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不信可以去再采访他们

2013年11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旅美作家依娃女士的一部采访录《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作者本名宋琳，出生于陕西省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现居住在美国麻州，依娃是她的笔名。

有关大饥荒的诸多著述中，依娃女士这本《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具有独特的价值。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讨论西方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座谈会上，当讲到极权主义如何编造和灌输谎言，以致于到后来，有人讲出真相，年轻的人们倒不肯相信了；刘苏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老师在课堂上就遇到这种情况。关于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学生就说他是编的，没办法他就找俄文，学生说俄文也能编，他把当年的照片搬出来，学生说照片可以PS，学生就在课堂上和他吵架，最后他没办法把影像资料拿出来，学生讲那个可以剪辑。当时老师都崩溃掉了。

这恰好是阿伦特讲过的一个问题。阿伦特说：“洗脑的最确实的长期的结果乃是某种特定的犬儒主义－－绝对拒绝相信任何事情的真相，无论这种真相是怎样完满地得到了证明。”因为“事实真相，总是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它关注的是与众人有关的事件和情境；它的确立离不开见证与证据，它的存在就是被人们谈论的存在，即使它只是发生在私人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说，任何一件事实真相，如果没有见证者出来谈论，再加上相关的物证被风化、被掩盖以致被销毁，那么，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就湮没无闻了。

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史无前例的三年人为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然而，偏偏是这件最大的罪行，被遮蔽得最严最深。

考其原因，大概有二。

第一，毛泽东犯下的其他罪行，如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在当时都是被视为丰功伟绩，大肆宣传的，这就从反面留下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大饥荒这件事则不然。毕竟，即使按照当年共产党的标准，饿死人也属于“阴暗面”，是见不得人的，因此一直被精心掩盖，被毁尸灭迹。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斗争地主资本家、枪毙反革命、给老干部老教授戴高帽挂黑牌的照片，可是我们看不到一张大饥荒年代饿死人的照片。

第二，正如美国学者林培瑞教授指出的那样，大饥荒的受害者是最没有话语权的农民，即便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和伤痕文学的八十年代，我们听到了大量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揭露控诉，但是几乎听不到大饥荒幸存者农民的半点声音。

近些年来，海外出版了好几本中国学者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与记述，如丁抒的《人祸》，杨继绳的《墓碑》，东夫的《麦苗青菜花黄》，等等；西方学者贝克和冯客也发表了相关专著。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著作已经给大饥荒做出了极具权威性的描述和盖棺定论。但可气的是，仍然有一些人对之大加攻击，要么说你引用的资料不可靠，要么说你的推算方法有问题。按说这类攻击是很容易被驳倒的，但由于很多读者不求甚解，因此对大饥荒这件事总有点半信半疑。说到底，这就是因为在大饥荒这件事上，缺少人证，缺少幸存者的证词。依娃女士这本书之所以特别珍贵，就在于它是大饥荒亲历者的口述实录，从而为那段历史留下了最珍贵的第一手证据。

从2010年开始，作者多次回中国大陆，走访了甘肃省、陕西省，二十多个县，五、六十个村子，250多名大饥荒幸存者，收集到200小时的录音，拍摄有照片2000多张，整理出上百万字的口述历史文字。这本书纪录了500多名饿殍的姓名，和49起人吃人事件。作者基本上是按照受访者的谈话笔录下来，未作添加、修饰或补充。于是，那些大饥荒的幸存者，那些最低层、最卑微的农民，通过作家手中的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有了依娃这本书，我们就有了关于大饥荒的最有力的证据。谁要是不相信有过大饥荒，或者是对大饥荒一事半信半疑，那么，就请你们再去采访采访依娃采访过的那些农民吧。他们都有名有姓有地址，身为普通老百姓，找到他们，采访他们应该没有任何政治上或技术上的障碍；他们都是穷乡僻壤的没文化的农民，算不上任何政治党派，既没有撒谎的动机，也没有撒谎的训练和技巧，把他们现在的说法和依娃书里的记叙相对照，你很容易判定其真实性。

固然，依娃这本书记录的事实有限，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豹。既然发生在书中那些人物身上的灾祸，并不仅仅是个别坏人的恣意妄为，而是来自上面政府的决策，来自高度极权的中央，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在高度一元化、全国一盘棋的中国，饿死人的事情一定是十分广泛、十分普遍的。

依娃自称“调研个体户”，她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资金，没有团队，没有助手，也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给予任何资助；单枪匹马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令人可敬可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效仿依娃，采访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几十年来，中国人受的苦难太多了，而这些苦难又大多不被官方历史所记载，甚至常常被官方刻意埋没和掩盖，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像依娃那样，拿起笔来，从事独立的民间历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