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林彪怎么会去吃瘟猪儿肉呢？(图)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4。面对机枪的那杆叶子烟

“文革”期间，我所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幕，要算森工局的造反派，从西宁来冲击集训队监狱的那一回。时间我记不很清楚，大概是1968年的夏秋之交的六七月间。那是差点造成流血惨剧的事件，我们离鬼门关只有几步之遥，只在一挥手之间。我现在想起那件事，总觉得那天是太危险也太侥幸了。

“文革”的造反，因为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踢开党委闹革命”，各个不同单位各闹各的，原本互不干预。可是后来，闹派性的武斗开始以后，情况就越来越乱。有的大中城市，可能是有某一派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面，于是便有造反派冲击监狱的事件发生。口号是要“打开监狱解放造反左派”。实际上，雷马屏农场的这个监狱，那时还没有关押过造反派，本来并不是他们要冲击的对象。可是，“文革”本身是比霍乱症还传染得快的瘟疫，只要有消息说某某地方的造反派冲击了监狱，其他地方的造反派都会闻风而动。雷马屏地区有一个森工局，林业工人很多。他们的造反派夺权以后，在西宁的声势，比雷马屏农场造反派更大。不知是为了“派性”还是为了“比声势”，他们忽然说要来冲击监狱。

农场的武警，在西宁共有一个营，但负责守护集训队监狱的，只有一个加强排，由一位副连长指挥。在听到森工局造反派要来冲击监狱的消息后，集训队的气氛顿时变得非常紧张，武警在监狱里进行过一次对付“冲击”的演习，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装，隔着监狱的围墙，站在高板凳上，把枪架在围墙上，瞄准通往监狱大门前的道路，做得非常认真。集训队的干部在武警演习时，就把犯人集合到学习室，不许随便走动。犯人对这次演习，大部分人是漠然无动于衷的，把它看作“假过场”，估量不会真有人来冲击监狱。而有过战争经验的犯人则嗤之以鼻，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守护监狱，只能吓吓外行，如果真有懂军事的人来进攻，这一排人便会被全部歼灭。因为，只要将几个手榴弹甩进来，站在高板凳上的人是无法躲避的。

这次演习后，武警和集训队干部感到在有人冲击监狱时，如何安置犯人确实是个难题，万一犯人从武警后面搞暴动，里应外合，岂不糟糕？于是，在得到了造反派真要来冲击监狱的确切信息以后，集训队的周中队长，就决定把犯人分成几部分：一大部分，约七八十人，由他自己带领，到离队部不远的后边小山坡上，去改田改土。另一部分，比较老弱的约二十来人，则由一位分队长带领，到队部前面向右拐弯处一块比较隐蔽的地里去除草。剩下的走不动的不能劳动的病号，则让他们留在宿舍里，不准外出。

出工的时候，犯人并不知道今天有人来冲击监狱，只以为是照常出工。带队的周中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农场工作多年，比较讲政策，平日作风稳重，对犯人不轻易打骂。他带队，犯人并不特别怕。只是，他平常是不带队出工的，今天忽然由他带队，而且，像这样分队出工，也不同于集训队的常规。犯人中对时局敏感的人，心里不能不有些犯疑：是不是今天有特殊情况？……

我跟着这七八十人去改田改土，由队部下面的一条山路向左拐上坡。押送我们出工的武警，是四个人，三个抗着上刺刀的步枪，一个抗着一挺轻机枪。到工地以后，周中队长粗略地分了一下工，把人分成两部分，分别在紧邻着的两块地里干活。那时候，劳改队里“学大寨”式的改田改土，本来是比较重的劳动，可是在集训队，它只有那么一点地，这两块地，就是把那个小山坡挖高填低，用挖出来的石头砌地边上的坎子，开发出来的，每块的面积还不到一亩。队上似乎并不打算赶工完成，干部也并不规定每个人的劳动定额，犯人“慢工出细活”式的干，断断续续干了三个多月还是个毛坯子的样子。这天分工以后，每块地里有三四十人，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力气大的抬石头，手脚麻利的砍边荒，一边干一边就咕咕哝哝的在聊玄天。自然也免不了要猜猜今天这是个啥阵仗。因为，平日出工是没有机枪跟着走的。

大家耍耍搭搭的干着，到上午十点种的光景，忽然听到监狱里面传来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那哨音吹得震天价响，我们知道，这肯定是有情况了。忽然武警的那位营长，这时匆匆忙忙地从坡下面走上来，跟周中队长咬耳朵式的说了几句话。这位营长，平时在集训队是很难得见到他的，他显然是今天才从西宁总场部赶来的。他匆匆忙忙跟周中队长咬了下耳朵就雷急火急地走了。周中队长马上就叫：“集合！”并且叫大家：“不带工具！都到这边来！”大家站成横队，清点人数以后，周中队长便把队伍带到工地旁边不远的一个小山洼，指着这小山洼向大家说：“你们都在这里挨在一起坐下！警卫站的地方就是警戒线！不许离开！不许乱动！”于是，大家就挨挨挤挤地坐到这小山洼的地上。

这小山洼是个戳箕形，背后是壁陡的，有一人多高，前面是个敞口，两边的“戳箕边”有点像隆起来的埂子，又像是两只巨人的手臂，把这块地搂成一个山洼。山洼里面杂草乱石高低不平，这七八十人零零乱乱地坐下去，刚好把它填满。“戳箕口”就挨着我们来的时候走的那条山路。我坐在靠右边埂子的中间，地势比较高，没有树木遮拦，可以看得很远。通向监狱的那条公路，看得非常清楚。

三个背步枪的武警，有两个在左右两边的埂子外面走来走去，另一个背着枪走动在后面的坡上，他们离犯人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轻机枪就架在小山洼的正前方，离我们约有四十步的样子。机枪手是个近两米高的北方大汉，笔挺地站在机枪后面，一步不动。机枪的弹盒里已装满了子弹，上好膛。他眼盯盯地就看着我们，那样子真有点叫人不寒而栗。

这时候，小山洼里的气氛是闷沉沉的，几乎能使人窒息。周中队长忽而跑下去，忽而又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几十分钟，忽然那位营长满头大汗的走上来，揭下军帽当扇子扇着，气喘吁吁地向周中队长说：“这事情恐怕是要干啦……”周中队长连忙走拢去和他低声的交换意见。营长只说了几句话，手一招，向站在坡上的那个武警战士叫了声：“你来！”随即拉着周中队长，带着那个武警战士一路走了。这时，小山洼这里，就只剩下了两个背枪的武警和一挺轻机枪、一个机枪手，在看住这七八十个犯人。

我发现小山洼里已经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回过头来，忽然看到远处通向监狱的公路上，有解放牌的大卡车在呜呜的开上来，车上站了满满的一车人。后面究竟还有几辆这样的车，看不清楚。这时，忽然有人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说了声“接个火”。我转头一看，是“熊笨三”。他一面掏出纸烟在我的叶子烟上接火，一面低声地说：“今天，他们可能要用机枪点名，我们有几拨人准备抢枪。大家要我来问你，干不干得？”（他们所以问我，是因为集训队里的很多犯人，都把我看作是他们“信得过”的“右派”。）我问：“有哪些人？”“熊笨三”说了几个名字，这些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他说：“×××那里有三个，×××那里有六个，我这边一共有十几个，还有的在联系，反正干起来大家都会动手。”我问：“锄头钢钎都在工地上怎么去拿？”他说：“砍刀他们悄悄带过来了，石头都准备好了。警卫只有三个人，空手都可以对付。”我心里一阵紧张，知道这些犯人信得过我才来问我，他们也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必须由我来作决定。我连忙镇静下来，向“熊笨三”说：“你去跟大家讲，叫他们把人集中在前面两边的两只角上，不要慌，看着我手上的这杆烟，我一甩烟头，大家就动手。我没有甩，就不许动。你看，两个警卫的枪还是背着的，机枪的弹盒虽然上起了，但他俯身下去，打开保险，总还要十几秒钟，他一俯身，大家就踊上去，还来得及。一定要看我甩烟头才一齐动手，这关系大家的生死，不许冒险。”“熊笨三”悄悄地离开了。

一会儿，“段虾儿”又悄悄溜到我身边，说：“周老师，今天这样子他们可能要对我们下毒手，反正是死，大家准备抢了枪跟造反派一起走，要不就在这些山上打游击，希望你来拿个主张，看怎么办？”我只好把向“熊笨三”说的话，又向他说了一遍，并再三叮嘱他，要看我甩不甩烟头，不到必须动手的时候，不要乱动。

我右手擎着这杆叶子烟，眼睛直盯着远处的那条公路，时而又向机枪手那里瞥上一眼，精神是极度紧张的。也许是过去的生活把我锤炼成了这样一个亡命的性格，越是在紧张的时候，我越能沉着。

一会儿，我看到武警战士大约有一班人，从监狱里涌出来向公路上跑去，手里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面跑，一面把“红宝书”举在头上挥舞。很明显，这些动作是从报上学来的。早些时候的报上，时常有解放军战士举着“红宝书”去隔断“武斗”火线的报道。看看他们已经挨近了迎面而来的造反派的卡车，……看那卡车似乎停住了，……造反派并没有下车，……卡车似乎在掉头，……情势显然缓和了……我仍然眼盯盯地望着卡车的动静。

过了好一会，周中队长走上来，喊大家“集合”，然后叫到工地上把工具拿回来，收工回队。这时候，我手上的这杆叶子烟，已经快烧到我的手指头了，到站队的时候，我才轻松地把手放下来，吁一口长气，将烟头甩了。

回到集训队，在学习室里坐下来，想起刚才的事，心里反而怦怦地跳。这太危险了！如果我在那恐怖的情境下，一时惊慌地甩了那烟头，事情就会变成一场暴动。不仅那三个武警会遭殃，犯人一旦抢到了枪，很可能会对住在近边的集训队干部家属进行胡乱的泄愤报复，而随后犯人会在武警一个排的反击下被全部消灭，我也会在死前变成一个“反革命暴乱分子”。——这简直是不敢想的事情。……我在被判刑时就很自信地想过，即使共产党把我判死刑，我也不会变成真正的反革命。同时，按照我对共产党的理解，我决不会相信共产党会有对犯人实行集体屠杀的作法。可是，“文革”一来，一切都是七颠八倒，人的理性和信念都被“造反”泯没了，一切都不像原先那个共产党的作法。《宪法》被撕成揩屁股的手纸，连国家主席都得不到人身保障，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就拿今天来说，有人冲击监狱，干部应该向犯人说明实际情况，讲明政策，安定犯人的情绪；决不应该对犯人封锁消息，把犯人赶进一个小山洼，用机枪对着，造成犯人的内心恐怖。（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传遍全国以后，犯人在面对机枪时的恐怖心理，是必然的。）而且，即使上面没有“可以集体处决犯人”的指示，谁能保证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的劳改干部与武警战士，在遭遇类似“冲击监狱”的突发事件时，会不会有不把“牛鬼蛇神”当人的残暴行为呢？在“文革”那“越左越好”的时期，“左”是不会错的，残暴已是“革命”的标志。所以，我虽然庆幸自己没有甩下那杆叶子烟，没有造成惨剧，没有辜负劳改犯人对我的信任，这一切都是值得向老天爷叩头的。但是，我也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因误会而造成了一次流血的暴乱，那也不能怪我！

平反以后，我了解到，在“文革”期间，全国有许多地方，都发生过集体屠杀“牛鬼蛇神”的暴行。首屈一指的是湖南的道县，两个月杀了4950个“地富反坏右”。我更深刻地感到，我算太侥幸了。

八十年代初，我和刑满出狱的“熊笨三”会面时，往事都成了笑谈。他说：“那天幸亏你那杆叶子烟燃得慢，要是燃得快，一下子烧到了你的手，你要是慌忙的一甩，我们不晓得要成啥样子了。”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5。军管的趣事

“文革”在1968年的“武斗”盛行之后，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都实行了“军管”。劳改农场也不例外，连集训队监狱也由“军代表”来主事。而且，这时候的军队，也已经经过“夺权”的洗礼，派来的“军代表”，是一位武警里面的“副排长”，大概是四年前参军的农村青年。因为，他有一次向犯人“训话”时说：“现在中国最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是我们这些有四年军龄的左派嘛！”他手里时常撑着一根斑竹棍，习惯于用斑竹棍子来打犯人，所以犯人就用“斑竹棍”作为他的代称。一说“斑竹棍来了！”大家都有点紧张。因为，出工时候，谁要是掉了队，落在后面，腿杆上就会挨他的斑竹棍。你和他对面走过，你要是不让远点，也会挨他的斑竹棍。

军管时期，集训队的干部，也仍然照常工作，管管犯人的生活学习及日常琐事。但好像都是“半靠边”的样子。向犯人“训话”，都由军代表讲。出工，也由“武警干事”带队。这时候的干部，似乎也乐得松闲，不愿多管犯人的事。

“斑竹棍”在军管时期的集训队，作过几项杰出表演，可以说是“恶作剧”，也可以是是军管时期的“趣事”。

第一件是过年“打牙祭”

这年的春节，集训队照例在过年时，给犯人“打牙祭”。而且，为了表示过年的喜庆，牙祭肉比平常的每月二两三钱增加为四两。这对犯人来说，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许多犯人舍不得把那份牙祭肉一次吃完，便留下一半，准备下一顿，和在晚饭里面，自己再煨一顿吃。有的人，中午来不及煨，就把整个一份牙祭肉留下来，准备晚上煨来吃。本来，集训队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不许煨煨煮煮！”集训队犯人身上，一般是没有火柴的。只偶然有人经队部批准，请假到西宁去赶场，才能悄悄带回一两盒火柴，藏起来用。平常，都是用最原始的火镰（打火的铁片）和在地里捡回来的火石，学彝胞那样打火，把火草或纸捻子打燃作火种，把从工地上捡回来的干竹竿，作为煨煨煮煮的燃料，在集训队里找三块烂砖头就可以围成一个灶。那煨煨煮煮的穷折腾，看来是使人讨厌的。但是，在春节那样冷的时候，犯人们分菜分饭分下来，饭菜都已经冷了，不煨煮是不行的。

集训队的犯人是怎样分饭分菜的呢？打牙祭不同于平常，打牙祭不是吃包谷粑而是吃大米饭，大米饭是要用秤称的。分的时候，一般是把大厨房打来的饭菜，按生产小组先分成几份，各组拿回去，再在组里面分。每个组的犯人，大家把自己的碗摆在地下，分饭的时候，用一杆自制的小秤，用一个公用的搪瓷碗，一碗一碗地称。大家轮流着值班掌秤，称好一碗，便倒进一个地下摆着的碗里。如果称完还有多余的饭，再均匀地分到每个碗里。分菜的时候，则不用秤称，分在碗里，大家看看差不多，就算了。如果谁有意见，负责分菜的人，就把自己那份和他交换。而打牙祭吃肉，则是最斤斤计较的，因为肉不仅要求重量相等，还有肥瘦的不同。所以一碗一碗地称了过后，还必须拈阄。按1、2、3、4、5……的顺序，谁拈到哪碗就吃哪碗。试想，热腾腾的饭菜牙祭肉，经过这样分来分去的过场，还能不冷吗？所以，集训队干部虽然说过“不许煨煨煮煮”，但对犯人的这些事情，好像看惯了，也觉得情有可原，就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充其量批评几句，并不过分计较。而遇到这位“斑竹棍”，事情就严重了。也不知是岗楼上的武警，发现了学习室里的烟子，报告了他，还是他偶然地走了进来。他一进学习室，看见有人在煨煮，脚一伸，就把那些在灶边上搁着的装牙祭肉和饭菜的盅盅、盆盆、碗碗，一只只地踢了个满场飞。牙祭肉和饭菜撒了一地。随即又叫了几个武警进来，叫犯人全体集合。叫武警到学习室里把那些正准备煨煮的盆盆碗碗一起拿来，又叫到犯人宿舍里去搜，搜到有装剩饭剩菜的盆盆碗碗，也一起拿来，叫到大厨房去拿来一个木桶，把所有这些牙祭肉和剩饭剩菜，一起倒进木桶。然后，向犯人“训话”：

“你们这些家伙，你们平日闹粮，不是说吃不饱吗？怎么又吃不完了呢？你们搞煨煨煮煮，还想过你们那种资产阶级生活，你们为什么要想资本主义复辟嘛？道理就在这里！不许你们煨煨煮煮，你们不高兴，是不是？过年，你们还想吃个满嘴流油，是不是？告诉你们，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之日，就是你们牛鬼蛇神难受之时。吃不完，我们抬去喂猪！走！”

他把斑竹棍一扬，就叫武警把那桶混着牙祭肉的饭菜，抬去喂猪去了。

犯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留下的半份牙祭肉，有的是整个一份没吃一口的牙祭肉，和晚饭的饭菜，都抬去喂了猪。有的人叹了口气，说：“今年这个年，猪比人过得好啊！”

过去，劳改队的干部，多少还有些“政策”观念。到“军管”时期，“政策”已荡然无存了。也许当时社会上乱得太凶，需要“军管”。可在犯人眼里，劳改队的“军管”，却是“文革”时期最黑暗的一页。

第二件是“阶级斗争教育”的“实习”

这时候，武警战士里面，换了许多人，大部分都是新兵。当时，新兵入伍以后，强调的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这样一来，在“斑竹棍”的教育影响下，这些新兵就对集训队的“牛鬼蛇神”怀着特别高的警惕，随时随地都防着犯人会搞什么鬼。犯人见新兵走过来，必须赶紧让路，离他稍近一点，他就会一刺刀捅过来。有一个犯人，背篼上叫刺刀捅了个窟窿，差点被刺伤了，那新兵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想干什么，你来试试看嘛！”从此，犯人不得不特别小心。

“斑竹棍”为“阶级斗争教育”创造了一种新鲜的方式，就是教他们学会和习惯于打“阶级敌人”。因为，新兵大概还没有学会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人，所以，他就采取了让他们“实习”的方式。

一天夜里，大家睡得迷迷糊糊，忽然间，一阵哨音，“斑竹棍”在外面喊“紧急集合！”大家不知是什么事，赶紧披衣起床，急忙往外走。可是，一出宿舍门口，两边的新兵拿起竹片就在背上或腿杆上打，约有十来个新兵，都是在这样的“实习”中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犯人被打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斑竹棍”在叫犯人站好队以后，才开始“训话”：

“你们睡得好哇！我们警卫干事为你们站岗，喊你们练习一下紧急集合，你们一个个死猪一样不听命令，不该打吗？不该受教育吗？这集训队就是改造你们的地方，你们不听命令，就是反改造，改造与反改造，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警卫干事的竹片，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嘛。你们要反改造，竹片也可以换成棒棒，也可以换成刺刀、机枪，你们顽固，不怕你们顽固！今后紧急集合，五分钟站不好队，有你们受的！听到了没有？”

犯人连忙回答：“听到了！”但“斑竹棍”嫌回答的声音太小，说：“什么？你们不愿意回话吗？呃！听到了没有？”

犯人赶忙大声的回答：“听到了！”

“斑竹棍”这才说了声：“这还差不多。”然后，让大家解散，回去睡觉。

他的这种“阶级斗争教育”方式，在武警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一个关在独居里的疯子犯人，有一天，忽然在夜间被几个武警打得乱喊乱叫，打来打去，渐渐地叫声微弱，第二天，听说那犯人死了。在我离开集训队之后，听说，有一段时间，集训队里面武警打犯人打得很凶。上述任世同的手臂被打断，也就发生在在那段时间。像这样凶狠地乱打犯人，在“军管”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第三件是拿犯人“耍猴戏”

集训队的犯人，有时候也会发生争吵打架的事，本来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无足轻重。可是，在“斑竹棍”主事的那段时间，却上演过一场“耍猴戏”的恶作剧。

“斑竹棍”在听到有人向他报告了“有人打架”的事件以后，就在晚上，把全队犯人集合起来，，围成一圈，把两个打架的犯人喊出来，站在圈子中间，然后问：“是你们两个打架吗？”犯人回答说：“是。”又问：“哪个打赢啦？”一个犯人说：“是他打我。”另一个犯人说：“是他先动手。”

“那好，看来你们还没有打够。”他扬了扬斑竹棍，说：“现在让你们打够！打嘛，当着大家打。打呀！开始呀！”

两个犯人连忙说“报告军代表，我们错了，以后不打架了。”

“斑竹棍”说：“那不行，不叫你们打你们要打，现在叫你们打，不打不行！”然后，用棍子指着一个犯人说：“你先打！打他！……打呀！”

这个犯人只好在对方脸上轻轻打了一下。

“不行！用力打！要打响！”

犯人只好用力在对方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斑竹棍”说“好！”转过来用棍子指着另一个犯人：“现在你打他！”

这个犯人刚才挨了一记耳光，正想报复，便狠狠一耳光打去。打得那个犯人叫了声：“哎哟！”眼睛骨辘辘地望着对方。

这时，“斑竹棍”及时地下达命令：“好，互相打！用力打！

于是，两个犯人互相对打起来。旁观的犯人，有的在笑，有的在交头接耳，说这是从未见过的新鲜事。两个犯人打了一阵，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大家像“斗鸡公”似的看着，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便默契似的互相躲闪，动作也慢下来，不想打了。

“斑竹棍”看到就说：“怎么不打了呢？”随即问：“他们是哪个班的？班长出来！”

劳改队喊为“班长”的，就是生产小组的组长。于是，两位“班长”站了出来。一位刘班长，一位谢班长，两个都是大汉。“斑竹棍”叫他们每人拿根竹竿，站在两个打架犯人的后面，命令说：“你们看他们哪个不打，就打哪个。”

两个班长这时就为难了，自己同组的犯人，每天生活劳动都在一起，多少总有些感情。现在军代表忽然叫自己去打他，总觉得下不了手。于是只好喊：“你们打嘛，不打，我就要打你喽！”

两个犯人只好又假把意思的打起来。打两下又松下来，躲躲闪闪，装装样子。两个班长只好在旁边看着，以为这只是混时间。

“斑竹棍”看到这情况，便说：“他们不打，你们怎么不打他们呢？叫你们监督他们好好改造，你们不监督，现在叫你们监督他们打，你们又不打，这样不行！来！……”他向旁边看了一圈，选出两个犯人，叫他们各拿一根竹竿，站在两个班长的身后，说：“他们不打，你们看班长不打他们，你们就打班长！”

这样一来，班长赶忙催促那两人快打，两人反而不打了，班长就打他一竹竿；班长慢了一点，屁股后面就挨一竹竿。这样，里外三层，越打越快，六个人都在跳。“斑竹棍”笑嘻嘻的看着，似乎很欣赏自己这得意的杰作。

时间长了，里面打架的两个人，打到后来，因为过分紧张，有一个被打出了鼻血，随即被打倒在地下。这时，“斑竹棍”才从容地喊了声：“好啦！”随即又向大家“训话”：

“你们这些家伙，是社会上的渣滓！国家拿钱拿粮来改造你们，你们不好好改造，你们要打架。打嘛，我让你们打，怎么又不打啦？以后，你们谁要打架，就是这样子！”

犯人先是觉得好笑，到散会以后，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家觉得这只是拿犯人来“耍猴戏”，都觉得这军代表的做法，是随心所欲，与劳改政策是对不上号的。但也有人说，这是“文革”时期的“军管”，过去的政策是“旧”的，可能在“破四旧”时一起“破”掉了，有什么说的呢？作了犯人，其实也未必比得上猴子。

我当时想了几句顺口溜：“耍猴戏呀耍得妙，猴子都在里面跳。旁观看得好开心，沐猴而冠嘻嘻笑。”

这位“斑竹棍”军代表，以为这样把犯人作为“人”的自尊心完全打垮以后，犯人就被驯服了。他大概没有想到，在他“耍猴戏”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作为“军代表”与作为“人”的尊严、连同国家政策的尊严，一齐“耍”掉了。他过于得意忘形，以致不自觉地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沐猴而冠”的极左小丑。

6。向阳坪•1971年的好望角

我的15年刑期，按国家法律规定，从1957年12月14日失去自由起算，到1972年的同一天刑满。除了在成都监狱和工厂里的日子，从1963年5月后，都是在雷马屏农场过的。而在农场，除了最初四个月是在筑路，其余时间，扣去两次到山西寨中队的不到一年，大部分都是在集训队监狱里度过的。所以，我有时候不免叹气：在看守所的时候，“八十四”劝我争取早点判刑，说劳改队的生活比监狱好。而我到了劳改队，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监狱里坐牢。特别是遇上了“文革”，在集训队监狱里，是很容易把小命“叭”的一声就丢在那里的。我感到自己确实是命途多舛，连劳改都不如别人顺当，老是在“监中之监”里过日子。三进集训队，竟磨去了六年多。人已经四十六岁了。

到1971年，我的劳改运似乎有了点转机，这是由于农场有一个惯例：对于刑期只剩下一两年的犯人，估量他不会再逃跑，就可以从集训队放到中队里去，让他熟悉中队的劳动，以后便于在农场就业。因而，我也庆幸自己有条件可以走出集训队监狱了。

可是，在我离开集训队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从四川各地送来的新犯人，进了集训队。其中有“右派”，也有“造反派”。后来平反出来的朱承义，是1957年在云南师大任教时被划为“右派”的，在“文革”中又被作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加以管制。1971年又被作为“反革命”判刑十年。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文革”开始后，原先没有坐牢的“右派”，差不多都在“文革”中一次再次地挨斗挨打。他甚至被打断肋骨，打得吐血。我听到这些信息，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似乎我在“文革”期间坐牢，反而少挨了许多打。而且，以我的性格来说，如果没有坐牢，在“文革”期间说不定早已经和谁拼命或自杀死了。这样想来，似乎坐牢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这个祸福无常的时代，知识分子既已被叫成了“臭老九”，还有什么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呢？从“监中之监”放到中队，农场也还是监狱。即使从农场放回家，这时的社会也不过是一个大监狱而已。有什么可庆幸的呢？

我从集训队调到向阳坪中队，大约是1971年春耕大忙的时候。向阳坪中队是一个农业中队，因为地势比较高，旱地较多，水田较少。因而，有两个旱地班而只有一个水稻班。原先，本来还有一块茶园，在我调去不久的时候，听说是因为要执行“以粮为纲”的指示，就把茶园砍掉来改种包谷。——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砍掉茶园种包谷像是发疯，可在当时，上面指示的“纲”，是没有谁敢碰的。多好的一片茶园，说声砍就砍了。我被分在旱地班，一年到头，基本上是和包谷、红苕、小麦、油菜打交道。

向阳坪中队的劳动是比较艰苦的。由于地势高，从中队到西宁要走很长的山路。顺公路走有十来里，走小路爬坡则可以略为近几里。有时候，犯人从西宁用背篼背砖到中队部，劳动力强的可以背三四十匹，我背二十匹还要走走歇歇的走大半天，累得满身大汗。

向阳坪背靠大山老林，常年有犯人被派在大山上砍木料，供场部作建筑用材。这些砍木料的犯人，粮食和肉食的供给标准都略高于其他犯人，而且，他们向彝胞去买肉以及从中队的地里偷点包谷、红苕，南瓜之类，到山上去煮，也没有人管得着。他们请假赶场，也比较容易得到批准。犯人把他们叫做“伐木队”，有时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新鲜信息。

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许多犯人都要被派上山去拖木料。这是一项重劳动，而且有点危险。因为这样的“伐木队”，并不是熟练的林业工人，他们的操作和工地上的安排，都是随随便便没有什么规程的。木料从很高的山顶上，顺着坑道放下山沟，拖木料的人就顺着山沟往上走。找到一根自己认为合适的木料，就捞到旁边，钉上钉子，挂上索子，用肩膀拖着往下走。问题是山顶上放木料的人，只管往下放，却看不见下面山沟里是不是有人。有时候喊一声“来喽！”便把木料放下来，下面的人来不及躲闪，就很容易被撞伤甚至撞死。那几百斤的木料从山顶放下来，碰着山上的大石头就跳起一公尺多高，等于是顺着那山沟飞行，那冲击力是连石头都可以被砸碎的。我第一次去拖木料的时候，和几个人顺着山沟旁边走上去，刚听到山上吼了声“来喽！”一根木料就冲着我飞下来，幸而我手上拿着一根撑手棍，我赶忙用那棍子一挡，木料冲在棍子上，把我震倒在地下，木料飞过去了。旁边人以为我被冲倒了，连忙大声地喊：“打死人喽！打死人喽！”其实，我并没有受伤，爬起来，赶忙拣一根比较小的木料，拖起就走。这次虽然有点险，我却平安无事。可另一次，只是在山脚下转运木料，一个不小心，叫别人抗的木料，在我眉毛边擦了一下。当时只是有点痛，摸摸没有出血，便不在意。可这一擦，却一直到现在，还在我左边眉毛上留下了一个疤痕，几十年依然如故，连疤痕药水都没法使它消失。似乎是老天爷要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劳改印记。

向阳坪最紧张的劳动是铲草积肥。劳动定额很高，按时序的不同和劳动力的强弱，分为1200斤，1000斤，800斤等几个不同等次。这和集训队简直不能比。在集训队积肥，往往都是报麻麻账。那时候，积肥带队的是一位彝族的中队长，姓瓦嘎，犯人喊他“老队长”。他原本是彝族的一个头人。解放初期就很靠拢政府，作过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政协委员。后来，不知为什么调到集训队来当了中队长。他没什么文化，不识数，指定一个“小鬼”过秤。这“小鬼”叫王立喜，他随便地记些数字，每个人随便挑几挑，到收工时，他就说完成了一万八千斤或两万几千斤。所以那集训队的积肥，几乎都是王立喜一个人完成的。瓦嘎老队长在“文革”期间，生活得很孤寂，后来在造反派的一次批判会后自杀了。他死后，我们也有很长时间再没有干过积肥。而向阳坪的积肥却是很顶真的，劳动定额都是不含糊的。

我从集训队出来以后，身体很虚弱，最低的800斤的积肥任务，往往一天铲到黑，还要靠几个劳动力强的“老同改”来帮我铲帮我挑，才能完成。有一段时候，因为我体力差，组里面就让我过秤。甚至有一段时候，干部只好叫我在水田边上赶老鸦。有一次因痔疮大出血，还到总场部医院去住过十来天院。

向阳坪的干部，对我并不苛求，看我有病，劳动上还有些照顾。后来，因为安装了一台铡草机，一台打米机，因为我懂电，就让我去管这两台机器。我打米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偷点米，自己用铁丝绕一个电炉，在打米房里面偷偷里煮来吃。这样，身体才有了一些好转。——现在说来，在劳改队里学会了偷，这还好意思说吗？其实，我倒真是从这些地方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不是用法律和惩罚手段去防止与惩罚不得温饱的人偷东西，而是应该用普遍的社会福利消除贫困，消除因不得温饱而偷东西的现象，进一步才可以消除贫困人群的偷窃动机，提高社会的道德风尚。法律和惩罚手段主要应该用来防止和惩罚贪官污吏搜刮民财侵吞国帑的行为，要把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颠倒过来，“窃国者诛，而有人窃钩则应该罪其不能治世安民的地方官吏。”

在向阳坪，还留下了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书的故事”

因为黄伦比我早一些就调到了向阳坪。他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医疗技术很高明，他能用十四秒钟做完一个白内障手术，在向阳坪又给指导员的家属治好了一种很难治的病，而且在总场的一位副场长被误诊为鼻咽癌正在准备后事的时候，他鉴别出只是鼻窦炎，并给他治好了。这样一来，干部就很器重他。他又不愿作卫生员，总场医院想调他去他也不去。干部就让他住在一所房子里养鸡。这个养鸡房，后来就成了我们聊天的场所。有时也在那里煮鸡蛋吃。这已经不必叫“偷”，因为是黄伦“给”的。

早在我从山西寨中队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山西寨有几个关心我的劳改朋友，就在为我担心，认为我这一次“三进集训队”一定凶多吉少。他们偶然发现，我在“社教”期间被社教工作队带队的王处长（四川省检察院的处长）收去的几本书，被方指导员收存在一个地方。考虑到我在书上的某些批注，可能会被当成我的“罪证”，于是，他们悄悄地把书偷出来，用装化肥的塑料袋装成一包，托人送给了黄伦，请黄伦转交我。可是，我当时还没有调来，黄伦那房间干部常来常往，不好收检。便只好交“伐木队”的一位“向木工”帮忙藏到山上去。

等我调到向阳坪以后，“向木工”把事情告诉我，说装那几本书的塑料袋，已经藏到了山里没人知道的地方，压在一块大石板底下，很安全。问我要不要取回来。我当时觉得，既然那几本书藏得很安全，取回来反而会成为不好收检的“包袱”。就说：“暂时让它在那儿吧。”想等我刑满以后再去取。哪知道后来我从向阳坪调桂花溪，随后到通木溪出监队，就再没有工夫到向阳坪后面的大山上去取回那几本书。现在过了二十几年，那几本书，可能已经霉烂成泥巴了。我现在一想起那几本书，就觉得既滑稽又可叹——

可怜的书呵！那杜甫、白居易、陆游、苏东坡、辛弃疾的诗词，可是中国文学的精华！那列宁的《哲学笔记》，也曾是革命的经典！你们为什么遇到倒霉的我？又为什么遇到更荒唐的“文革”时代呢？被收去——偷出来——藏来藏去，终于还是化成了泥巴。

另一个是“彝胞消息”的故事

“9•13”事件发生的时候，劳改队是完全蒙在鼓里的。有一天，记得是挑粮食上仓。走在路上，忽然看见“杨癞子”用扁担搭在两只箩筐上，坐在路边上歇气。看见我来了，就连忙招呼：“来来来，坐下来烧杆烟。”我便挨着他也在扁担上坐下来。他看看路上没有人，就悄悄向我说：“他们山上砍木料的人，从彝胞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彝胞干部在开会的时候讲，说：林彪带着他的一群臭婆娘，到蒙古去吃瘟猪儿肉，撞到飞机上，撞死喽。——这到底是个啥消息？你说，林彪怎么会去吃瘟猪儿肉呢？……”

我听了，摇摇头，说：“这个难得猜，注意看报吧。”

回来，我就到黄伦那里，把这个滑稽的“彝胞消息”说给他听。他想了一会，说：“从这些时候这么闷沉沉的气氛来看，可能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大事。”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呢？彝胞的消息确实叫人莫名其妙。

我当时想，可能是林彪出了事，但无论如何不会是什么“吃瘟猪儿肉”。

直到过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晚饭后，干部才叫犯人全体集合，首先宣布：

“把你们手里有的林彪的《语录》、讲话、相片，无论是书、报纸、杂志，通通交出来，由各组组长收集起来，交到中队部。今后不准读，不准传，不准抄写，不准引用，不准私藏。有违反规定的，要受严惩！”

然后，才讲了林彪叛逃的事件。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彝胞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不过，彝胞没有弄清楚，不是“一群”是“叶群”，不是“到蒙古吃瘟猪儿肉”，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不是“撞在飞机上撞死喽”，是“飞机撞到地面上撞死喽”。

林彪的“9•13”事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详情，连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都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从林彪的死，我心里倒增加了一种确信：无论怎样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注定的失败了。“极左路线”已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尽头，只看是谁来为毛泽东收拾残局了。林彪为了夺取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采取诬陷的种种手段，阴险而毒辣地整倒了许多革命的老干部与三军将帅，结果，自己只落得个折戟沉沙，固然好像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毛泽东由于怕身后遭到斯大林那样的结局，不从党和国家的民主改革着眼，一心只想培养绝对崇拜自己的接班人，一己之私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全民灾难，终于亲眼看到自己培养的“信徒”变成了“叛徒”，“接班人”变成了“篡弑者”，不也是“自食其果”吗？冥冥中好像真有一种因果规律在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岂不使人更增加对历史真理的确信？

1971年林彪的死，似乎给中国人民展现出了一个朦胧的好望角。但是，在笼子里的我，其实也并不比把“温都尔汗”听成“瘟猪儿肉”的彝胞高明多少。对于林彪死后的中国，那些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与身经百战的老帅们，究竟能不能把毛泽东打烂的坛坛罐罐收拾起来，让毛泽东歇歇手去“安享天年”，我也和彝胞一样，猜不透那么多大人物，为什么还好像是在等着“吃瘟猪儿肉”。

以上这些文字，是从我的回忆录《逝川忆语》里片断地摘下来的。全书还没有写完，暂且就在这里打住吧。

2006年11月30日。写于卫星湖。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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