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惊天人祸：百三人葬身火窟(williamhill官网 )

【williamhill官网 2015年01月13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现已被转送到成都关押。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铁流先生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往事微痕》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铁流先生以及《往事微痕》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一、被诱入“阳谋”陷阱

1957年，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右运动。由毛泽东主谋，反复动员全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美其名说要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要求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在动员，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各级民主党派和广大干部、教师都本着一股爱国热情，苦口婆心帮助共产党整风，希望共产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殊不知，毛泽东设下的却是一个阴谋。反右运动开始后，毛却恬不知耻地强词夺理，硬说他是事先警告过，说“毒草是要锄”的，因此这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有一句老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毛泽东动员召开各级座谈会，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引蛇出洞”；待到进入圈套的人差不多了，于是突然进行反击，把右派“一网打尽”。这样一放一收，就把中国大陆几百万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毛泽东还装得很“宽大”的样子，表示右派分子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这么一大批不拿枪的敌人揪出来了，怎么办？关进监狱，送劳改场，是无法容纳的，于是中央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收容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处分。过去最高行政处分是开除公职，现在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国务院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还说这是一种安置就业的办法，是行政的最高处分。这些漂亮话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是因为树敌过多，牢房里关满了囚犯，对这些因思想犯罪、因言论犯罪的“罪犯”太多了，已经难以容纳了。改个名称叫“劳动教养”，不需要检察院立案，不需要公安局逮捕，更不要上法院，何等方便！这些都是没有判刑的囚犯，找一块荒凉无人烟的地方办农场，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于是，这些农场就在全国各省、各地遍地开花了。浙南（当时的丽温台）就在龙泉开办了一个“河村农场”，这是对外称呼，其实际性质就是浙南劳动教养所。这个教养所在1958年初开办，各地陆续把劳动教养的人员都往此处送。这里是一片荒山野岭，劳教的囚房由劳教人员自己建造，建好了再把自己关在里面。

二、“适可而止”对应磨难

我是1957年8月19日被指名批判，划为右派分子的，1958年3月8日被送往龙泉河村劳动教养。从浙南各地送到这里实施劳动教养的人员，老少皆有，只要当地部门的领导认为要送的就送，最多请示县老爷点个头就是，无需通过法律程序申办手续。所以“劳动教养”是毫无法律依据法外之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共产党的各级党委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我在河村农场蒙难期间，遇到的有白发苍苍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刚上初级小学的不满十岁的孩子。被送劳教当时叫“收容劳动教养”，听来似乎是很宽松的，可到现场实地一看，你就心惊肉跳：周围是高高的围墙，还添加铁丝网，一个个岗亭比邻相望，高度均在屋顶以上，站在岗亭上，全场劳教囚犯的宿舍，全在其监控之下。这些民警——不，是武警，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荷枪实弹，使整个农场显得警备森严，与关押重犯的监狱毫无分别。河村农场占地上千亩，离龙泉县城仅十余华里，到底关押了多少人，我无从证实，但估计总有上千人。场内按劳动工种设队，分为：农业队、蔬菜队、砖瓦队、砍柴队、工业队、化工厂，每个队都配有队长、指导员、管理员，具体管理各队劳教囚犯的劳动生产、思想改造。白天布置繁重的劳动，把人折磨得精疲力尽，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雷打不动。开始时我被分配在农业队，农业队的任务是种植水稻、麦苗、蕃薯，花生等农作物。

刚到农场时，有一件事在我记忆中很深刻。那时我刚来还没几天，遇见了一个武警，是我云和的老乡，不过我们原耒并不认识。他听到我讲云和话，知道我是云和人，就问我：“你们前几天云和一共来了几个人？”我说：“5人。”他说：“你叫他们都到我岗亭下来，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就回寝室告诉同来的难友，我们一起到岗亭下听班长训话（上面规定对武警一律称呼班长）。这位班长为人很和蔼，用云和话对大家说：“我们都是云和人，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农场的制度、规矩，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他在介绍规章制度中暗示了一下，说，既然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就要通过劳动改造来接受教育，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劳动是每日每时的经常性任务，是长期的，各人都要适可而止。这个提醒虽然各人领会不同，我内心却深受感动。

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年代，作为一个武警，同情“阶级敌人”是丧失立场的严重问题，是要受严厉处分的——可能被开除，甚至连自己也会成为劳改犯。他敢这样真切地关怀我们，正是他善良的人性的表现，在那个残酷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我牢牢记住这”适可而止”四字，尽力保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环境中，我以“适可而止”应付灾难，靠“适可而止”度过难关。我感谢这位真诚善良地对待我们的班长。

三、孩子也蒙难

历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后，一些敢讲真话、维护民主、主张人权的人士越来越少，竟至消声匿迹了。谁敢对领导讲半个不字，就要遭难，甚至格杀勿论。即使年少无知的儿童，也会被抓来劳改。

农场不知从啥时起，来了一批少年劳教犯，年龄都在8-14岁之间。这一批孩子，年少无知，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武警的高压手段，对他们似乎收效甚微。可能农场指导员看我年纪较轻，又当过教师，就指名叫我去少年劳教组里当老师，实际上相当于大组长。我受管理员的委托，对这批犯事的小孩子进行管教。我的任务是叫他们乖乖地听话、接受教育，参加劳动，遵守劳教场所规章制度。

我到少年劳教组以后，通过两天的体验，开讨论会，由大家民主推选出3个小组长。对这批孩子，我就当他们是我的学生，或者是顽皮学生。大家相处还是挺和谐的，他们有啥说啥。这些孩子除温州来的有几个是小偷，有几个因打架、骂人犯了流氓殴斗罪之外，大部分都是“政治”问题：有的阶级成分不好，家庭都是黑五类；有的有“反动言论”，骂了地方干部；有的属于“世仇分子”，父母被关押，被枪毙。共产党把这批孩子都定为“阶级敌人”。由于他们还未成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就都被集中送来劳动教养。温州的孩子一般比较调皮，台州、丽水的稍微老实一些。我自己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复杂；外加当时中共云东区委的一个组织科长，叫柳德兴硬说浙南大众报上的一篇小品文，内容是讽刺农村荒唐的粮食政策，估计是我写的，要我检查认错。但实际上此文确实不是我写，我拒绝检查认错。他就说我态度恶劣，并诬陷我组织右派集团，编造我是右派集团头目，把我屈打成极右派份子。我们都是无辜受苦受难的难兄难弟，大家都有同样不幸的命运，绝不能相互内斗。在取得共识的前提下，我教育几个比较强横的孩子，要他们扶助弱小，不准他们欺负老实人，劝导大家建立同舟共济的患难友谊。我真诚的态度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开始安心下来，组里也就太平无事了。

我在少年劳教组，劳动是比较轻松一些，我的工作侧重于管理。我和这群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他们天真活泼、聪明好学，从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动言论”、什么“反动思想”；看得出来，他们内心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担忧和恐惧。他们小小年纪，却大多沉默寡言，在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些罪名都是当政者强加给他们的。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份，就把他们打成“反动分子”，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我不知道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幸福还是可悲！

四、搞运输的日子

我被无辜关押期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一长，我的心灵也就渐渐的麻木了。我的家庭成分，按土改时的划分，是“地主”，于是共产党就认定我有“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思想意识”。可是实际上我从懂事以来，就是一个爱国青年，在学校里是一个好学生；师范毕业以后，我到了工作岗位上，也是一名优秀教师。我曾享受共产党对我的特殊优待，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全县青年教师的表率，一夜之间却成了右派，硬把我推到“阶级敌人”的一边，我又有什么办法！划右时的所谓结论，本来就是诬陷的，我一条也没承认，执政者无视事实，照样给我从严惩处，遣送劳动教养。进场以后，为了生存，我就打定主意：“要爱护自己，保住性命，应付劳动要适可而止。”我还必须清醒认清现实，不要上当。没有人权的社会是没有诚信的，不讲道理的。什么“向党交心”、“坦白从宽”，都是骗人上钩的鬼话。

几个月以后，那批牢头狱卒，看看这批少年劳教很宁静，管教也轻松了，队部就把我调回农业队，发配到运输组当学习组长。运输组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组里有一部大车、六部小车：大车一人把扛、四人背绳；小车甲级劳力一人一车；乙级劳力二人一车：一人把扛，一人背绳。甲级劳力享受甲级饭量标准，乙级劳力就只能吃乙级饭。我不是强劳力，当然是乙级，也是无话可说。每天早晨天未亮我们就去厨房领饭，三下五除二的吃了早饭，天亮马上出发。我们的任务是把农产品拉出去，把肥料拉回来，每天晚上都必须预先和各个农田生产管理组联系，了解要送龙泉的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农场在龙泉办了一个农贸产品供应站。我们从田管组将农副产品过秤领出来，装上车，送往龙泉供应站，由供应站人员过秤验收；下午全组集体行动，分头从龙泉的积肥点装肥料，一起把肥料运回农场，送到田间管理组指定的地点卸下。每天早晨黑洞洞的，我们就得起床；晚上刚回来，天也就黑了，才吃晚饭。我们早晚用餐都是在电灯光下，这么高强度的劳动，都是为了“赎罪”和每个月的4块零用钱，还要天天感谢“人民政府”的恩赐。

白天的劳动已经够累了，可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是雷打不动的。我的任务是做学习记录，这里面可有很大的诀窍。因为记录本虽然放在小组里，指导员每个月，或有突发事件时，都要小组汇报或抽查小组记录本。我对指导员报喜不报忧，隐瞒一些不良情况，让干部们感觉到运输组劳动积极，思想稳定，人人都在认真改造，以求太平无事地过日子。

五、惊天人祸：百三难友葬身火窟

1959年的一个晚秋，我们运输组照常上午运送农贸产品去龙泉，下午拉回肥料。返回农场时，半路上，我们碰到一个老大妈，向我们问道：“在你们农场的方向，是否发生过什么火灾？”我忽然心里一动，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说：“不知道。”回到农场，平时我们运输组卸完肥料，车辆都是放在田间管理组，大家走回宿舍，值日的再去领饭，按组安排用餐；可是今天我们刚到田间管理组就接到通知，说是指导员要运输组全体人员到那里去开会，有紧急任务。大家正在猜测是否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到管理组，指导员一开口就说：“农场这次遭遇特大火灾，各组都有伤亡，农业队只有运输组是平安的，完好无损。为了做好火灾善后工作，场部下达运输组一个突击任务：运输组全体人员今晚要加班到天亮，必须保证完成这项任务！”说透了就是要连夜把被火灾烧死的难友尸首全部埋葬完毕。运尸体不能用车辆，埋尸体也没有挖掘机，只能用农业队的锄头、铁铲、毛竹杠、簸箕。埋葬地点不在公路旁，而是离劳教人员宿舍3里多的一个小坳沟里。公安处指令不准集体混埋，必须把每个遭难者分别埋葬，插上姓名木牌，以便辨认。这样，将来死难者家属来查问，可以有个交代。

这个意外的事故使我们又悲痛又惊慌。接受了指导员的任务，我们就走进农业队的宿舍区。一片惨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眼前：门前一片狼藉，死者大都集中在门口的通道上。囚房宿舍是长条形的，一排12间，建造时虽然中间各有四个门户通道，但为了武警管理方便，只留朝岗亭山墙的一个1.5米宽的山墙门，供人们出入，其余的门全部加锁，严密封闭。这次火灾起于厨房烟囱，入秋以来长久未下雨，我们这些囚房宿舍又都是茅草房，从烟囱飘出火花随风吹向西边的公厕屋顶，公厕上的茅草过于干燥，一触即燃，很快就腾起烈焰，火势迅速漫延开来，蔬菜队、农业一、二队宿舍全都燃成了一片火海，以致酿成这样严重的死伤。

我们农业运输组16人，平日劳动虽苦还能应付，这天一个通宵加班下来，个个都己精疲力尽了。我们用两只簸箕，口对口拼成一套，两人抬一个尸体至山坳沟，挖个小沟，放下尸体，盖上泥土。木工房做了很多木牌，尸体能认得清的就写个名字插上，不认识的就让它空着。由于这次火势太猛，人体经大火一烧，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难辨认，只好让木牌空着。据后来场部统计，大火烧掉茅草房3幢，死难人数约130多人，其中蔬菜队30多人，农业1队100多人，农业2队1人。农业2队宿舍位于最后面，多数难友先后逃离火海，免于死难，烧死一人却是我们云和老乡。这位老乡是原任云和县中心小学总务主任，叶滕老师。肃反时审定他是历史反革命，都快60岁的老人啦，当了一辈子的教师，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年老体弱，行动迟钝，因此葬身火海！

农业1队是重灾区，宿舍位于火灾区的中心，因此死亡人数最多。据死里逃生的难友介绍：起火正值午后休息时间，当时发现厕所起火，室内有少数人走向门口看望，准备逃离，却遭武警暴力阻挡，凶狠训骂。数分钟后，农业1队宿舍拦腰起火，部分劳教人员不顾武警阻拦，冲出岗亭，逃向后山，保住性命；可是对多数人来说，为时已晚，逃不出来了。出入口只有一个1.5米宽的门，最多可容3个人一排进出，火灾时人们惊慌失措，涌到门口的，是几十、上百人，逃在前面的，侥幸逃出去了，力气小的跌倒在地，后面的人就踩着他们的身体跑出去，因此伤亡惨重。

起火时武警如果还有点人性，本来应该协助救人，退一步说，至少不应当横加阻拦。如果他们不这样残暴，死伤人数一定可以大大减少。可是这些平时惯于欺压囚犯的恶棍，已经完全失去人性，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死几百人只当是死一堆蚂蚁，这才酿成如此重大的惊天悲剧。这些遇难者实际上是被这些地狱里的恶魔杀害的！

灾后的现场惨不忍睹。堆在门边的一层层的尸体，面目全非，烧得黑炭似的，手足缩成一团。我发现房屋中间窗外有一具尸体，跪倒在地上被烧死。看来他是打破了窗栅，冲出屋外的，但已来不及了，被疾卷而来的大火扑倒在地，活活烧死。还有一个幸存者是我的老乡，我问他怎么逃出来的，他说:“如果我决心不大，必死无疑。我眼看门口挤满了人，挤出去是不可能了。宿舍的木床是上下铺的，我看到门边一张床的上铺顶上还有空处，我就爬到上铺钻出，踩着人头逃了出来。”他是凭自己临机应变，才逃离火海的。还有一个葬身火海的难友，是瑞安中学的钱善德老师，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往河村农场劳动教养，好像也50多岁了。他知道自己年老体弱，挤不过人家，就索性躺在床上等死。当我清理宿舍时，发现他手中还捧着一个玻璃瓶子。此情此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今天我虽已老迈，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惊天大祸。从囚犯宿舍的建筑设计到封死所有安全出口，再加上武警阻止人们逃生，都是酿成大祸的原因。如要追究责任，农场领导脱不了干系。共产党的惯技是报喜不报忧，此事当然要严守秘密。当时劳教所规定不准议论，严禁消息外传，违者按反改造论处。龙泉劳动教养所大火吞没130多条生命，死亡的真相一直隐瞒至今。火灾一年之后，不断有遇难的家属来农场探亲。一般回答都是以“病逝”两字简单地搪塞；但对一些来信或寄来邮包较多、比较关心囚犯的家属，才不得不多应付几句。不过对火灾的真相，场部总是千方百计地隐瞒，决不肯对外人透露的。

六、饥荒中的死亡

自从大火之后，农场不再盖茅草房了。过去建的农场总部、干部宿舍都是“洋房”，采用砖木结构（砖墙瓦屋顶）、水泥地面。而劳教人员的宿舍囚房全部是泥墙茅草房。还有工业厂房、武警宿舍、农场仓库等，大部分也只是泥木结构、瓦片盖顶的。虽然农场从建场以来就有砖瓦窑、砖瓦队、砍柴队，批量的砖瓦都以市场价出售。砖瓦是农场的重要收入，火灾给农场造成了损失，给劳教囚犯制造了沉痛的灾难，让一百多人丧生。这不仅仅是一次火灾事故，而是执政当局对劳教囚犯草菅人命的结果。

农场死人的事还不仅限于火灾中丧生的一百多条人命，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农场也饿死了不少人。被关押在劳改农场里面的人，谁都不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只能从《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浙南大众报》等各级党报上看到假、大、空的宣传：什么形势一片大好，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什么“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等等。我们运输组天天外出，偶尔还能听到点外面的真相，如人民公社的食堂散伙了，大办钢铁的小高炉倒垮了，各地农民、工人也在饿肚子等等。农场里是不准议论这些事的，只能颂扬三面红旗，称赞社会主义未来无限美好，会给广大人民带来“幸福”生活。大家都不知道，报纸上大吹水稻亩产多少万斤，其实是假消息；也不知道小高炉炼出来的铁水，其实是煤渣；对农民派购“余粮”，其实是夺取他们的口粮。他们不知道，生产粮食的农民家里已断粮挨饿，外面已经到处在闹饥荒了。

报纸上的宣传其实也骗不了人，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农场里从吃干饭改吃一干二稀，从吃大米改吃番薯、菜粥。劳教人员中患病的人日渐增加，医务室的住院病房天天住满病人。重病号都是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也有吃了野菜中毒之后在抢救的，或吃了糠饼、草根以后患便秘的。

农场变成了地狱，但谁也走不出去。这里的医生都是从各地送来劳动教养的医务人员，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谁还敢说句实话呢？明明是长期饥饿造成死亡的病例，还要说是暴饮暴食致病，或说是旧病复发、身体虚弱、自己不保养所致。对浮肿严重的病人，也只是配给一包糠粉，用开水冲服。巧妇难为无米炊，遇上发高烧、浮肿休克的病人，按医务常规本来完全可以抡救的病人，只因缺药缺粮，良医也束手无策。医务室的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慢慢地死去。

饥饿愈来愈严重了。农场里年老体弱的人，确实很难支撑。这些人往往死得最早。有的人刚送进来时身强体壮，他们相信骗人的政策，拼命劳动，一心希望通过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早日返回革命队伍。他们拼着命干，梦想放卫星、创高产，总是干得精疲力尽。初来时粮食供应情况还好，由于他们年轻，经一夜睡眠，体力还可以恢复。但日子一长，身体就衰弱下去了，到了饥荒年月，身体更感到拖不动了。劳动改造的苦役，是每天每时的经常任务。谁想休息，就是偷懒；拖不动，慢慢做，就是消极劳动，抗拒改造。

场里的伙食定量日益减少，人们天天遭受饥饿的折磨。名义上每人每日还有多少粮食定量，实际上真正能装到饭盒里的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等到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感到疲倦，感到无力，死亡就临近了。但你病倒了，场里的干部还会说你装死；真不行了再让你去医务室，可到那时你就是死路一条。

人的身体还是要自己保护，即自爱。我常记着那位好心的警察老乡的指点：劳动应“适可而止”，度过难关。我在劳动上历来认输，承认自己力气小，从不争高；而运输队个个都是劳动高手，相比之下更看得出我不适应拉车。当年深秋以后，我就被调回农业队去搞田间管理。管理员派我去番薯地值夜班，任务是看管大片番薯地，防止被人偷窃。

我们在地旁边用茅草搭了一间小棚，每人配置一把特光手电筒、一根木棍、几根绳索。我们每天都是天黑后上班，到天亮下班；每两人一组，从秋天一直做冬天。

在这段日子里，虽然野外蚊子很多，不胜其扰，但劳动还是很轻松的，主要就是熬夜。我们只需慢慢走动走动，日子一长就习惯了。可是我们的工作也不完全是平静无事，偷挖番薯花生的事常有发生。不过只要我们人一到，手电筒一亮，偷盗者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小偷总是心虚的，害怕被抓住。

有一次，我遇到一件奇事。一个小偷，潜入农场挖出两块番薯，正想慢慢享受，却被我们发现了。两把特光手电筒一齐对准那个黑影追过去，但此人却一动不动。我们走近一看，竟是一个中年农民，身影瘦小，见有人前来抓他，立即跪地求饶，连声说：“请你们救救我，请你们救救我，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啦！让我吃一块番薯吧！吃一块番薯吧！”我们见他确实可怜，可是还怕他逃走，两人分别从东西两方挡住去路。他却不想逃，跪在地上慢慢地啃着番薯。我们告诉他：“这是农场的粮食，我们上千人的口粮啊，你偷了是要被抓起来的！”他反复恳求说：“只要有得吃，只要有得吃，抓了我也不怕！”当我们走近他身边时，他却主动的边站起来，边说：“把我捆起来送到农场去吧！”低下头等着我们捆绑。我们两人无言地面面相窥，是在征求对方意见，到底该怎么办。抓他么，我们于心不忍。沉默了片刻，我们两人竟不约而同地对那人说：“到番薯棚里去，等天亮再说吧！”慢慢地天亮了，我们带着那位偷番薯的农民，一起下班归队交差。管理员却让那位农民跟着我们回到农业队宿舍，找了一个空铺位让他住下，每餐领饭，通知厨房为他多备一份而已。

队长管理员职权只能管劳教犯，但无权处理外来农民。向农场派出所报案，也仅仅是笔录一番，签字画押而已。白天大家出工劳动去了，他却在宿舍里闲着。三天过去了，那农民却要求把他收容劳教，跟大家一起去劳动。他是真正的贫下中农，不是地、富、反，怎么能说劳教就劳教呢？农业队的指导员是劳教队里专管政治思想的，他来找那农民谈话，要他承认错误，写悔过书。指导员查问他是哪里人，他照直说了，错误也认了，可是没有文化，不会写。

那农民是附近村庄里来的，他不愿意回去。原来人民公社食堂现在解散了，他家已经断粮，回去就要饿肚皮，所以愿意在队里受劳动教养。指导员无权决定，只好放他回去，可是他却赖着不肯走。

这就是“三面红旗”下遭受饥荒挨饿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场里没有办法，最后只得通知人民公社武装部派民兵把他押回去。回去了他是不是要挨批挨斗，会不会挨饿，我没法回答；不过单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龙泉农村饥荒的严重了。

我还记得，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外出，不准接触群众，但这些人却常因饥饿而违反场规，带上自己最值钱的衣物，向农民换个一升、八两粮食填填肚皮，因此回场被批斗。六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物资匮乏，买粮食要粮票，穿衣买布要布票；生产越困难，票也越发越多：香烟票、酒票、油票、肉票、蛋票、盐票、豆腐票、煤油票、火柴票，真是票证满天飞。仅凭钞票（人民币）是甭想买东西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尤其难买的是填肚皮的食品。劳动教养人员为了活命，拿出身边最值钱的东西换粮食，是明知故犯。他们因为接触人多，就多少了解了一点农村情况。农村中强弱贫富悬殊，当权的干部优先占有，普通农民的粮食就很紧张，挨饿的都是老实的农民和“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那些可怜人饿着肚子不能讲，饿死了人也不能讲，讲了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要挨批斗。饥荒年代，农民断了口粮，竟自愿投入地狱去受劳教，成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三年大饥荒时期的真人真事。

七、求生的欲望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处布满了天罗地网。粮食政策、户籍制度，对人民公社的农民是圈地为牢，未经批准是不准离开生产队的。在“三面红旗”时期，要离开居住地外出，必须开路条，要请假；地、富、反、坏、右都是阶级敌人，亲戚朋友来访，还要汇报、登记。这些严格的规定，使“犯罪”的人特别多，为安置这些人员而设的劳改场，也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1958年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所”。根据《劳动教养条例》的规定，无需经过公检法，各地的单位领导、行政主管、各级中共党委、地方政府都可以决定送你去劳动教养。如果你未经批准，离开家里外出打工求生，外地的公安、警察、户籍管理，随时都会查问到你，将你扣押拘留、遣送回家。到处都有遣送站，但是各地又有自己的地方保护政策。浙江，或者说浙南地区，受当时“大跃进”的祸害特别严重，人民公社食堂解散，断粮的农民不断增加，外流逃荒人群激增。

近邻的福建省北部一带地区，却利用浙江农民的逃荒，招募外来人口，开发边区荒芜土地。他们曾一度驱车来浙南各地接运难民，去参加闽北开发。闽北当局公布三年免征农业税，不收钱粮，发放三个月救挤粮的优惠政策，吸引浙南的饥民纷纷逃奔闽北。由于来浙江接送难民的车辆以红色为标志，因此日后称为“浙闽红车事件”。闹饥荒的浙江农民，一批一批外流入闽，到了福建，只要经过登记入册，就会被统一分配，各归其位；原来种田的就给你土地、房屋，让你自由耕种，安居乐业；如果你想打工，或谋求什么职业，还可根据个人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安排适当工作；也有当工人的、当教师的、当医生的，各得其所。闽北对地、富、反、坏、右一群“阶级敌人”也很宽大，仅仅要求登记在册，不搞批斗活动，提倡安居落业，发展经济搞生产。闽北开发的新政策，确实救了不少浙南各地的饥民，使他们活了下来。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浦城、武夷、光泽、崇安等地。农民获得土地，如鱼得水，自由种植瓜果粮食，安居乐业。后来浙江调整合作化政策，曾一度提出反冒进，解散了部分高级社，农民逃荒外流才有所减少，人心稍为安定。

但浙江的农村政策，顽固坚持极左路线，把农民卡得死死的，自留田全部取消，房前屋后，瓜果一株不留。农民求生的愿望强烈，公开的红车接送虽然被阻止了，但暗地里自发偷越省境逃到福建去开荒的群体性事件仍不断发生。我就有两位表兄在大饥荒时期逃到福建浦城，至今仍居浦城。虽然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曾经动用“专政”手段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全部从福建赶回浙江，归原籍审查清理，但清理后不久，他们陆续又回福建居住。这段时间对劳动教养所的管理，可从来没有放松过，越管越严。承受饥荒折磨的囚犯，到饥饿难熬时，什么东西都会塞到嘴里去充饥。许多活生生的人，在农场里一个一个死去。为了活命，逃跑人数也在增加，管教干部、武装警察，对逃跑的劳教囚犯从不手软。逃跑人员被捆绑吊打，批斗，是家常便饭，但他们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逃跑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在饥荒年代，劳教人员出于求生的欲望，还会向亲人呼救，争取亲人救助。但这是要看条件的。亲人条件好的，当然会千方百计地救援他们；但有的人亲戚朋友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还有什么能力支援他们呢？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曾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我，伸出营救的手，他就是云和同学——刘成贵。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也受我牵连，被下放农村劳动，在浙闽红车事件中，逃离苦难的浙江，去了福建崇安县，开荒扩种求生。安定下来之后，他回到云和探亲，特地到我家里看望我妈，询问我被劳动教养的情况。当时他拿出十斤粮票交给我妈，嘱她寄给我。在60年代，十斤粮票可是一件大事，慰抚了我妈孤独悲伤的心，也救了我的命。他的慷慨和关怀使我看到人间还有真情，鼓舞我坚持活下去。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刘成贵同学对我的真情。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像我这样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右派”分子，别人碰到我就像碰到麻风病人一样，连讲话都不敢和我讲，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同情和支持？当时当局就有一条规定：“同情右派按右派论处。”能在友人有难时冒着危险支援友人，这不仅仅是慷慨，更需要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在那个无情的时代，这样的人极少，极难得，也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提到刘成贵同学，又使我想到另一个人，这就是云和县中心小学的常务副校长徐少青。

1957年秋，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暂时留在云和县小，任教半年，听候处理。有一次学校领导班子开会时，一名极左分子为了表示积极、立场坚定，提出：“右派分子杨世元留县小任教，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对他严加监督管理。他的粮食定量还是每月38斤，应该降下来，改为每月24斤。”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徐少青常务副校长。徐只说了一句话：“杨世元是思想上犯了错误，已经受到组织处理；生活上我们还是一视同仁，不能歧视他，粮食定量不应该减。”到了1958年初，学校放寒假，教师又集中整风学习，有人举报徐少青同情右派，受到了大会批斗，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去农村监督劳动。到1978年右派改正时，他已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了。他不过说了一句公道话：“一视同仁”，竟遭受了20年的苦难，葬送了一生！好人遭难，恶人得意，这是怎样的世道呀！落实政策改正之后，他才从离婚多年的妻子处，找回失散的儿子。

八，劳教是有期还是无限期？

从《劳动教养条例》的文字上看，有很多漂亮的辞藻，却掩盖不了实际的罪恶。关押劳教人员有囚房，监管劳教人员配备了武警，还有一群群的狱卒。这一切都同劳改犯没有分别。劳教和劳改的不同仅在于：劳改有刑期，劳教却没有刑期；表面看来似乎劳教比劳改轻些，可在执行时，判处劳教就等于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慢慢的，劳教队里就有了这么一些人：他们蓄意闹事，假装逃跑，无事生非，目的无非是企图改判劳改。起先，他们确实也有人达到目的。农业队有个懒汉无赖，被送来劳动教养。他故意约了几个人商量，装作组织逃跑，结果被揭发了。为首的判了三年劳改，三年后果然释放回家了。

劳改犯人在劳改服刑期间，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但劳教人员关押期间还有公民权，如每年一次选举人民代表时有“选举权”。当然没有被选举权。人的生存权有没有？这还是个未知数。通信自由从表面上看，好象有，只是来往信件都要通过检查，甚至使用人民币的权利也被剥夺。河村农场发了一种代价券，一角、五角、一块、五块、十块，限于场内使用；劳教囚犯身藏人民币就算违规，要受批斗。

劳动教养所的管理还在加严。场部组织了多次批斗会，表示奖罚分明，总结建场三年来的成就。第一次宣布三个劳教分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并宣布对全体劳教囚犯，要根据本人罪行、错误和改造表现重新确定劳教期限，分一年、两年、三年。可是我们这些1958年进场的右派进场都已经三年了，这又怎么解释呢？讨论中反响很大，但场部仍然宣布：劳教期限未定前，关押改造时间全部不算。这是多么荒唐的决定！可是你反对也白搭，照样重新确定期限，过去的三年大家都白关押了！换句话说，这等于给每个人都增加三年关押期！说什么“改造表现”，其实全都是骗人的鬼话。1961年填表申报，场部批准的年限算不算数？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留场就业，这些话又算不算数？即使年限满了，还是圈地为牢，你还是这个劳教集中营的人员，最多不过换个称呼：“摘帽右派”，“留场就业人员”！到了文革时，又改称“劳教犯”，“留场犯”。在专制极权的中国，我们自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就成了另类贱民。劳动教养没有期限，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十年、二十年，关你，放你都没个准，完全没有法律依据，都是当局说了算。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11号，55号两个文件下达以后，才算有个段落。

和我曾经一起劳动教养的右派，时间最长的达23年之久，而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劳改判刑最长也只有20年；可是判罪轻于劳改的劳教人员，却被关了23年，刑罚反而比劳改重得多了！法律上的劳教“无期”，反而重于劳改的“有期”，而且大大地“超期”，几乎近于“永无尽期”了！表面上似属从軽判处的劳教，到了实际执行时，竟成了“无期徒刑”！

1978年清理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之后，在安置工作中，还有人把他们看作“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这顶帽子，仍然也还是“无期”的！看来“右派分子”这项待遇是终身制啦！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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