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5年03月26日讯】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教科书灌输李光耀神人形象
（政府很厉害，凡事交给政府就行了！）
虽然我也姓李，但跟李光耀却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
我来自广东的祖父母，就诚如李光耀曾说的，都是不识字的、无田无地的农民的后代，而我的父母也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级。
出生在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的我，是在李光耀治国模式下成长的一代。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暴乱，但我也并非是嘴里含着金或银汤匙出生、要什么有什么、被惯坏的娇贵富家女。
我出生时，新加坡刚建国独立不久，可说跟我一样正处在童年阶段。不过，新加坡就像是个神童，在旁人的指引下，也凭着自己聪慧的天资，在短短的时间里成功吸引外资、制造就业机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越南仍深陷战争的漩涡里，中国大陆仍然身处“文革”内乱中，而东南亚各国也处在动盪中。这些都给了新加坡起步的优势，加上李光耀领导的政府以神速的行政效率，在短时间里整顿了国家秩序，让我们的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同区域各国。
李光耀经常回忆建国初期的艰辛，也不时向人们描述过去的社会动盪。他就像一个经常替子女未来操心不已的老爸一样，成天担心我们不懂得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不懂得感恩，永远只会抱怨，也生怕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很快地蚀了前人所累积的老本。
不过我想，也正因为建国初期多数人“目不识丁”，所以大家都会把希望寄託在一个学识丰富的领导人身上。如果当时人人都是达官显要、文人学士，各有不同的主见和主张，恐怕那时候的政治斗争会更加激烈。
“政府很厉害，凡事交给政府就行了”，这也是在我成长的风平浪静的岁月里，自小被灌输的观念。
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在英文教科书里读到一篇故事〈Father Knows Best〉（爸爸最清楚）。故事说的是一个小男孩约了其他朋友出海游玩，却遭到父亲极力阻止。
朋友们出发到海边那天，小男孩关在房间里赌气。妈妈不断在旁温柔地劝说：“爸爸最清楚情况，他是为了你好才不让你出去的。”
后来天气突然急速转变，被关在家的小男孩看着窗外风大雨大，开始感到不安。之后，他在电视新闻中得知那几个朋友在掀起巨浪的海上遭遇不幸。
这时，小男孩才想起妈妈说的“爸爸最清楚情况，他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才意识到因为爸爸的神通广大，自己的小命才被保住了，当下对父亲多了一分敬意。
这个故事中没有太多强烈的说教色彩，但篇章里的人物和价值观都折射出非常传统的家长式管理的思想——掌控权力的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向小男孩解释不让他外出的理由，而贤慧的妈妈也只是不断地在一旁劝孩子听爸爸的话。
故事里的爸爸就像神人似的，最了解外头的危险情况，而这也成了限制小男孩外出的理由。
我们的领导者李光耀不就像是课文中神人父亲的形象吗？
他非常有威严，也最清楚外面世界的情况。对于这种父亲形象，大家是又怕又敬。但是眼看大家的日子逐渐好转，我们知道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
守法比保命还重要，快要死了还怕被罚
（躲在电脑萤幕前的胆小新加坡人，又有多少个愿意挺身当砸窗英雄呢？）
我们害怕做错事，也害怕自己偏离正轨，害怕成为引人关注的英雄，甚至死到临头我们害怕的不是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是担心接到执法当局发出的罚款通知。
二○一一年底 SMRT 地铁主要的南北线系统在下班繁忙时间发生严重故障，中断了五个小时。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的地铁大瘫痪事故，造成一些地铁列车被卡在隧道内动弹不得。由于故障发生时正好是下班尖峰期，因此当时每趟列车都载着满满的乘客。
故障发生后，数以千计的乘客被困在列车中超过一个小时，电流中断，车厢内空气流通非常不畅。不过多数乘客都还相当镇定地等待列车服务恢复。然而等了许久，仍不见列车行驶，大家依然被卡在令人窒息的车厢里。
被困在黑暗又闷热的车厢时间久了，气氛有些紧张，一些乘客也开始感到身体不适。遇到同样情形，在其他国家可能已经出现骚动或者有不满的乘客开始捣毁车厢洩愤，但在这里，大家却是乖乖耐心等待。
就在这时，在其中一截车厢中，一名男子发现有人唿吸困难，妻子也感到不适，于是想要打开车门让车厢通风。后来他在黑暗中摸到了一支灭火器，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他用力砸破玻璃窗。霎时，车厢内空气流通许多。
车厢内的一名乘客用手机拍下了满地的玻璃碎片，并把照片传给友人。照片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开，大家纷纷对砸窗男子的身分感到好奇，甚至将他视为英雄。
这名年轻的男子或许可以一举成名，成为新加坡人的名人偶像，然后上电视、拍电影或为产品代言，发一笔横财。但这位“英雄”却选择保持低调，始终不愿透露姓名也拒绝公开露面，并不断强调自己不是要搞破坏，而是为了帮助大家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到底他在害怕什么呢？
一些在同一车厢的乘客在接受媒体採访的时候都力挺男子，表示他做了正确的事，希望他不会被惩罚。同样的，在网路上，线民们都担心这位英勇的男子会因为破坏车厢而受惩罚，纷纷替他说话。
即便是在事后的记者会上，男子会不会被罚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公司发言人同样跳脱不开罚款思维，回答：“男子不应该砸窗，而是应该镇定等待救援，但基于这次情况特殊，公司不会要求赔偿。”
在政府过去几十年的严加管制下，新加坡人已经形成了非常典型的思维：死到临头了，大家不是挺身共同寻求解决方桉，而是担心这么做会触犯条例，可能会被罚款。
也正是因为害怕被罚，大家变得自主性不强，也害怕承担责任，因为偏离规章做出不一样的行为是一件冒险的事。
这是在罚款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国民特性，一般人民因为对法律的恐惧，担心挑战制度将使自己失去原本舒适的生活，因此都会遵循一贯的办事方式，不愿意突出自我风格标新立异。然而这种自我束缚的思维并不利于社会创意空间的发展。
难怪线民们都在网上唿吁，我们需要更多砸窗英雄改变社会，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解救大家脱离困境。但是躲在电脑萤幕前的胆小新加坡人，又有多少个愿意挺身当砸窗英雄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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