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土改岁月
五、干革命立场为先
驷马乡土改结束，李捷团长回到区里任职，行前悄悄告我，说：“黄牛，你的人事关系己从土改团转到了区政府，等洞子口乡土改结朿便回来。”还说，洞子口乡土改团长是区委书记张烈夫，他同意你担任九里堤村工作组组长。
我心里好高兴：这下可以露一手了！
年轻人谁不想逞能？谁又不想高升？但那时想高升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或权势，而是能够更多更好地为革命做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献身！也许这是建国之初，共和国欣欣向荣的原因吧？一个政权须要有一批忠诚之士，一个革命须要有一批敢于牺牲的人，一个国家须要有一批有理想的生命。那时，似乎都具备，因为年轻人有理想与追求。后来全被毛泽东埋葬了，大家从说真话的革命者，变成了不敢不说假话的骗子。所以政党堕落了，国家腐化了，社会再次回归黑暗。这是谁之罪哩？
土改团的团部驻扎在肖家碾，一个叫威武将军陈国栋的公馆里。陈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战争，作战娆勇，故号。听说，张烈夫区委书记调来三区，看上这座公馆，立即以土改团名义没收。因为“官僚地主财产”不受法律保护，那时哪又有法律呢？我一个小小的土改干部，也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人，何况区委书记。
一纸公文，一声命令，当天就派人把陈国栋全家大小七口，撵到村里东边三间茅草房里去了。这里就成了洞子口乡土改工作团的团部，也就是后来中共成都市第三区区委会的办公地址。
这座公馆很气派，占地不少于三亩，院墻外是一条宽约一公尺的小河沟，清澈见底的溪流不停地绕着院墻奔跑，汨汨潺潺，发出琴弦一般的声音。院墙笼罩在冬不枯，夏不黄的竹林里。院内各种树木四时常绿，鸟语花香，近似篷莱仙境，难怪张区委爱上了它。
公馆距通往洞子口乡的大道约一公里，门前是座精巧的红木小桥，小桥和一条乡村泥土小路相连，就像一条洁净的彩带把公馆系在田野上。小路两旁垂柳依依，常年吐秀。对着小桥是両扇嵌在高墙中黑漆大门，门上钉有黄灿灿的铜钉。进得大门，是条宽窄均等的石板小道，小道把庭园分成両半，一半花草繁茂，古木扶疏；一半果橘连枝，黄金灿烂。小道尽头是客厅，客厅门窗雕龙画凰，古色古香，里面摆着紫檀木的太师椅，椅上放着红锦坐垫。客厅两旁有四个小间，是书房、茶室、琴室和赏花观景的花坞。客厅后面是厢房，再后是主人起居室。穿过起居室是花园，楼台亭阁、敞轩水榭，错落有致，别有一番情趣。在各房的门楣上，挂有大小不等的金字悬匾。那块悬在客厅正中的悬匾，足有一丈二长五尺宽，四个“恩泽乡里”的金色大字生辉放光。上款是，“威武大将军陈国栋大人六旬寿庆”；下款是，送匾乡亲的名字，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从这块黑漆金匾里，我们窥测到主人昔日有过的辉煌与荣光。按此推算，陈国栋被逐出公馆，正好是六十五岁。我去团部汇报工作，见过他几次。他总是穿着厚厚的长棉袍，戴顶压着眉眼的破毡帽，两鬓苍苍，胡鬓长白，柱着一根拐杖，迈着蹒姗碎步，不停地绕着那座原先属于他公馆，现在是土改团的公办地址，无声无语，走去走来，有时还驻脚长望，凝目沉思。看着他那一副失落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真有点令人可怜心酸……
我们工作组所在的九里堤村，位于成都西外十余里，其名来于村北边府河的九里堤。此堤像一条长龙，把奔腾咆哮直向成都市区扑去的锦江，迊头拦截住，使它平静下来，不再发怒，慢慢地唱着歌，迈着平稳的步伐绕城而过。
传说，这堤是当年诸葛亮出任蜀相筑的。成都那时常被洪水淹没，他率民筑堤，留名千古，故又称丞相堤。锦江河水来于灌县都江堰，水清而冽，无一丝尘垢，喝进嘴里甘甜甘甜，沁脾润心，哪象现在浑噩污浊。
我们去时，江里常有打鱼的船，船头站着鱼老鸹，它根据主人的指挥钻到水中，把一条一条的鱼叼上船，待主人喂它一点鱼肉后，又钻到水中叼鱼。周而复始，不停劳作，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工作组加我共三人，一人姓张，是个初参加工作不久的农民娃娃，笨拙拙的什么都不懂，可还摆架子；一个是区妇联叫曾明芬的女同志，人生得漂亮，喜欢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制服，以示革命资格老道。她年长我两岁，高中生，有点看不起我这个老粗，可又不敢反对，我是组长管着她。
我们住在一个傅姓的中农家，是一座独幢的瓦屋院子，两排厢房，三间正房，中间院坝，下面是三间不隔断的长屋，东边喂牛，西边堆柴火。院子四周是川西平原特有的土坯泥墙，后院是大片竹林，老百姓叫“林盘”。傅姓中农在我们面前，决不多说一句话，客客气气，惟恐有什么过失。
村农会主席叫阮金山，一个地地道道的贫雇农，翻身户，抡先住在一家地主的大院子里。他个儿精瘦，常闹病，不是咳就是喘，说是受苦受穷留下的。有人说他“房事“多，不节制，把那东西当干饭吃。他老婆年轻，模样虽不怎么，白白胖胖，像团火。过去是“堂子”（妓院）里的，1950年才嫁给他。阮主席说话吐词不清，表叙更是词不达意，又加上一口下川东（泛指简阳、安岳县一带的人）腔调，叫人更难以听懂。比如吃饭，他说“卡饭”；压迫剥削，他说“鸦片吃得”。所以，他一讲话，大家就笑，但没人敢轻视他，他是主席，和毛主席一样，叫谁做什么，谁敢不做？农会生产委员姓陈是个中农，儿子是武装队长，俩父子对人和善，不拿架子，每次开全村大会，总是在坝子里摆板凳、收板凳，做得井然有序，从无怨言。一次，他儿子悄悄问我：黄工作队，土改还抓人不？我想也不想回答：当然要抓！凡是地主、反革命敢于破坏土改，立即抓！
他听后，轻轻唉了声：我真不能再去抓人了，这样，二辈子还不清这个账。阎王不会放过我的。我笑了，笑他那个老实巴焦的样子，什么时候了，还相信阎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在“四大运动”中杀的人太多，村西头的十三组那个叫边洪恩的边三哥，是乡长叫曾智清的拜把兄弟，曾有兄弟伙千人，解放初参予叛乱，是“清匪反霸”中第一个被杀的恶霸。此后，众多的兄弟相继镇压。边洪恩一家不仅本人被杀，两个叫大龙、小龙的儿子，均“敲了沙罐”。九里堤村由于地缘的关系，在1950年的时间里，共枪毙了十三个人。现农民谈起此事还咋舌：老天爷，十三条命啊！
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三百多张嘴巴，有四户地主，六个富农。这里田肥土沃，农民富有，读书人不少。我怕他们小视我，处处都学老八路样子，棉衣不穿，披在肩上；板凳不坐，蹲在上面；开会讲话，老端着一个茶缸，嘴巴上还叼着根劣质香烟，说话一声长，一声短，南腔北调，开口，我们共产党；闭口，我们毛主席，一副“假老练”样子。今天回头看，真有点脸红。
按照工作安排，每十天召开一次“地、富、反、坏”训话会，训话由我主讲。我总是铁青着一张脸，趾高气场，把他们骂个狗血淋头：“你们这些，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欠下多少血债？没有杀你们，是我们政府宽大，共产党讲革命人道，才保住了狗命。但这个……是留下你们改造，让你们重新做人。如果，如果，你们再敢反动，一定敲你们沙罐，敲个你妈稀巴烂。你们几个毛毛贼算老几？告诉你们，那个，那个，你们靠山国民党蒋介石有八百万反动军队，不是被我们消灭了吗！你们，你们……”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只好改口问：“你们听见了吗？”
十多个“四类分子”，虎地站起来：“报告，黄工作队，听见了！”
一个个站得毕直，头向下，眼看地，就像战场上的俘虏兵。
如果要是哪天我情绪不好，对谁看不顺眼，只需嘴一歪，村农会武装就会把这个人捆绑起来。什么是土改政策？我就是政策！什么叫专政？，我就是专政！体制的残暴必然是社会的悲哀。这悲哀、残暴，6年后落在了我的身上，迷信话叫报应。
突然有一天曾明芬的情绪特别低落，说话走路没点精神，问她又不说原因。我是组长，立即跑到团部陈家公馆向张区委汇报。张区委听后笑笑说：“她父亲是地主，三天前把斗争他的农民砍死了，现已逮捕，就这几天要枪毙，所以引起她的情绪变化。团部已作出决定，调她回来，另外安排工作。但现在又没有新人补充，你看咋办？”
我本来就不喜欢她，认为有点难领导，便说：“调走吧，我们两人一样能完成任务。”
张区委点点头，夸我有全局观点。同时，给我一项临时任务，准备一头猪，开公祭大会。
什么是“公祭大会”？为了发动群众，控诉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在划分成份阶段的前夕，以土改团部名义，组织一次全乡的公祭大会，公祭那些被万恶的地主阶级，害死的农民弟兄。公祭会设在团部门前的空坝子里，参加公祭农民头缠白帕，受害家属身穿孝衣，全团土作人员臂戴黑纱。会场挂满孝对，飘着白绫，气氛极为悲伤。我们九里堤村按张区委分咐，杀了一头肥猪，在刮去猪毛的猪背上插上蜡烛，放在灵桌上，一大队人拥着，吹吹打打抬去，为公祭会增色。
公祭会由张区委主持，有灵堂，有道士，会场一遍哭声，哀乐动天，丧鼓擂地，就像真的一样。公祭完毕是斗争会，跪在前排的十多个男女地主，被深含阶级仇恨的农民打得满地滚，再后是枪毙人。枪毙了一男一女两个地主，也是公祭会的控诉对象。
这之后，全乡各村才展开划阶级成分，也就是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工作。划成分先划贫农、中农、富农，最后划地主。办法是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全村贫农、中农一天就划完，划富农虽有面对面的揭发斗争，但不激烈，因它是孤立对象。地主阶级是打击对象，没有一个不下跪、不挨打、不被捆的。其实未划成分前，谁是地主，已是小菜拌豆腐—一清二白。那为什么又要划？就是为了发动群众，开展面对面斗争，以证明土地改革是场你死我话的阶级斗争！
第一个被划的地主姓范，五十多岁了，眼晴不怎样好，村里人叫他范瞎子。他本人是个勤巴苦干的老农民，人厚实，话不多，小他十几岁的老婆范么婶是个妖精。那女人嘴巴碎，脸蛋俊，胖胖的一对大奶子，喜欢和年轻人眉来眼去，不知为什么全成了范瞎子的罪恶？斗争会开了一整天，还是过不了关，一个姓彭的帮过他的长工，不依不铙总说他罪恶未交待清楚。大冬天扒光他的衣服，抬来两架风粮食的风车对着吹。吹得范瞎子打罗索，一身鸡皮疙瘩，仍不放过，又押着他去村边河里抓鱼虾。说抓上一斤，才能将功补过。老天爷，大冬天怎么能抓上？不久范瞎子患了大病，高烧不退，一命鸣呼！到土改建政时，范么婶带着家财正式嫁给了彭单身，日子过的热活。，
另外三户地主也吃了不少苦，一个打残腿，一个打断肘，住在九里堤上那个何寡母何之媛地主婆，斗争时，问她愿打还是愿罚？她吓得直磕头，连声说：愿罚，愿罚。罚多少？讲去讲来，定为五千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五万元）。因她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临解放去了台湾，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何琳琳，其夫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49年秋去了香港；小女儿何娟娟，在成都近郊一个城镇小学教书。故大家深信不疑，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我把情况向团部作了汇报，受到张区委的肯定：认为此办法很好，应该推广。
可是，到了赔退时却兑不了现，气得我火冒三丈。问她，为什么要认？她说怕挨打。但群众一致说，说她家藏有金银，装穷。我很耐心细致，向她讲政策，动员她赔退。她赌咒发誓说，家里没有金银，如匿藏愿枪毙。我软硬兼施，就是没有。事情闹成胶着状态，进不是，退不是，搞得脸上没点光彩，不知该怎么办？
农会一个姓姜的武装班长，神秘兮兮地向我反映说：何之媛最爱她小女儿何娟娟，只要把她抓起来。何之媛疼女儿，定会交出匿藏的金银。这武装班长是个兵痞，除了讨好我外，还可以对何娟娟动手动脚。我年轻幼稚，不喑世事，认为是个好主意，立刻写张条子，盖上村农会大章，叫两个武装当夜把何娟娟押了回来。
何娟娟不足二十五岁，高中文化，白白净净，秀丽似花，知书识礼。先初，我耐心向她交待政策，动员她站稳革命立场，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她表态，一定按我指示办事。可一说到赔退，一口咬定家里没有金银，没法赔。还说，愿打欠条，用她教书的工资偿还。一次、两次、三次，次次如此，气得我咬牙，骂她顽固不化，存心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纵如此，她还是说赔不出。怎么办？我便把她交给武装队处理。
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自幼没吃过苦，天生丽质，弱不禁风，怎受得住一批如狼似虎，没有文化，没有教养，所谓贫下中农武装队，掀去推来，受尽凌辱。这些人粗鲁无比，你拧一把，他抓一下，快把美人胎的她扯成八块。最后，那个姜班长使出更坏的主意，叫她光脚光腿跪在炭花碴上。天呀，那白嫩嫩的腿，细生生的肉，压在炭渣上，其疼痛可想而知。不足一分钟，她疼得叫爹叫妈，其凄惨声真不忍闻。突然，她披头散发，哭着，叫着，跑进我的办公室，抱着我双腿哭喊：“黄工作队，饶命呀！黄组长，救命呀！……”
在这个骨节眼上，是考验革命者立场的时候，也是我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时候。房门前站着一大群农民武装，几十双眼晴死死盯着我，那个姜斑长还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的举动。我该怎么办？在前途与立场面前，我只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飞起一腿，向她当心踢去。何娟娟啊哟一声惨叫，仰面长伸伸地躺在地上。我把嘴上烟头扔去，手一挥，恶狠狠地吩咐：“拉出去，狠狠地...
寒冷的夜，凄凉的风，痛苦的叫声不时传入我的耳际，我久久地站着，心里不断在问：我这样做对吗？我是不是太过了一点？但我终究没有去制止武装们的暴行。后来，团部通报表扬我，说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唉，伟大的革命，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已经将我这只羊羔灌饱狼奶，当然只有狼性了。在追讨地主赔退上，我没有获得全胜，但在追缴地主浮财上却有了意外的收获。这也是姜班长立的功！
他为了挣表现，取悦于工作组，通过东打探，西打听，得知另一户住在村里姓于的地主，城里放有不少衣被。这户地主是烈士于渊先生的遗孀。于渊是民盟地下负责人，临解放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成都西门十二桥。于太太为了表示进步，拥护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自愿把放在城里的东西交给农民弟兄。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我们不相信于太太，认为没有交完存放的衣被，竟然开会斗争她。气得她伤心地在会上哭了起来，说：“你们太不讲理了，我放在城里东西不交出，未必你们敢去搜么？我既然主动交出，还留什么？要相信人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从不相信人。我自知理亏，仍把斗争会开下去。
取到的东西放了几大间屋，在分田前夕全部如数分给全村贫下中农。分到的人笑得嘴都合不拢来，直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土改团万岁！因为，他们未花任何一点力气，仅因朝代变更，天地易位，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有房、有地的有产阶级，是多划算的事情！，闹啊跳啊高兴死了。但没有想到五年后，毛泽东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手段，把他们分到的田地全部收回，变成雷打不动的“集体财产”。现在没有公社了，田地全在政府手中，盘剥远远超过封建地主阶级，翻了什么身呢？
分完财产、房屋、衣物、田地，保管室的木柜中还剩下几包通江银耳，这东西不好分。生产委员陈，不知怎样处理？问到阮主席，阮主席说，谁要给谁。陈说，这是好东西，大补品，他们拿去糟踏了怪可惜。阮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干脆大家逗分子买点糖，趁值夜煮来吃算了。
过去听说过银耳，知是补品，但未吃过，看也未看过，现在要煮来吃，不知该怎么弄？管它的，拣来的娃娃当脚踢。陈在傅家橱房里将铁锅洗净，把几大包白黄白黄的银耳倒在锅里，渗水加火煮熬。没煮到半个时辰，银耳膨胀到一满锅，大家笑着，盛到碗里，可不怎么好吃，硬硬地碜口。阮主席道：地主想个他妈卵福，这东西还没有回锅肉好吃。
后才听讲，银耳只能放一小点，用文火炖，至少炖上三两个小时。我们这些土包子，把几斤银耳煮一大锅，当成煮猪食，怎么会好吃？饮食是文化，享受是品味，不知挣钱的人既不心疼钱，更不会去使用钱，自然不懂得怎么吃银耳，正如毛泽东不懂民主宪政一样。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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