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嵩焘的遭遇看大清王朝的悲剧(图)
郭嵩焘(网络图片）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1847年进士，1854至1856 年佐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 贤讲舍讲学。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上述为郭嵩焘一生的基本简历，他一生的最大转折点还是在于1876年，他作为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到了英国。
把郭嵩焘推向英国的直接原因，是1876年的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里在云南被杀事件。清政府为了与英国“通好谢罪”，化解外交危机，就派郭嵩焘到英国去谢罪，这使得郭嵩焘就以钦差的身份来到了英国，开始了他不平凡而又悲剧的一生。
1877年1月21日，一群身着华丽服饰、头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来到了大英帝国，他们就是郭松涛一行人。六万里的行程不仅是郭嵩焘人生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迈出的一大步。后来，郭嵩焘把他从上海启程到伦敦这五十天的日记，进行整理后抄写寄送给了总理衙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使西纪行》。但是，郭嵩焘绝对没有料到，这一本书就是他这一生悲剧的开端，也是大清王朝悲剧的体现。一场关于郭松涛一生的悲剧已经在“天朝圣国”拉开了序幕。
郭嵩焘的悲剧还是在于他清醒的比别人更早，也许他是实在的人，不能说他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应该说他跟上了西欧社会发展时代的潮流，但是他却超越了大清帝国悲剧的历史潮流。郭嵩焘的《使西纪行》当中，说了都是实话，都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多的讽刺和唾骂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很多言语已经伤害了我们骄傲大清帝国统治者高傲而又胆小无知的心理。在《使西纪行》里面有一段，大概就是说“现在的狄夷和以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这句话所得有什么错吗？我觉得没有，西方人也觉得没有。但我们大清帝国满朝的士大夫可是相当的不满意了，人人唾骂，因为在这些士大夫眼里，他们的文明才是世界第一，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乘坐的只是一艘破船，只是这艘破船过于庞大，暂时还不至于沉没。
郭嵩焘作为大清帝国的公民，他热爱中国。但是也可以说他更爱英国。1877年2月7日。郭嵩焘觐见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皇并递交了国书。国书的开头，使用了“呈递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的称谓，这是中华民族的君主们有史以来以平等的身份与一国的君主相互称呼，这估计又伤到了中国士大夫的心了吧，但郭松涛是高兴了，因为他并没有遭受像当年大清帝国要求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那样三跪九叩待遇。从一开始，郭嵩焘据对英国产生了好感，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对中国大使、中国人是尊重的。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个洋人在街上以仗击了一个名叫张锡九的中国人，目睹了这位肇事者无礼行为，许多英国人把他扭送至官，还有许多的英国绅士主动作证。而英国的官府也根据“中国人初至，无辜而受欺凌，必得一示惩办”。英国法庭就以伤害罪判处了此人劳役罪。这件事有增加了郭松太对英国的好感，因为连郭嵩焘自己都觉得是一件小事，没有想到英国政府却如此重视，此后，英国伦敦人民对中国人更加尊敬。郭嵩焘也看是慢慢地融入到了英国的社会，开始参与英国社会的许多活动，他的思想开始由属于东方而转向到了西方。但是也由于思想的转变，使得他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甚至洋务派的关系分裂，这种分裂也导致的他的政治生涯终结。被迫于1879年奏请因病销差。
郭嵩焘政治生涯的结束，和他的副使刘锡鸿向清政府打小报告是分不开的。在英国其间，刘锡鸿做得最多的事就是不断的向清政府打小报告，这样的人的确是最可恨的。最初，刘锡鸿的小报告主要控告郭嵩焘的三大罪状。1.游甲顿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以不当披。2.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国，奈何为小国起立主致敬？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放仿效洋人所为。其实对于现代人而言，这几点怎么也什么都算不上是错误。但是在当时的时期，大清帝国虽然已经没落，除了少数的人以外，它那些统治阶级依然过着飘飘然的生活，还在天朝圣国的美梦中不知苏醒。后来，刘锡鸿的小报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就引发了朝廷对郭嵩焘的“严旨训诫”，郭嵩焘被迫退休回老家，在湖南家乡人民的不理解下郁郁而终。
郭嵩焘真的错了?我想说的是他没有错。郭嵩焘的悲剧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大清王朝的悲剧，更是整个中国近代的悲剧。落后知道学习的民族是聪明的民族，如日本。民治维新脱亚入欧。而落后又不知道学习反而还骄傲自大，用以前的辉煌来掩盖现实的悲剧，这样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从郭嵩焘个人经历而言，他作为一个是大夫阶层，他喜欢西方、学习西方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好事，说明了大清帝国的子民总算是有人认识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认识到了自己国家各方面的缺陷。但是，郭嵩焘他走得太快，快过了大清帝国统治阶级的步伐，快过了大清帝国整个国家的民族观念，而这些民族观念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历史终究历史。这位先行者的悲剧也只是我们落后而有骄傲的大清帝国悲剧的一个侧面的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