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绝代！为何上演“托孤”一幕？(图)
言慧珠（1919年，农历己未年～1966年9月11日），原名义来，学名仲明；蒙族旗人，祖籍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昆曲旦角女演员。代表作品有《西施》、《太真外传》、《生死恨》、《春香传》、《霸王别姬》、《凤还巢》、《墙头马上》等剧。
言慧珠是梅兰芳最得意的弟子，上海滩时代驰名艺界美女，人称“平剧皇后”。1943年言慧珠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能得梅兰芳实授真传者，只有李世芳与她二人；中共建政后备受排挤，1957年在上海戏曲学校执教，1960年同俞振飞再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批斗；9月11日凌晨在卫生间悬梁自尽。
言慧珠剧团
父亲是民初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受父亲影响，言慧珠自幼喜欢看京剧。据言清卿（言慧珠之子）在《我的母亲言慧珠》一文中，言清卿从上海赴合肥，去见已有三十七年未见的生父薛浩伟。这一天是二零零九年大年初一，他的生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了。
父亲对他说：“刚解放时，你妈妈是有自己的剧团，也就是现在报纸上说的‘言慧珠剧团’。你妈妈是老板，自己组团，到处去演出，是剧团的‘班主’。你妈妈在解放前就已经是‘平剧皇后’了，红遍全国，‘言慧珠剧团’很受欢迎，剧团也很能赚钱。她带着剧团到外地一次巡回演出，就能赚好几万，华园的小洋楼就是那时买的。那时候买这幢洋楼你妈妈只用去了八千元，豪华装修却用去了一万五……。”
有人说，言慧珠天生丽质，绝色倾城。她一出场，满场皆惊，高挑靓丽，气质高贵，有一种凛冽和自傲。开会时，所有人坐定，她才缓缓进场，皮大衣，高跟鞋，大波浪卷发，法国香水……她有自己独特的气场。
1961年12月，由她和俞振飞带队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访问香港并举行公演。42岁的她，烫了当时最时髦的发型，还在后台当场找来裁缝，为她量身定做短旗袍，珍珠项链、翡翠钻戒又再度回到了她的身上、手上，她又回到了从前的言慧珠。“她是幼稚的，没有体会到张扬背后会面临的险峻，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不懂得收敛与改变。”（《生的漂亮，死的凄凉——记京剧演员言慧珠》）
1957年，心直口快的言慧珠敢提意见，在《文汇报》发表〈我要演戏〉文章，成了右派边缘分子。多亏俞振飞不遗余力地周旋，帮助言慧珠过了关，言对俞感激涕零。
俞振飞名声和地位都比她高，是上海戏剧学校的校长。生父薛浩伟对言清卿说，“和俞振飞走到一起，还得从五七年说起。那时俞振飞不遗余力地帮助你妈妈过了关。你妈妈很是感激俞振飞，俞也正是在这时得寸进尺。同年，你妈妈调任上海戏曲学校当副校长。她是不太情愿当行政领导的，一心想演戏。但为了改变处境，也是出于对俞振飞的感激，她还是接任了副校长之职。”
艺术生涯终结
为了塑造更多的艺术形象，为了能多多在舞台上出现，为了她钟爱的京昆艺术，言慧珠不断地调整自己……
一九六四年夏天，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江青亲自挂帅，击响了京剧大演现代戏的锣鼓，言慧珠受到了冷落。言慧珠特意排演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现代戏《松骨峰》。谁知江青一句话，让言慧珠再也没有机会登台，过早的结束了艺术生涯。为了有戏演，哪怕是现代戏，她也肯学，肯演。那时，言慧珠当时已是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了，但她还是坚持每天练功。
言清卿说：“在华园的大客厅里，我至今对妈妈的“练功镜”印象深刻，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简直是一堵墙。偌大一面镜子，四周是用红木框镶着的，下面是坚实的红木架。我天天看到妈妈在这面镜子前化妆、扮相、水袖、走边……
“妈妈练功时总是穿一件白色的毛巾衫，因为能吸水，练功出汗不会黏在身上。妈妈一上来先跳绳，她能接连跳一二百下，接着就是在花园里踢腿、下腰……妈妈每天的练功总在两三个小时，从不间断。
“有一次，有位女领导来华园，看到妈妈这么苦练，话说得不太好听，意思是你老大岁数了。这么练有什么用？
“当时，江青听说妈妈在演现代戏，就说：‘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来沾边！’一句话判了妈妈艺术上的死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俞振飞与言慧珠作为上海戏曲学校的两大领导，首当其冲。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面对汹涌的大批判，夫妻二人垂眉低首，常常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俩还被罚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常常有人悄悄帮忙，日子并不太难过。但对言慧珠就完全不同了，她平时锋芒毕露。如今，原本光彩夺目的她落魄到劳动改造的地步，怎不令人泄恨？政治运动不就是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发动群众斗群众”？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
造反派先后数次对“华园”进行了毁灭性的抄家。他们把言慧珠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18斤）、存折（6万元）都掏了出来，甚至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
“托孤”后自尽
有人说言慧珠是文革中不堪受辱而自杀，言清卿还原了母亲自杀的真实情境：
一九六六年，我已是小学四年级了。九月十日“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详情也是好爸俞振飞一直回避的。
吃过晚饭，妈妈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妈妈与好爸已分居多年），妈妈给我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还在我的小口袋里塞了一块手表。
“清卿，乖儿子，你妈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妈妈不停地摸着我的头，“妈妈走后，你要听好爸的话，明天是礼拜天，你到公园里去玩。”妈妈哭着跟我说话，我呆呆地看着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的妈妈，“小黑板给你写字，你要好好读书。手表给咪咪姐姐。”这一夜，是我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
妈妈吩咐完以后，就拉着我来到了好爸房间，母子俩就这样站在了我的继父面前。
我见妈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来，清卿，给好爸跪下。”
妈妈对好爸说：“孩子交给你了，你要把他抚养成人。”
好爸说：“我有饭吃，他也有饭吃；我有粥吃，他也有粥吃。”
向好爸交待完后，妈妈把我领到我的房间，让我睡下，并跟我说：“乖儿子，你好好睡觉，我与你好爸再说会话儿。”妈妈的这句话，是她在世间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噩梦般的早晨。1966年9月11日早晨，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缓缓地驶出了华园。妈妈赤着双脚，被一块白布裹住全身。
那一夜，言慧珠留下了三封遗书后，她用一条唱《天女散花》时使用的白绫吊死了自已。繁华落尽人归处，一尺白绫抛荣辱。
那一夜，她和俞振飞到底说了什么？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身为丈夫的俞振飞是非常清楚知道她要去死的，但是，为什么见死不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中共最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党性”可以扼杀“人性”，连亲生父子都互相批斗、残害的，更不能奢求半路夫妻能患难与共。可是，俩个人本应互相扶持，走过难关。正如薛浩伟对儿子说的：“你妈妈光彩的是戏，生活中充满了苦啊！”俞振飞曾经帮助她逃过“右派”一劫，可是当自己也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畏惧了，他沉默了。面对着丈夫的冷漠和懵懂年幼的孩子，面对着艺术生命的终结和造反派的侮辱批判，个性强烈的她最终选择了以死抗争。
可怜人的骨灰
言慧珠死后，她的儿子竟没有自己家的钥匙，只有“好爸”与保姆才掌有华园的钥匙——华园可是他妈妈用自己在舞台上挣的血汗钱买的独产啊。
一九七〇年，言清卿十五岁，已经是一个初二的学生。突然萌生了要找妈妈的骨灰的意识，很强。
清明前的一天，他大着胆子去问好爸：我妈妈的骨灰呢？没想到，好爸脸色一沉，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想干什么？！”“我要妈妈的骨灰！”他说。
“你要它干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要给我添乱吗？”好爸一连串地责问。那天好爸坐在椅子上，脸色很不好看。
言清卿一直不能原谅继父，不能理解好爸为何对妈妈冷若冰霜？为保自己而急于要与妻子划清界线，这是丈夫应该做的事吗？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不让儿子找亲妈的骨灰，这有人情么？！
言清卿开始寻找妈妈的骨灰：
我先是到处打听妈妈骨灰的存放地。听说在闵行有一个叫北桥公墓的，上海人的骨灰都放在那里。墓地里，昏鸦枯树，荒草萋萋。里面只有一位年长的看墓人。
“老伯伯，我想找一个人的骨灰。”我对看墓人说。
“叫什么名字？”老人问。
“言慧珠。”
老人听罢，朝灰蒙蒙的竹片屋里面走去。过了大约十多分钟，老人出来了“小朋友，没有叫言慧珠的。”
“没有？老伯伯，她是我妈妈，谢谢你再相帮我找找。”我恳求他。
这是位善良的老人，他很同情我，又在里面转了一圈，出来对我说：“姓言的只有一个叫言吾生的。”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她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是言吾生。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正是我妈妈！”我叫了起来。
老人从屋里捧出妈妈的骨灰，上面积满了厚厚一层灰尘。
“可怜啊，这么多年了，从来没人来看过，”老人说，“本来三年过后是要作无主户处理的，但这个人太可怜了，我就留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来了怎么办？”
我接过妈妈的骨灰，用袖管拼命地擦抹骨灰盒上的灰尘，号啕大哭，一下子跪倒在地：“妈妈，我是清卿啊！妈妈，我是清卿啊！”
言清卿将妈妈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藏在树丛后面，才敲响了“华园”的大门。保姆出来，瞪了他一眼，嘴里咕噜咕噜地骂着“小瘪三”，转身就进了好爸的房间。他趁这个间隙，快速地从冬青树后取出妈妈的骨灰，带进门放在自己的小板床下，用一些零乱的棕毛密密地盖在上面。妈妈的骨灰就这样被他保存了下来。
时代之殇
“言慧珠的一辈子活得太超前了，时代跟不上，历史不允许，她没有生路！”著名戏曲理论家龚和德先生心痛却真诚地说这番令人刻骨铭心的话。
章诒和在《可萌绿，亦可枯黄》里写过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根本不配产生言慧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经济上，中共窃权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言慧珠的个人组织班社的那一套完全行不通了。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荣，生活待遇也很好。万般无奈的言慧珠最终不得不提出申请，要求“国营”。她先后在许多国营剧团中落脚，甚至还曾来到北京，希望参加中国京剧院。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都没有得到重视。性格倔强、要强的她碰壁之后一度服安眠药轻生，被抢救之后又再次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京剧院。
政治上，1957年5月初，上海召开整风运动座谈会，邀请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知名人士对政府提意见。言慧珠想到自己这几年的处境，立马说出“我要演戏，让我演戏”的心声，并在1957年5月9日的《文汇报》全文刊出。不久，“整风”转入“反右”，言慧珠的心声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加之她一向容易得罪人，冤家很多，在关键时刻居然谁都不肯来帮她一把。惶惶不可终日的言慧珠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最终，言慧珠花了整整3个月，作了极为认真的深刻检讨，才算过关，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化意识上，1961年12月，由她和俞振飞带队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访问香港并举行公演。欣然接受了一位台湾朋友“出海游览”邀请，急坏了当时的负责人，惊动了远在北京的周恩来，认定言慧珠要出走台湾。其实，她根本不明白出海游览意味着什么。最终，在香港方面的刻意安排下，言慧珠选择了参加另一位老朋友的聚会而放弃了出海游览。还有一次，在香港的百货公司，言慧珠为独子言卿清挑选玩具，偏偏选中了一架美国出产的玩具飞机……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对于言慧珠而言再正常不过了，但放在红朝的环境来看，人还没回到上海，言慧珠就在半路上受到了批评。然而直到今天，人们还保留着这种党文化的批判性，或者叫党性的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