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性格(图)
香港（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3月18日讯】我们是最好的一代，我们是最坏的一代。
我们并非生于乱世的年轻人，那时香港的主权尚未移交中国，年纪尚幼的我们没有如上一代般，为香港未知的前途而感到惴惴不安。那个遥远而快乐的童年，曾经塑造了我们对香港的想像：孩子放学后三五成群、连跑带跳地到公园玩耍，功课、测验和考试从来不是我们肩上的重担；屋村的商场是我们喜欢流连的地方，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到士多、杂货店和街市买日常用品，然后到文具店“夹公仔”和“扭蛋”；每逢节日，我们还可以到太空馆、科学馆、海洋公园游玩，不用因为担心游人如鲫而打消念头。
然而，随着成长，我们目睹香港社会急遽沦落，以上的美好已然成为了人们怀念的“老香港”。在日渐黑暗的政治环境下，种种磨难将香港推向死亡：名存实亡的一国两制、失效的议会、失能的执法机关、失信的传媒、接二连三的大白象工程⋯⋯我们已经步进了香港最坏的时代，荒谬成常态，因此我们是徘徊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一代。
我们没有选择香港，我们选择了香港。
在香港出生，从不是我们的选择；生于英属香港，却成长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活于今天仿佛被中国全面管治的香港。有人或言，若我们不喜欢这个身份，大抵可以选择离开。我们没有必然的责任至死不渝忠于一地，但我们有无尽的感情竭力守护我们成长的地方，保卫与我们分享共同语言、共同回忆的香港人。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真缔。
即使有人只视香港为暂居之地；即使有人不问世事，愿在仅存的自由下苟且过活；即使有人不曾愿意为家园反抗极权，面对香港各方面的沦陷——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这一代人仍敢于呐喊，我们叛逆，我们不甘向掌权、向利益屈服。
我们是被塑造的一代，亦是竞争的一代。
从小开始，我们的人生路已被上一代设定。每个人都走一样的路：上兴趣班、读书、考试、上大学、找安稳的工作。“我们”出身在富裕、中层、贫困的家庭，站在不同的起跑线，奔向同一终点，自出生便不断争逐教育资源。我们要胜出，便要跑得比别人快、比别人好看、甚至把其他人挤出跑道外。上一代认为，成绩不好就是失败，不能上大学就没有前途，因此我们都要不断读书，为著一份要我们不断工作的高薪厚职。我们千方百计要进他们认为一流的学校，因为教育是分配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工具。
因此，只要他们经济能负担，我们便报读各式各样的兴趣班，学习各种的语言、乐器、体艺，以期进入“一流”的学校；我们带着疲惫的脑袋和身躯，放学后仍要去补习，成为考试的利器，成为驱逐其他竞争者的利器。我们都参与了这场竞争，胜者认为竞争是公平的，因为是胜者超群败者庸懒；败者认为竞争是公平的，因为他们都曾拼命战斗。然后我们投身社会，刀光霍霍，生存便要竞争，便要踏在别人的失败上。
但我们不甘存在于刀光剑影、千篇一律的社会，不甘因循上一代型塑的价值观。即使艰难，我们有突破界限的勇气。我们的香港有无限可能，艺术家、运动员也可以是一份好职业。每一个人都有应绘画梦想的机会，实践梦想的可能，选择自己的生活之路。电影《哪一天我们会飞》中有这样一句：“梦想就是当你快要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仍然觉得一定要做的事”。我们的梦想是要改变香港。
我们善于计算，却太会计算。
小至乘坐交通工具，大至选择人生伴侣，我们都善于把一切可以和不可量化的事化成数字，以自以为的理性审视著得失成败。要么是你踏在别人的尸骸上，要么你就会给别人踩住，从此永不超生。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之下，恐惧成为尸山的梦魇，制造了自我保护的念头。这个想法，却成了一个更巨大的梦魇。
我们抗拒不确定性，其中包括抗争。它使我们的计算机失灵，单色调的屏幕不能运算复杂的地缘政治难题，所以当我们见到别人走上街头，我们选择作壁上观。我们不是怕没有成果，要是只是没有成果还好，若果连那丁点自欺欺人的希望也给磨蚀掉，谁来补偿我们弱小心灵的创伤。即使我愿意抛掉计算机，走上对抗强权的道路，亦难保路上只有我孤身一人。如此空虚，如此寂寥，谁来填补？我们被驯养成为理性动物，却是否非如此不可？计算机所揭示的，是企图把世界收在一部机器的虚妄自大。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进步，本来就不靠计算出来的成功，而是靠那自知世事计算不来的无知。
从小，我们知道只要乖顺服从，总会比倔强倨傲更能嵌合于旋流之中。我们合群，因我们深知随之而换来的是社会赋予的骄傲。我们的自身的肯定、认同，以致定位，很难脱离社会的既定准则。当他们说：“你们是菁英”，我们就是菁英，当他们说：“你们是废青”，我们就是废青。社会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粗暴地夺去我们定位自身的权利。“我”，也再不为“我”所阐述。
上一代告诉我们，任由社会伦理指挥情感，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大家都喜欢的反应，就能获得生活中的安全感。但当我们的行为，不是基于真实的感觉，而是被默认的感觉，不能坦诚面对自己的情感，抑压内心最原始的感觉，我们仍是真实地存在着吗？
世界上只有两类事情：自己的事，以及与自己无关的事。前者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对待后者则从不抱持立场或喜恶，一概没有想法。一方面唾弃自己空白贫乏的地方，一方面庆幸自己是被社会承认的一群。每天反复地在自我厌恶和心高气傲的矛盾中挣扎徘徊，惟有当回答自己是香港的年轻人时，才能勉强抓住仅余的一点定位。除此之外，我们就什么也不剩了。
卡缪在《异乡人》后记中写到“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不在自己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将会被判死罪”。我们不要活在Meursault生存的那个社会。我们要如实地存在。
我们这一代人，活在父母辈口中的福荫下。没错，我们资源比上一代充足，享受在他们带来的经济成果。他们打造香港这个与世界大城市齐名的地方，成为“纽伦港”三城之一。华丽都市，灯火璀璨，纸醉金迷，这里早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追逐经济数字的地方。游戏规则没有大改变，优胜劣败，但上一代没有发现，掌握社会资源的上层，每每成为优胜的一方。上一代没意识到昔日狮子山下的神话早已破灭，这一代人的社会流动性低，即使努力打拼，也难以分享经济成果。公义印证在遵守原有的游戏规则。
“你们为香港做过什么？你们只懂捣乱！”这种高高在上的说教与训话慢慢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坐享其成却不懂感恩的“废青”，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是颓废、没出息、不上进的失败者。在雨伞革命后，上一代与我们的价值观差异日渐明显，不论是父母、师长，似乎都没法再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在大学毕业后“打工、挨面包、等上车”，在地铁车厢中让座，遵守上一代订立的游戏规则，似乎才能让我们除去“废青”这污名。
其实，我们也不愿看见社会严重撕裂，我们也厌倦与长辈争论。我们曾经理性地与上一代对话，却没有人真正理解我们看见的世界。于是，我们中间有人走出来，争取上一代未能改变的制度问题，即使面对社会的批评，仍然挺身逆流而上。我们背负著“废青即暴徒”的罪名，漠视上一代的谩骂与指责，在干诺道中与弥敦道守候直到黎明，在旺角街头掷下愤怒与绝望的砖头，因为我们不愿香港逐步沦亡。
这一代人渴望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裕，我们争取的是被掌控的话语权，以及未曾得到的自由。我们希望，往后的香港人能快乐地生活，延续上一代带来的福荫。或许我们没有获得上一代的认同，但在这风雨飘摇之时，只能继续任性追逐远处那片光。如果这样就是废青，我们甘愿当个不折不扣的死废青。因为我们向往的，是自由。
社会粉饰太平，社会在高官贵胄手中腐朽，社会要我们噤声。社会豢养我们，要我们完全顺服，问这不可答那。
我们开始拒绝，因为有些改变无法扭转，我们的香港早已面目全非，她已无法抵受更多的蹂躏与折磨。我们囿于怀疑与恐惧，但我们看到自身的弱点与限制，尝试克服、冲破，我们要谈论别人不敢提的事，我们要直斥只手遮天的不公。虽有更多人仍败坏于各种安逸，但我们宁愿活得苦痛无力，因为我们已张开了眼。
面对荒诞的社会、乐于受虐的所谓同伴，我们更要在绝望中看见希望。黄碧云在《失城》这样说：“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犹如上帝之于空气与光，说有，便有了。”我们站在悬崖，我们别无选择。让我们说有，就有，我们要看见希望，我们要抓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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