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困北京时(图)

雾霾中的北京城（图片来源：人物； 摄影：余志冲，孙亦野）

【看中国2016年10月22日讯】一年一度，我们以此文提示，凛冬将至。

悬浮在空气中的大量污染物阻碍了光线的传递，从空中望去，北京城像是个蒙着一层黄光的蒸笼。当能见度低于800米时，跑道灯亦失去应有之效，面对漆黑地面，有30多年飞行经验的飞行员陈戈先生只得发出复飞指令，加大油门将载员177人的“空中客车”A321重新拉起，在附近城市寻找气象条件更好的机场降落。在最近几年里，他已经这么干了至少3次，同期首都机场因雾霾延误、取消或转场的航班至少有1682架次。说句实话，此处已是一个相当危险的降落之地，让陈先生这样的老飞行员在冬季少飞几趟北京，甚至成了他所在航空公司的隐形福利。

10月28日这次重雾霾天气，北京至少有31条路段陷入瘫痪，路面能见度最好时也不超过2公里，最差时只有200米。这晚9点，一位悲伤的司机先生将电话打进北京交通广播电台的演播厅，称自己快哭了，因为雾太大看不清红绿灯，连闯了四五个，这该咋办？主持人安慰他：“没事，雾大，照不清你的车牌号。”但调节紧张气氛的玩笑，总会被短信平台上蜂拥而来的事故播报打断。在2个小时里，这样的情景至少发生了18次。拥堵状况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有所好转，可别高兴得太早，这一天，市政当局首次启动了空气污染蓝色预警，这意味着第二天的雾霾与拥堵会同样严重。

位于北京丰台区的城市照明监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要在雾霾天里控制城六区的241124盏路灯。今年1月到10月，路灯提前开启了149次，延后关闭了132次，一共为这座深陷黑暗的城市多带来了近66小时的光亮。11月2日是他们最近一次因为雾霾而延迟关灯，早上6点12分，市区多处路段能见度仍不足百米，值班人员时春才先后发布了两次延迟口令，原本应于此时熄灭的路灯多亮了20分钟。

密实的悬浮颗粒对于光线来说就像堵墙。能见度下降到3米时，这座城市里的超过46.4万个可以横向旋转360度和竖向移动180度的摄像头全成了瞎子——在一堵“墙”跟前再怎么转都是徒劳。如果有恐怖分子趁雾霾天发动袭击怎么办？中国政府要求一个军事团队和一个民间团队在4年内找到解决办法，由于众多技术难题，接手学者纷纷表示压力巨大，结果如何，或许只有老天知晓。

连卫星信号都对污染物无能为力。长跑爱好者王靖先生在运动时，通常戴着一块具有测速、测距、计时功能的GPS手表，晴天时它搜索卫星定位只需要10秒钟，在9月一次能见度小于50米的雾霾天里奔跑时，王靖整整等待了5分钟，这块手表还是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一天，北京城上空1000米范围内，空气中悬浮着的5042.4吨污染物质（这几乎相当于1000只成年非洲象的总重量），是造成他的手表失灵以及跑步结束后咳出一口黑痰的罪魁祸首。

鸽子是证明雾霾对生物呼吸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的最佳例证，这种气囊发达、进行双重呼吸的鸟类，相比地面活动的人类会吸入更多有毒有害物质。今年10月的一场信鸽比赛恰逢雾霾天，2600羽参赛鸽大多失踪，只有不到500羽艰难飞回，真可谓出类拔萃之辈。和失踪鸽子同样倒霉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女爵士歌手佩蒂・奥斯汀小姐，这位格莱美获奖歌手来北京后再没能止住咳嗽——她的呼吸道严重感染引发了哮喘，原定于10月18日在北京的演出只得取消。

2013年，北京市民在雾霾中迎来新的一年。1月份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北京儿童医院在7天内平均每日接待了3000个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其中不少于900人通过雾化治疗方式洁净了气管。最严重时，北京封闭了10多条高速公路中的6条。首都机场11个小时内共取消航班49架次，至少8000名乘客在听到停飞广播后，哀叹着涌向退票处和改签处。京津城际5趟列车停运，京沪线以Z开头的5次列车均晚点2小时20分钟以上。

如果要写一部中国空气污染史，北京的2013年1月12日将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当天23点，西直门北交通污染监测点PM2.5实时浓度值跳跃到了恐怖的993，这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是中国计划于3年后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下限的28.4倍，若与1997年确立的美国国家标准相比，将扩大为66.2倍。空气中至少3万种成分（包括有机物、硫酸盐、硝酸盐、铵盐、碳以及铅、锌、砷、镉、铜等微量金属元素）高密度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让外国人一下飞机就问：“北京在烧什么东西？”

空气污染败坏了北京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名声。每隔几个月，来自北京的雾霾都会像一块灰白色的飞毯落在1440公里外的日本南部城市福冈，该市市长不得不考虑采取限制幼儿园、托儿所室外活动等措施。礼数周全的韩国人曾在2007年送给中国上万棵树苗，希望中国把树种在沙漠旁阻挡黄沙（沙尘亦是污染颗粒来源之一），中国人接受了这个礼物，但最终把树种在了自己的高速公路旁。

“北京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机场候机厅里的吸烟室。”一家著名美国报纸这样写道。“这里的空气简直是一个笑话。我明年真的该考虑一下是否要来参赛了。”职业网球大满贯双打亚军林德斯泰德先生几乎丧失风度地说。他向媒体描述了在今年9到10月持续14天的中网比赛期间，起床时如何头晕，训练中如何喘了一个小时的粗气，以及晚上掏鼻子时，纸巾竟令人发指地变成黑色。

外国人为深受其害的北京空气发明了很多专属名词。“北京咳”（“Beijing Cough”）被用来指代来了北京就咳，走了就自然消失的症状。2008年1月，有医生资质的英国人理查德・史密斯来到北京之后，以精确到小时的细节描述自己每10分钟发作一次，每次持续90秒的咳嗽。这个词和北京烤鸭一道被写进了“北京旅游指南”之类的小册子，作为外国人来华必备生活常识。意为“末日空气”的单词“airpocalypse”和“airmageddon”也是在今年1月PM2.5指数爆表之时为北京而造。它们是由表示“世界末日”的apocalypse和armageddon两个单词演化而来。不得不在这里居住生活的外国人，苦中作乐地把北京称为“Grey-jing”（灰京）或者“Beige-jing”（棕京）。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将北京的宜居指数定为4.5，接近最糟糕的5。与去年上半年同期相比，今年有6万来北京游玩的外国人选择不在这个城市住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北京列入了“艰苦地区”名单，被派遣至此的员工可以享受“危险津贴”，美国大使馆也为其驻京员工提供了约其工资总额15%的艰苦地区补贴，这意味着在北京工作的危险系数夸张地与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等政治不稳定地区相提并论。

“如果要在9・11事件后废墟中心周围的空气与今年年初北京的空气之间做出选择，你们会选谁？”《大西洋月刊》向美国多位公共健康领域的专家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物理及大气科学名誉教授托马斯・A.卡希尔就是这样一位宁愿呼吸世贸中心废墟之上的空气，而不给北京一点面子的先生。“北京弥漫着真正令人讨厌的东西：汞、铅、镉。”他说。

不了解空气污染危害的早些年，北京市民骄傲的自尊心屡屡被来自空气标准更好国家的客人冒犯。2008年8月，来京参加奥运的4个美国自行车运动员蒙着黑色口罩走下飞机。“驴子才戴口罩。”中国网民愤怒地指责说。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布雷西拉西耶先生曾拒绝来北京参赛，他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无意冒犯中国人民，“但不想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绿色和平”志愿者钟峪女士的实验，证明格先生的拒绝颇有道理。2012年，她背着一部被称为“机器肺”的设备，跑完了北京马拉松。机器肺以一分钟4升的速度（这与正常人类呼吸时吸入的空气体积相同）抽取空气中每立方米153微克的PM2.5污染颗粒，6小时7分钟后，共抽取了5605微克，让设备内自带的纯白色的滤膜变成了灰黄色。“简直想死。”钟女士濒临崩溃地说，“你能联想到你那天的肺就是这个颜色。”就在同一天，有中国媒体打出了“马拉松选手不惧京城雾霾”的标题，称赞参赛者们具有体育精神。

一些研究报告指出，雾霾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强。发表于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显示，在中国人的死亡可能性中，室外空气是顺数第四位杀手。这一年在中国，室外空气颗粒物污染（主要指PM2.5）导致120万人过早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市西城区常住人口的数量；造成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的损失，平摊到13亿人头上，每人要少活7天。根据“绿色和平”提供的数据，2011年，京津冀区域196个燃煤电厂贡献的PM2.5污染，已经导致近2000个北京居民提早死亡。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雾霾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北京市中心为圆点，划一个半径为100公里的圆形，圈内的各种工厂2010年总共烧掉了5700万吨煤，如果把这些煤垒成一个底边长为757米的正方形金字塔，它的高度将和1个国贸三期（北京的最高建筑，330米）加3个天安门城楼摞起来相当。

在北京，机动车是PM2.5第一贡献者，油品质量低劣是最重要的原因。一辆小汽车在北京马路上行驶时排放出的PM2.5颗粒，抵得上15辆欧盟标准汽车的排放量之和，一辆污染更严重的柴油大货车则抵得上100辆，它们在夜间12点后偷偷进入北京市区，通常在凌晨3点左右将整个城市的PM2.5浓度拉至峰值，最高时的浓度是白天的3至5倍。

这个拥有2019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4万多家餐馆与660.1万户人家的厨房，每年喷向空中的油烟含有2.9万吨PM2.5颗粒，这其中自然也不能漏掉密布城市各处的近万个露天烧烤摊。比如中国传媒大学西门外一家烧烤店的老板王先生，尽管其生性谨慎不愿留名，但收入着实不菲，最多时一个月能赚到21780元。正常光景下，每天下午4点，王先生会准时将木炭放进两米长的烤炉，点燃后冒出呛人白烟。平均每天，他至少能卖出羊肉串800串，鸡胗、鸡心、鸡脆骨等共200串，烤馒头片60串，烤韭菜、烤豆角、烤蘑菇等瓜果蔬菜各20份，为此得烧掉6箱近40公斤重的木炭。

中国官员在不同场合开始遭遇关于空气的质问与指责，人们常常忽略了他们同为糟糕空气受害者的身份。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被问到环境立法问题时回答说，自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都要看一下当天有没有雾霾，“我家也有两个口罩，我女儿一个，我一个。”央视主持人董倩在谈话节目中问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是否知道“北京咳”：“你们搞环保的人，听到这个词刺激吗？”“不管起什么名字，这反映北京市空气质量目前还没有达到国家水平。”这位官员诚实地回答，只是语气听起来似乎显得保守了些。

中国政府正试图显示自己治理空气的决心，把PM2.5纳入监控体系，并在全市架起35个监测点。2013年1月30日，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的规定，周边103家化工、建材、冶金等企业首次停工停产。位于北郊马池口镇的北京水泥厂一个直径4米、长60米的回转窑在2分钟内停止了转动，燃煤随之减少500吨，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至少减少了一半。

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波及广泛。清洁工杨少杰先生平日以每周6天、每天10个小时的节奏，打扫着朝阳区国贸地区一段约2.3公里长的街区，政府每天多补贴给他15元，作为他比其他住在这里的居民呼吸更差的空气的补偿。如果发布空气污染黄色预警，杨先生当天就得迟一个小时下班，为此他能够再多赚9元钱。

在距离北京200多公里的河北唐山白官屯镇工业区里经营一家面食店的肖先生，也是无辜受害者之一。因为大多数钢铁厂都处于停工状态，工人解散，他的面食店生意凋零，不再自制包子、馒头和花卷，只能给零散客人下点面条，赚点零钱，苦苦等待北风吹走雾霾，工厂开工，工人再度光顾。

西北风如今是北京摆脱雾霾纠缠的唯一指望。空气质量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全仰仗那阵风刮得是否卖力。如果西北风以每秒8米的速度掠过北京西北郊延庆区海拔1253米的佛爷顶，进入中心城区，雾霾在不到两个小时内就能迅速消失。1月底持续一周的雾霾，便是由31日夜间刮起的4级偏北风出手解决。

但人人心中都明白，靠天办事是件摊手无奈之举，起码目前看来，能够采取的措施都收效甚微。2009年6月1日开始，北京市民卢为薇和范涛每天拍摄一张北京的天空。一年内，他们数出了180个蓝天。可卢女士说，如果把整个拍摄计划推迟3年，现在的数字“应该会让每个人都很难堪”。

一个名为“全国空气质量指数”的手机App，如今已经拥有240万用户。焦虑的北京居民每天启动查看它158400次。在最恐怖的1月12日之后，13日当天，有58000人第一次下载并使用了它。那个雾霾不散的一周里，它在App商店总榜中上升了106个位次，位居第二。现在，它平均每天的下载量稳定在4000次左右。

躲到空气好的地方是很多人的第一直觉。市民李浩先生和他的儿子躲进国家图书馆儿童馆，父子俩无所事事，3个小时看完了20卷每卷至少124页的漫画《乌龙院》。崇文小学将升旗仪式改到体育馆内举行，为了在长达46秒的国歌放完前正好升到顶，垂直悬挂的旗帜在有限的高度内极其缓慢地上升。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来说明有多少人因为雾霾而离开北京生活，这个群体已被称为“避尘一代”，比如钟峪女士就向她工作了10年的“绿色和平”组织递交了辞职信，离开北京去广州生活，辞职理由一栏空空荡荡，只留了一句话，“再也忍受不了北京的空气了”。

集体性恐惧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可某电视台工程师李宇任先生似乎总能和它擦肩而过。实际上，他在4月份起就没打开过任何一扇窗的家里过得相当惬意。在空气已经达到优良级别的室内，58岁的李先生每天都对着发球机左右开弓击打2000次乒乓球，并在40平方米的客厅中一边匀速缓慢地滑轮滑，一边看央视新闻。

他亲手为自己178平方米的住宅捯饬好了一套空气净化系统，包括4台空气净化机、2台有净化功能的加湿器、一台便携式空气质量监测仪、一台手持式二氧化碳测试仪、一套他原创的空气净化系统，这总共花费了他两年时间和约30000元钱。如果家里断电，所有机器停止工作时该怎么办？“防毒面具啊。”这位乐观的先生笑嘻嘻地不知从哪儿掏出了一个双滤盒硅胶半面防毒口罩。

某电视台工程师李宇任在家中自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空气过滤系统，这花费了他两年时间和大约30000元钱。

嗅觉灵敏者趁雾霾抓住商机，赚取不菲利润。证券市场出现了PM2.5概念股，1月初雾霾严重时，数只相关股票出现多天涨停，精明的股民们总结了规律，趁天气晴朗时逢低买入，趁雾霾天升值时抛出，只是并非每次都奏效。海信集团新研发的去除PM2.5颗粒的高端空调，虽价格高昂，售价从8000元至18000元不等，但2012年10月推出后至今，在北京市场已售出超过3000台。宝洁公司已经卖出了30万个标价为321元的白色洁面仪，这款仪器号称拥有2万根直径80微米的刷毛，能以1分钟300转的速度深入女士们面部直径180微米的毛孔，功效是普通洁面仪的4倍。在广告文案上，他们引用文件指出PM2.5与女性额头和脸颊部位色斑的相关性，“洁面也要与时俱进。”其中一句广告语说。

绿盾PM2.5口罩的生产商赵丹青先生在2012年4月制造出了第100万个口罩，这只是他经营此类商品的头半年，因为业务增长太快，此时他甚至没来得及为自己的团队配齐销售人员。当年9月底开卖至今，赵先生宣称已售出至少300万个口罩，每10个中就有3个发往北京，其中包括北京市公安系统为路面警察购买的15万个。在北京的雾霾达到橙色以上级别时，绿盾淘宝旗舰店的销售额会成几何级数增长。1月PM2.5频频爆表之时，每日的销售额从平日的10万元增长到40万元。经理张杰的3只手机曾在72小时内昼夜不间断地响起，他要回答和解决顾客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一通12点半来的急电，对方说：“买的时候没想好，所以现在想换个颜色。”赵先生目前最头疼的是如何对付至少100家山寨自己产品的公司，更远一点的规划则出人意料——希望绿盾品牌早日从市场上消失。他拧着眉毛说：“因为我们自己天天也在吸毒啊。”

有艺术家若是指望奇趣荒诞的灵感，雾霾将赐予他们这类古怪的奖赏。退休军官倪衡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本想拍摄一组北京雕塑公园内的雕塑，自制为2014年的日历。雾霾令其突发奇想，准备上10个医用一次性口罩，沿公园西边步行一圈，遇到的雕像无论动物还是人像，他都亲手为之戴上，并拍照留念。享受到倪先生关怀的雕像包括一条狗、两个机器人、一对吹唢呐的孩童，以及“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达尔文、亚里士多德等先生就没这么好运，因为脑袋太大，倪先生努力多次均宣告失败。“连雕像都戴口罩了，这雾霾该多严重啊。”倪先生自娱自乐道。

来自英国伦敦的装置艺术家麦特・霍普先生已在北京生活了6年，去年年底，他花了一周时间，在工作室里打造出一辆“会呼吸的自行车”，部件包括一辆从沃尔玛200块钱买到的“阿波罗”牌自行车、一部小型发电机组、一个工业变压器、一条消毒导管、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呼吸面具、一个摩托车头盔以及一个宜家垃圾桶，这个装置的原理类似于原始的工业除尘装置，100年前就被用于清洁发电厂烟囱里的烟灰，在下雨天骑它出门有触电而死的风险。

3月份的一个雾霾天，霍普先生全副武装地骑着看起来神气、实则没多大用处的自行车，在北京的马路上颤颤巍巍兜了半个小时。围观的中国人对这辆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问在哪儿能买。还有人建议他将车改进一番，没准儿能投入量产。“Stupid！（愚蠢！）”—这是他的口头禅，这个英国人愤懑地说，“我们真正该做的是把空气变干净。”

“无雾之洞”则是荷兰艺术设计师丹・罗斯格德的狂想。远在数万里外的荷兰人看起来挺操心北京的空气，他设计了一套名为“烟雾”的空气清洁系统，其原理是将铜线圈埋于地下，通电后城市上空将形成静电场，吸附空气中的污染颗粒。这位想象力丰富的先生宣称，自己已成功在一个5×5米大小充满模拟雾霾的房间里，造出了一个体积1立方米的清洁空洞，“如果北京也愿意这么来一下，人们就能重新在洞中看到太阳。”他颇为自负地说。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充满诗意的“无雾之洞”，正象征着北京这座在雾霾中困顿挣扎的超级大都市。它就像一个吸附了希望、绝望、乐观、幻想、贪婪、惊慌、无奈、恐惧、无惧等种种情绪的水泥洞穴，内里挤满了官员、企业家、演员、体育明星、艺术家、环保人士和绝大多数普通人，无需问你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职业，收入多少，阶层高低，都必须正视雾霾顽固存在且一视同仁这一事实。不论结局如何，这场人类制造出来的致命污染物与傲慢无知的制造者之间的缠斗，都将在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记，并永存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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