房不是买菜,只挑便宜的买,而要买有涨价前景的,价钱处于爬升阶段的。我们的积蓄不多,估计只能在三四线城市买个小房子。有朋友去了广东的中山市买房,因为那里有“深中通道”。该通道连接了深圳、珠海和中山三个城市。这样的政策造势,让中山的房价前景看好。可是,在我们动身去中山之前,所谓史上最严酷的限购令就出台了。
4
我老公说:“如果有机会,就不要再错过了,这个时代不再奖励勤恳工作的人,而是鼓励胆大心黑。”
4月1日雄安新区规划公布。次日,从北京到河北保定的高速公路就开始拥堵,发生交通事故。4月3日,我放心不下,发短信询问,他说在高速堵了几个小时,已经坐大巴到达雄县了。”满街都是各地来的看房人。”马路边的树上拉着红色标语:“XX广告恭贺雄安新区正式成立,让我们呐喊:我们都是首都人!”他让我赶紧帮他订次日回北京的高铁票,可是,高铁票也差不多被抢光了,我只能帮他买到4号夜里九点多的火车。
到达雄县后,他约了滴滴打车,请司机带他走了一遍县城,顺路看了雄县被查封的楼盘。“十年后,这里将是另外一副模样,就像深圳一样,现在完全找不到以前的影子了。我想看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前夕,”他在电话里说,“以后,你没法想象,现在的雄县是这么一个没有历史、人文的县城,到处都是垃圾。”
逛了一圈后,觉得没意思,反正也买不了房,他就想离开了。走在街道上,看到很多外地人拥挤在一个全县最像样的饭馆门口。那个饭馆只有一个服务员,无法应对突然那么多的食客。饭馆买1元一个的烧饼,夹了菜就是2元钱,没有炒菜,只有凉菜和面条,他说,“热乎乎的,5元就能吃饱了。”消费水平如此之低的地方,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副省级的新区。当地的人乐疯了,街边的大叔笑着议论:“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好处,起码我家小伙子娶媳妇容易了。”
他感概幸好去走了一趟,“去和不去是两回事。不去现场,就看不到真实的疯狂状态。”司机告诉他,4月1日晚,就有外地人开车拉着现金,挨家挨户地敲门,出高价买房。如果有人愿意,他们就要房主签署赠送房屋的合同,然后去公证。4月3日,雄安新区的公证服务也被叫停了。
在宽大的十字路口,官方利用商家的滚动屏幕反复放着雄县政府致全县人民的一封信,警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理念。可是,去雄安新区的外地人,目的赤裸裸,就是想去炒房的。一拨又一拨的外来者趴在楼盘紧锁的大门,往里观望,四处拍照,聚众议论。
县里所有的中介都被叫停关门了,可是中介仍然活跃在人群中,积极地扫微信二维码,吹嘘各自的房源。很多人拿着雄安新区的规划地图,现场讨论中介所说的房源是否属于未来新区的范围。
政府宣传,“任何以收取定金、意向金等变相销售五证不全商品房都属于违法行为”,甚至在售楼处外面就停着城管的车在维持秩序,监管现场,可是很多人仍然愿意铤而走险。他们支付几百万的全款,手里只能拿到房主签字的一份现金欠条。因为房市冻结,不能过户,急于买房的人把钱交给房主,房主写个欠条,万一以后不卖房,买房人的钱可以欠债的关系索回。
老公说:“我不干这种法律风险太高的事情。”我为此松了一口气。自从他说去雄安,我就发微信咨询几个研究房地产的朋友。有人回信说:“抢不到第一波的话,最好观望一下。太疯狂。别把自己卷进去。”
他没被卷进去,只是去看看那个县城,看看实实在在的事物。据说雄县是古县城,曾发掘出周朝的文物。他坐车去找古县城遗迹,发现省政府签发的一个历史古迹牌坊立在一堆塑料垃圾里。司机说,雄县有北方最大的避孕套生产企业,还生产塑料管和殡葬用的纸花。
这一切,很快就要改变了。
故事二、猪蹄蹄买房记
2016年5月,我决定换房子。
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刚经历过年后一波大涨,已经趋于稳定。我家两人两猫在左家庄40平米的老旧民宅已住到第三年,生活空间越发显得捉襟见肘。我手头攒了百多万现金,盘算了下,也还得起一万多的月供。
我只求速战速决,旧宅的出售报价比市场价低约15万。24小时后,这套当时我亲手装修的婚房以220万的价格成交。买家是个年轻军官,90年出生。签约的时候他感叹,薪水刚够还贷,后半辈子就要为一套40平米的房子打工了,我安慰他,三年前我也这么想,“你看,一转眼我就变成为100平米的房子打工了”。
他一边落笔一边苦笑,好像不太信我的话。
签约后的那个周末,我拉着老公开始看房。新家选址,我们锁定了望京。一周之内,我就选定了喜欢的房子。房子是二手的,114平米,十年左右的小区,电梯直通地库,宽敞的两室两厅,客厅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奥体。唯一不满意的是,小区的审美是2000年左右的“豪宅”标准——欧式罗马柱和半裸女神像,单元门上顶着个石膏丘比特。
房子报价580万,比当时的市场价低约30万。房东是个单身东北女性,三十六岁,小生意人,看上去人很爽朗。她说,做生意赔了钱,这套房子抵押给了银行,还贷困难,索性就卖掉。听说我是换房,她有点为难,说急用钱,“若是比现款买房周期长,你给我加5万吧”。我说行,加吧。
按当时北京二手房的交易流程,再加上每一关预约排队的时间,走完一卖一买全部流程大约要半年时间。当天我们签了约,我付了58.8万定金,双方握手道别。
房东先随中介去办理房本核验,第一关就出了问题。由于建委系统升级,导致房本有两字与建委地址不符,欲核验,先还贷,欲还贷,等我首付,欲首付,等走完我的卖房流程……周期平白无故多了十几个工作日,但谁也怨不得,毕竟我们签约的时候,房本核验制度尚未启动,中介也预估不到其中所有可能的状况。
房东情绪不太稳定,扬言某中介的朋友告诉她,没网签的合同都不作数,房子大可以重新出售,不等我们了。我跟中介花了大力气稳住她情绪,我告诉她我父亲是法官,请她务必相信我,一旦她再次出售房屋,就真的是违约了。我请她冷静一些,时间上大家都会想办法。
到了七月,我的卖房流程按部就班,但仍比预想的多花了些时间,房价又有些看涨,她越发焦虑,开始在微信上说些诸如“你刚才都说不买了,我都看见了,你撤回也没有用,我要去法院告你违约”之类的话。我跟中介双方都心力交瘁,但仍保持礼貌耐心,实在招架不住的时候,也想认倒霉,说您要真不想卖了,定金退给我,合同就私下解除了,也不会追究违约责任。她答复:“什么定金,我从来没收到过”。七月底,她发出了“我绝不可能与你这种人交易,不要再骚扰我了”的最后通牒,从微信上拉黑了我。
8月底,这套房子的市价涨了几十万,我拿到了所售旧宅的90万首付,尚有120万余款要等银行批贷,我着急凑齐买房的首付款稳住房东加快交易流程,从朋友那边拆借出现金,找房东聊最后一次。她不肯见我,也不肯见中介,电话也不接。我只好继续短信她,说马上即可付款,我们再加一些钱也可以,或者退我定金也可以,希望她考虑。要不然,真的只能走法律流程了。
“明明就是你违约,你去法院告我啊,我可怕死你了,你爸是法官是吧?在法院都给你找好人了是吧?我还不信这社会没有天理了,我央视有朋友,报社也有朋友,我告诉你,我去纪委检举你爸,你年纪轻轻几百万买房子的钱哪来的,我去电视台曝光你们!”这是她最后一次给我的短信。
“某某某我告诉你,你们现在想联手讹我的房子还骗我的钱,想让我倾家荡产!你休想,你有没有良心了,想想吧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你也不怕遭报应!”这是她最后一次给中介的短信。
我抱着老公哭过,觉得这些年的努力付诸东流。醒了酒,日子还得过,我放弃幻想,寻找律师。
经朋友推荐,我找到了一家房产官司经验丰富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亲自接待了我,说起诉的话,我有胜算,但因贷款手续尚未办理,若是请求履行合同,我必须全款购房,那么,我有325万的现金缺口。虽然缺口可以通过借钱解决,但如何偿还是个问题。拿到房子后重新办理贷款,具体的年限和利率尚有疑问,而若整个周期过长,光是偿还这期间的利息就够麻烦。期间一旦有任何意外,现金流出现问题,就真的鸡飞蛋打。
我很难接受这样的风险,只得将诉讼请求转为追讨违约金。按照合同上的最高额违约金20%房款计算,赔偿是117万。
起诉。当时是9月底,这套房子的市价约为650万。那天,离朝阳区法院开门尚有15分钟,门口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百十号人,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个中介公司提供的纸袋。我要求法院冻结房东的房产,条件是必须拿等价的现金或房本来质押,迫不得己,我用了公公婆婆的房本。看着二老一把年纪还为我们压上唯一的固定资产,我问心有愧,但又不得不为。
我知道这事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而旧宅已经过户完毕,只得出去租了房子。买好一点的房子,首付就要多几百万,租好一点的房子,不过每个月多花两三千。我搬了家,住得干净舒服,心也宽了许多。租的房子在颇为高级的中产阶级社区,进了地库放眼一看,就知道只有我家的房子是租的——别人家的车40万起。
三次开庭,房东均未到场,由律师代理,按部就班地提交证据以及辩论。2017年春节前,审理流程完结,等待宣判,这套房子的市价已经到了800万上下。此时,诉讼费和律师费已近十万元,而且就算违约金全部判给我,我也买不到这样的房子了。
法官也辛苦,律师跟我说,有一天法官打电话给她的时候,还在单位,已经晚上11点了。上个星期,法官在电话里说,最近判的案子是2016年5月立案的。
我也无话可说。等吧,认了。
2017年3月,律师打电话过来,说房东要求用诉讼请求的全额,约190万现金来解除房产冻结。权衡利弊,我同意了。我知道她手上没有现金,我若不同意,即便官司赢了,又要走房产法拍等环节,拿到钱谁知道是猴年马月。
房东赎回了她的房本。据我与中介私下里打听,她是借了高利贷。她马上将房产挂牌出售,报价870万,在这时候也算市场价。我看到了那房子的实拍图,显然她是入不敷出,将每个卧室甚至客厅餐厅都隔开分别出租了,厕所里贴着告示:“请洗澡后及时清理头发,如果下水道再堵,自己付费清理”。这是她唯一的住房。
我有了一种卑微的、失败者的告慰心理:我是亏了,你倒过得还不如我。
过去这一年,跟做梦差不多。最后,我还是买了房——在大坂,一套小公寓。加上手续费,全下来40万人民币。现在我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等着法院宣判,违约金最后能拿到多少,我不知道。327新政一出,房东的房子更难卖了。而我,因为上一套房子有贷款记录,再购房,首付一下子从三成提高至六成,就算拿到了违约金,我也只能买套60平米的一室一厅——还不能挑好的。
我想我最后还是会在北京买房,哪怕是不那么好的一室一厅。我不敢把那么多现金留在手上,而且,若干年内,我也无法离开这里。
猪蹄蹄:东北人,互联网工作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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