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驚天人禍：百三人葬身火窟(組圖)

【看中國2015年01月13日訊】編者按：本網站專欄作家、81歲的老作家鐵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帶走並遭非法刑事拘留，現已被轉送到成都關押。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鐵流先生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往事微痕》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鐵流先生以及《往事微痕》此前投稿給本站的部分文章整理後陸續重新發表，以饗讀者。

一、被誘入「陽謀」陷阱

1957年，在中華大地掀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反右運動。由毛澤東主謀，反覆動員全國民主人士、知識份子幫助共產黨整風，美其名說要清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要求大家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從中央到地方，到處都在動員，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各級民主黨派和廣大幹部、教師都本著一股愛國熱情，苦口婆心幫助共產黨整風，希望共產黨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們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殊不知，毛澤東設下的卻是一個陰謀。反右運動開始後，毛卻恬不知恥地強詞奪理，硬說他是事先警告過，說「毒草是要鋤」的，因此這是「陽謀」而不是「陰謀」。有一句老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實，毛澤東動員召開各級座談會，幫助共產黨整風是「引蛇出洞」；待到進入圈套的人差不多了，於是突然進行反擊，把右派「一網打盡」。這樣一放一收，就把中國大陸幾百萬正直愛國的知識份子都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毛澤東還裝得很「寬大」的樣子，表示右派份子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是，這麼一大批不拿槍的敵人揪出來了，怎麼辦？關進監獄，送勞改場，是無法容納的，於是中央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收容勞動教養。勞動教養是不追究刑事責任的行政處分。過去最高行政處分是開除公職，現在可保留公職送勞動教養。國務院公布的「勞動教養條例」卻還說這是一種安置就業的辦法，是行政的最高處分。這些漂亮話是自己騙自己，實際上是因為樹敵過多，牢房裡關滿了囚犯，對這些因思想犯罪、因言論犯罪的「罪犯」太多了，已經難以容納了。改個名稱叫「勞動教養」，不需要檢察院立案，不需要公安局逮捕，更不要上法院，何等方便！這些都是沒有判刑的囚犯，找一塊荒涼無人煙的地方辦農場，讓他們在那裡自生自滅。於是，這些農場就在全國各省、各地遍地開花了。浙南（當時的麗溫臺）就在龍泉開辦了一個「河村農場」，這是對外稱呼，其實際性質就是浙南勞動教養所。這個教養所在1958年初開辦，各地陸續把勞動教養的人員都往此處送。這裡是一片荒山野嶺，勞教的囚房由勞教人員自己建造，建好了再把自己關在裡面。

二、「適可而止」對應磨難

我是1957年8月19日被指名批判，劃為右派分子的，1958年3月8日被送往龍泉河村勞動教養。從浙南各地送到這裡實施勞動教養的人員，老少皆有，只要當地部門的領導認為要送的就送，最多請示縣老爺點個頭就是，無需通過法律程序申辦手續。所以「勞動教養」是毫無法律依據法外之法，具有極大的隨意性，共產黨的各級黨委要怎麼辦就可以怎麼辦。

我在河村農場蒙難期間，遇到的有白髮蒼蒼年過花甲的老人，也有剛上初級小學的不滿十歲的孩子。被送勞教當時叫「收容勞動教養」，聽來似乎是很寬鬆的，可到現場實地一看，你就心驚肉跳：周圍是高高的圍牆，還添加鐵絲網，一個個崗亭比鄰相望，高度均在屋頂以上，站在崗亭上，全場勞教囚犯的宿舍，全在其監控之下。這些民警——不，是武警，是全副武裝的警察，荷槍實彈，使整個農場顯得警備森嚴，與關押重犯的監獄毫無分別。河村農場佔地上千畝，離龍泉縣城僅十餘華里，到底關押了多少人，我無從證實，但估計總有上千人。場內按勞動工種設隊，分為：農業隊、蔬菜隊、磚瓦隊、砍柴隊、工業隊、化工廠，每個隊都配有隊長、指導員、管理員，具體管理各隊勞教囚犯的勞動生產、思想改造。白天佈置繁重的勞動，把人折磨得精疲力盡，晚上兩個小時的洗腦學習，雷打不動。開始時我被分配在農業隊，農業隊的任務是種植水稻、麥苗、蕃薯，花生等農作物。

剛到農場時，有一件事在我記憶中很深刻。那時我剛來還沒幾天，遇見了一個武警，是我雲和的老鄉，不過我們原耒並不認識。他聽到我講雲和話，知道我是雲和人，就問我：「你們前幾天雲和一共來了幾個人？」我說：「5人。」他說：「你叫他們都到我崗亭下來，我有話要對你們說。」我就回寢室告訴同來的難友，我們一起到崗亭下聽班長訓話（上面規定對武警一律稱呼班長）。這位班長為人很和藹，用雲和話對大家說：「我們都是雲和人，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農場的制度、規矩，大家一定要嚴格遵守。」他在介紹規章制度中暗示了一下，說，既然是被送來勞動教養的，就要通過勞動改造來接受教育，通過勞動來養活自己。勞動是每日每時的經常性任務，是長期的，各人都要適可而止。這個提醒雖然各人領會不同，我內心卻深受感動。

在當時「階級鬥爭」的年代，作為一個武警，同情「階級敵人」是喪失立場的嚴重問題，是要受嚴厲處分的——可能被開除，甚至連自己也會成為勞改犯。他敢這樣真切地關懷我們，正是他善良的人性的表現，在那個殘酷的時代，是十分難得的。我牢牢記住這」適可而止」四字，盡力保護自己。在那個殘酷的環境中，我以「適可而止」應付災難，靠「適可而止」度過難關。我感謝這位真誠善良地對待我們的班長。

三、孩子也蒙難

歷經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以後，一些敢講真話、維護民主、主張人權的人士越來越少，竟至消聲匿跡了。誰敢對領導講半個不字，就要遭難，甚至格殺勿論。即使年少無知的兒童，也會被抓來勞改。

農場不知從啥時起，來了一批少年勞教犯，年齡都在8-14歲之間。這一批孩子，年少無知，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武警的高壓手段，對他們似乎收效甚微。可能農場指導員看我年紀較輕，又當過教師，就指名叫我去少年勞教組裡當老師，實際上相當於大組長。我受管理員的委託，對這批犯事的小孩子進行管教。我的任務是叫他們乖乖地聽話、接受教育，參加勞動，遵守勞教場所規章制度。

我到少年勞教組以後，通過兩天的體驗，開討論會，由大家民主推選出3個小組長。對這批孩子，我就當他們是我的學生，或者是頑皮學生。大家相處還是挺和諧的，他們有啥說啥。這些孩子除溫州來的有幾個是小偷，有幾個因打架、罵人犯了流氓毆鬥罪之外，大部分都是「政治」問題：有的階級成分不好，家庭都是黑五類；有的有「反動言論」，罵了地方幹部；有的屬於「世仇分子」，父母被關押，被槍斃。共產黨把這批孩子都定為「階級敵人」。由於他們還未成年，不能追究刑事責任，就都被集中送來勞動教養。溫州的孩子一般比較調皮，臺州、麗水的稍微老實一些。我自己就是地主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複雜；外加當時中共雲東區委的一個組織科長，叫柳德興硬說浙南大眾報上的一篇小品文，內容是諷刺農村荒唐的糧食政策，估計是我寫的，要我檢查認錯。但實際上此文確實不是我寫，我拒絕檢查認錯。他就說我態度惡劣，並誣陷我組織右派集團，編造我是右派集團頭目，把我屈打成極右派份子。我們都是無辜受苦受難的難兄難弟，大家都有同樣不幸的命運，絕不能相互內鬥。在取得共識的前提下，我教育幾個比較強橫的孩子，要他們扶助弱小，不准他們欺負老實人，勸導大家建立同舟共濟的患難友誼。我真誠的態度取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們開始安心下來，組裡也就太平無事了。

我在少年勞教組，勞動是比較輕鬆一些，我的工作側重於管理。我和這群孩子相處的日子裡，感到他們天真活潑、聰明好學，從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麼「反動言論」、什麼「反動思想」；看得出來，他們內心最主要的思想活動是擔憂和恐懼。他們小小年紀，卻大多沉默寡言，在社會上本來就是一個弱勢群體，那些罪名都是當政者強加給他們的。僅僅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階級成份，就把他們打成「反動分子」，強加莫須有的罪名，我不知道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幸福還是可悲！

四、搞運輸的日子

我被無辜關押期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時間一長，我的心靈也就漸漸的麻木了。我的家庭成分，按土改時的劃分，是「地主」，於是共產黨就認定我有「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思想意識」。可是實際上我從懂事以來，就是一個愛國青年，在學校裡是一個好學生；師範畢業以後，我到了工作崗位上，也是一名優秀教師。我曾享受共產黨對我的特殊優待，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加入了共青團，成為全縣青年教師的表率，一夜之間卻成了右派，硬把我推到「階級敵人」的一邊，我又有什麼辦法！劃右時的所謂結論，本來就是誣陷的，我一條也沒承認，執政者無視事實，照樣給我從嚴懲處，遣送勞動教養。進場以後，為了生存，我就打定主意：「要愛護自己，保住性命，應付勞動要適可而止。」我還必須清醒認清現實，不要上當。沒有人權的社會是沒有誠信的，不講道理的。什麼「向黨交心」、「坦白從寬」，都是騙人上鉤的鬼話。

幾個月以後，那批牢頭獄卒，看看這批少年勞教很寧靜，管教也輕鬆了，隊部就把我調回農業隊，發配到運輸組當學習組長。運輸組的勞動強度比較大。組裡有一部大車、六部小車：大車一人把扛、四人背繩；小車甲級勞力一人一車；乙級勞力二人一車：一人把扛，一人背繩。甲級勞力享受甲級飯量標準，乙級勞力就只能吃乙級飯。我不是強勞力，當然是乙級，也是無話可說。每天早晨天未亮我們就去廚房領飯，三下五除二的吃了早飯，天亮馬上出發。我們的任務是把農產品拉出去，把肥料拉回來，每天晚上都必須預先和各個農田生產管理組聯繫，瞭解要送龍泉的農副產品的品種和數量。農場在龍泉辦了一個農貿產品供應站。我們從田管組將農副產品過秤領出來，裝上車，送往龍泉供應站，由供應站人員過秤驗收；下午全組集體行動，分頭從龍泉的積肥點裝肥料，一起把肥料運回農場，送到田間管理組指定的地點卸下。每天早晨黑洞洞的，我們就得起床；晚上剛回來，天也就黑了，才吃晚飯。我們早晚用餐都是在電燈光下，這麼高強度的勞動，都是為了「贖罪」和每個月的4塊零用錢，還要天天感謝「人民政府」的恩賜。

白天的勞動已經夠累了，可是每天晚上兩個小時的洗腦學習是雷打不動的。我的任務是做學習記錄，這裡面可有很大的訣竅。因為記錄本雖然放在小組裡，指導員每個月，或有突發事件時，都要小組匯報或抽查小組記錄本。我對指導員報喜不報憂，隱瞞一些不良情況，讓幹部們感覺到運輸組勞動積極，思想穩定，人人都在認真改造，以求太平無事地過日子。

五、驚天人禍：百三難友葬身火窟

1959年的一個晚秋，我們運輸組照常上午運送農貿產品去龍泉，下午拉回肥料。返回農場時，半路上，我們碰到一個老大媽，向我們問道：「在你們農場的方向，是否發生過什麼火災？」我忽然心裏一動，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們說：「不知道。」回到農場，平時我們運輸組卸完肥料，車輛都是放在田間管理組，大家走回宿舍，值日的再去領飯，按組安排用餐；可是今天我們剛到田間管理組就接到通知，說是指導員要運輸組全體人員到那裡去開會，有緊急任務。大家正在猜測是否真的發生了火災？一到管理組，指導員一開口就說：「農場這次遭遇特大火災，各組都有傷亡，農業隊只有運輸組是平安的，完好無損。為了做好火災善後工作，場部下達運輸組一個突擊任務：運輸組全體人員今晚要加班到天亮，必須保證完成這項任務！」說透了就是要連夜把被火災燒死的難友屍首全部埋葬完畢。運屍體不能用車輛，埋屍體也沒有挖掘機，只能用農業隊的鋤頭、鐵鏟、毛竹槓、簸箕。埋葬地點不在公路旁，而是離勞教人員宿舍3里多的一個小坳溝裡。公安處指令不准集體混埋，必須把每個遭難者分別埋葬，插上姓名木牌，以便辨認。這樣，將來死難者家屬來查問，可以有個交代。

這個意外的事故使我們又悲痛又驚慌。接受了指導員的任務，我們就走進農業隊的宿舍區。一片慘像立刻呈現在我們眼前：門前一片狼藉，死者大都集中在門口的通道上。囚房宿舍是長條形的，一排12間，建造時雖然中間各有四個門戶通道，但為了武警管理方便，只留朝崗亭山牆的一個1.5米寬的山牆門，供人們出入，其餘的門全部加鎖，嚴密封閉。這次火災起於廚房煙囪，入秋以來長久未下雨，我們這些囚房宿舍又都是茅草房，從煙囪飄出火花隨風吹向西邊的公廁屋頂，公廁上的茅草過於乾燥，一觸即燃，很快就騰起烈焰，火勢迅速漫延開來，蔬菜隊、農業一、二隊宿舍全都燃成了一片火海，以致釀成這樣嚴重的死傷。

我們農業運輸組16人，平日勞動雖苦還能應付，這天一個通宵加班下來，個個都己精疲力盡了。我們用兩隻簸箕，口對口拼成一套，兩人抬一個屍體至山坳溝，挖個小溝，放下屍體，蓋上泥土。木工房做了很多木牌，屍體能認得清的就寫個名字插上，不認識的就讓它空著。由於這次火勢太猛，人體經大火一燒，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難辨認，只好讓木牌空著。據後來場部統計，大火燒掉茅草房3幢，死難人數約130多人，其中蔬菜隊30多人，農業1隊100多人，農業2隊1人。農業2隊宿舍位於最後面，多數難友先後逃離火海，免於死難，燒死一人卻是我們雲和老鄉。這位老鄉是原任雲和縣中心小學總務主任，葉滕老師。肅反時審定他是歷史反革命，都快60歲的老人啦，當了一輩子的教師，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年老體弱，行動遲鈍，因此葬身火海！

農業1隊是重災區，宿舍位於火災區的中心，因此死亡人數最多。據死裡逃生的難友介紹：起火正值午後休息時間，當時發現廁所起火，室內有少數人走向門口看望，準備逃離，卻遭武警暴力阻擋，凶狠訓罵。數分鐘後，農業1隊宿舍攔腰起火，部分勞教人員不顧武警阻攔，衝出崗亭，逃向後山，保住性命；可是對多數人來說，為時已晚，逃不出來了。出入口只有一個1.5米寬的門，最多可容3個人一排進出，火災時人們驚慌失措，湧到門口的，是幾十、上百人，逃在前面的，僥倖逃出去了，力氣小的跌倒在地，後面的人就踩著他們的身體跑出去，因此傷亡慘重。

起火時武警如果還有點人性，本來應該協助救人，退一步說，至少不應當橫加阻攔。如果他們不這樣殘暴，死傷人數一定可以大大減少。可是這些平時慣於欺壓囚犯的惡棍，已經完全失去人性，他們根本不把人當人，死幾百人只當是死一堆螞蟻，這才釀成如此重大的驚天悲劇。這些遇難者實際上是被這些地獄裡的惡魔殺害的！

災後的現場慘不忍睹。堆在門邊的一層層的屍體，面目全非，燒得黑炭似的，手足縮成一團。我發現房屋中間窗外有一具屍體，跪倒在地上被燒死。看來他是打破了窗柵，衝出屋外的，但已來不及了，被疾捲而來的大火撲倒在地，活活燒死。還有一個倖存者是我的老鄉，我問他怎麼逃出來的，他說:「如果我決心不大，必死無疑。我眼看門口擠滿了人，擠出去是不可能了。宿舍的木床是上下鋪的，我看到門邊一張床的上鋪頂上還有空處，我就爬到上鋪鑽出，踩著人頭逃了出來。」他是憑自己臨機應變，才逃離火海的。還有一個葬身火海的難友，是瑞安中學的錢善德老師，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往河村農場勞動教養，好像也50多歲了。他知道自己年老體弱，擠不過人家，就索性躺在床上等死。當我清理宿舍時，發現他手中還捧著一個玻璃瓶子。此情此景，給我的印象太深了，今天我雖已老邁，還能記得清清楚楚。

這場火災是人為的驚天大禍。從囚犯宿舍的建築設計到封死所有安全出口，再加上武警阻止人們逃生，都是釀成大禍的原因。如要追究責任，農場領導脫不了干係。共產黨的慣技是報喜不報憂，此事當然要嚴守秘密。當時勞教所規定不准議論，嚴禁消息外傳，違者按反改造論處。龍泉勞動教養所大火吞沒130多條生命，死亡的真相一直隱瞞至今。火災一年之後，不斷有遇難的家屬來農場探親。一般回答都是以「病逝」兩字簡單地搪塞；但對一些來信或寄來郵包較多、比較關心囚犯的家屬，才不得不多應付幾句。不過對火災的真相，場部總是千方百計地隱瞞，決不肯對外人透露的。

六、飢荒中的死亡

自從大火之後，農場不再蓋茅草房了。過去建的農場總部、幹部宿舍都是「洋房」，採用磚木結構（磚牆瓦屋頂）、水泥地面。而勞教人員的宿舍囚房全部是泥牆茅草房。還有工業廠房、武警宿舍、農場倉庫等，大部分也只是泥木結構、瓦片蓋頂的。雖然農場從建場以來就有磚瓦窯、磚瓦隊、砍柴隊，批量的磚瓦都以市場價出售。磚瓦是農場的重要收入，火災給農場造成了損失，給勞教囚犯製造了沉痛的災難，讓一百多人喪生。這不僅僅是一次火災事故，而是執政當局對勞教囚犯草菅人命的結果。

農場死人的事還不僅限於火災中喪生的一百多條人命，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了三年大飢荒，農場也餓死了不少人。被關押在勞改農場裡面的人，誰都不知道外面的真實情況，他們只能從《人民日報》、《浙江日報》、《浙南大眾報》等各級黨報上看到假、大、空的宣傳：什麼形勢一片大好，什麼「東風壓倒西風」，什麼「三面紅旗」的偉大成就等等。我們運輸組天天外出，偶爾還能聽到點外面的真相，如人民公社的食堂散夥了，大辦鋼鐵的小高爐倒垮了，各地農民、工人也在餓肚子等等。農場裡是不准議論這些事的，只能頌揚三面紅旗，稱讚社會主義未來無限美好，會給廣大人民帶來「幸福」生活。大家都不知道，報紙上大吹水稻畝產多少萬斤，其實是假消息；也不知道小高爐煉出來的鐵水，其實是煤渣；對農民派購「餘糧」，其實是奪取他們的口糧。他們不知道，生產糧食的農民家裡已斷糧挨餓，外面已經到處在鬧飢荒了。

報紙上的宣傳其實也騙不了人，現實是最有說服力的。農場裡從吃干飯改吃一干二稀，從吃大米改吃蕃薯、菜粥。勞教人員中患病的人日漸增加，醫務室的住院病房天天住滿病人。重病號都是因營養不良而患浮腫病的，也有吃了野菜中毒之後在搶救的，或吃了糠餅、草根以後患便秘的。

農場變成了地獄，但誰也走不出去。這裡的醫生都是從各地送來勞動教養的醫務人員，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誰還敢說句實話呢？明明是長期飢餓造成死亡的病例，還要說是暴飲暴食致病，或說是舊病復發、身體虛弱、自己不保養所致。對浮腫嚴重的病人，也只是配給一包糠粉，用開水沖服。巧婦難為無米炊，遇上發高燒、浮腫休克的病人，按醫務常規本來完全可以掄救的病人，只因缺藥缺糧，良醫也束手無策。醫務室的醫生，只能眼睜睜看著難友們一個接一個慢慢地死去。

飢餓愈來愈嚴重了。農場裡年老體弱的人，確實很難支撐。這些人往往死得最早。有的人剛送進來時身強體壯，他們相信騙人的政策，拚命勞動，一心希望通過勞動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早日返回革命隊伍。他們拼著命干，夢想放衛星、創高產，總是幹得精疲力盡。初來時糧食供應情況還好，由於他們年輕，經一夜睡眠，體力還可以恢復。但日子一長，身體就衰弱下去了，到了飢荒年月，身體更感到拖不動了。勞動改造的苦役，是每天每時的經常任務。誰想休息，就是偷懶；拖不動，慢慢做，就是消極勞動，抗拒改造。

場裡的伙食定量日益減少，人們天天遭受飢餓的折磨。名義上每人每日還有多少糧食定量，實際上真正能裝到飯盒裡的到底有多少，誰也說不清。等到有一天早上起床時感到疲倦，感到無力，死亡就臨近了。但你病倒了，場裡的幹部還會說你裝死；真不行了再讓你去醫務室，可到那時你就是死路一條。

人的身體還是要自己保護，即自愛。我常記著那位好心的警察老鄉的指點：勞動應「適可而止」，度過難關。我在勞動上歷來認輸，承認自己力氣小，從不爭高；而運輸隊個個都是勞動高手，相比之下更看得出我不適應拉車。當年深秋以後，我就被調回農業隊去搞田間管理。管理員派我去蕃薯地值夜班，任務是看管大片蕃薯地，防止被人偷竊。

我們在地旁邊用茅草搭了一間小棚，每人配置一把特光手電筒筒、一根木棍、幾根繩索。我們每天都是天黑後上班，到天亮下班；每兩人一組，從秋天一直做冬天。

在這段日子裡，雖然野外蚊子很多，不勝其擾，但勞動還是很輕鬆的，主要就是熬夜。我們只需慢慢走動走動，日子一長就習慣了。可是我們的工作也不完全是平靜無事，偷挖蕃薯花生的事常有發生。不過只要我們人一到，手電筒筒一亮，偷盜者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小偷總是心虛的，害怕被抓住。

有一次，我遇到一件奇事。一個小偷，潛入農場挖出兩塊蕃薯，正想慢慢享受，卻被我們發現了。兩把特光手電筒筒一齊對準那個黑影追過去，但此人卻一動不動。我們走近一看，竟是一個中年農民，身影瘦小，見有人前來抓他，立即跪地求饒，連聲說：「請你們救救我，請你們救救我，我已經三天沒吃東西啦！讓我吃一塊蕃薯吧！吃一塊蕃薯吧！」我們見他確實可憐，可是還怕他逃走，兩人分別從東西兩方擋住去路。他卻不想逃，跪在地上慢慢地啃著蕃薯。我們告訴他：「這是農場的糧食，我們上千人的口糧啊，你偷了是要被抓起來的！」他反覆懇求說：「只要有得吃，只要有得吃，抓了我也不怕！」當我們走近他身邊時，他卻主動的邊站起來，邊說：「把我捆起來送到農場去吧！」低下頭等著我們捆綁。我們兩人無言地面面相窺，是在徵求對方意見，到底該怎麼辦。抓他麼，我們於心不忍。沉默了片刻，我們兩人竟不約而同地對那人說：「到蕃薯棚裡去，等天亮再說吧！」慢慢地天亮了，我們帶著那位偷蕃薯的農民，一起下班歸隊交差。管理員卻讓那位農民跟著我們回到農業隊宿舍，找了一個空鋪位讓他住下，每餐領飯，通知廚房為他多備一份而已。

隊長管理員職權只能管勞教犯，但無權處理外來農民。向農場派出所報案，也僅僅是筆錄一番，簽字畫押而已。白天大家出工勞動去了，他卻在宿舍裡閑著。三天過去了，那農民卻要求把他收容勞教，跟大家一起去勞動。他是真正的貧下中農，不是地、富、反，怎麼能說勞教就勞教呢？農業隊的指導員是勞教隊裡專管政治思想的，他來找那農民談話，要他承認錯誤，寫悔過書。指導員查問他是哪裡人，他照直說了，錯誤也認了，可是沒有文化，不會寫。

那農民是附近村莊裡來的，他不願意回去。原來人民公社食堂現在解散了，他家已經斷糧，回去就要餓肚皮，所以願意在隊裡受勞動教養。指導員無權決定，只好放他回去，可是他卻賴著不肯走。

這就是「三面紅旗」下遭受飢荒挨餓的典型的中國農民！場裡沒有辦法，最後只得通知人民公社武裝部派民兵把他押回去。回去了他是不是要挨批挨鬥，會不會挨餓，我沒法回答；不過單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當時龍泉農村飢荒的嚴重了。

我還記得，農場有個規定：勞教人員外出，不准接觸群眾，但這些人卻常因飢餓而違反場規，帶上自己最值錢的衣物，向農民換個一升、八兩糧食填填肚皮，因此回場被批鬥。六十年代實行計畫經濟政策，物資匱乏，買糧食要糧票，穿衣買布要布票；生產越困難，票也越發越多：香菸票、酒票、油票、肉票、蛋票、鹽票、豆腐票、煤油票、火柴票，真是票證滿天飛。僅憑鈔票（人民幣）是甭想買東西的，三年大飢荒時期，尤其難買的是填肚皮的食品。勞動教養人員為了活命，拿出身邊最值錢的東西換糧食，是明知故犯。他們因為接觸人多，就多少瞭解了一點農村情況。農村中強弱貧富懸殊，當權的幹部優先佔有，普通農民的糧食就很緊張，挨餓的都是老實的農民和「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分子。那些可憐人餓著肚子不能講，餓死了人也不能講，講了就是攻擊「三面紅旗」，污蔑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就要挨批鬥。飢荒年代，農民斷了口糧，竟自願投入地獄去受勞教，成為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三年大飢荒時期的真人真事。

七、求生的慾望

在廣闊的中華大地，從五十年代開始，到處佈滿了天羅地網。糧食政策、戶籍制度，對人民公社的農民是圈地為牢，未經批准是不准離開生產隊的。在「三面紅旗」時期，要離開居住地外出，必須開路條，要請假；地、富、反、壞、右都是階級敵人，親戚朋友來訪，還要匯報、登記。這些嚴格的規定，使「犯罪」的人特別多，為安置這些人員而設的勞改場，也已經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1958年以後又增加了「勞動教養所」。根據《勞動教養條例》的規定，無需經過公檢法，各地的單位領導、行政主管、各級中共黨委、地方政府都可以決定送你去勞動教養。如果你未經批准，離開家裡外出打工求生，外地的公安、警察、戶籍管理，隨時都會查問到你，將你扣押拘留、遣送回家。到處都有遣送站，但是各地又有自己的地方保護政策。浙江，或者說浙南地區，受當時「大躍進」的禍害特別嚴重，人民公社食堂解散，斷糧的農民不斷增加，外流逃荒人群激增。

近鄰的福建省北部一帶地區，卻利用浙江農民的逃荒，招募外來人口，開發邊區荒蕪土地。他們曾一度驅車來浙南各地接運難民，去參加閩北開發。閩北當局公布三年免征農業稅，不收錢糧，發放三個月救擠糧的優惠政策，吸引浙南的飢民紛紛逃奔閩北。由於來浙江接送難民的車輛以紅色為標誌，因此日後稱為「浙閩紅車事件」。鬧飢荒的浙江農民，一批一批外流入閩，到了福建，只要經過登記入冊，就會被統一分配，各歸其位；原來種田的就給你土地、房屋，讓你自由耕種，安居樂業；如果你想打工，或謀求什麼職業，還可根據個人的文化程度、專業技術，安排適當工作；也有當工人的、當教師的、當醫生的，各得其所。閩北對地、富、反、壞、右一群「階級敵人」也很寬大，僅僅要求登記在冊，不搞批鬥活動，提倡安居落業，發展經濟搞生產。閩北開發的新政策，確實救了不少浙南各地的飢民，使他們活了下來。他們大部分被安置在浦城、武夷、光澤、崇安等地。農民獲得土地，如魚得水，自由種植瓜果糧食，安居樂業。後來浙江調整合作化政策，曾一度提出反冒進，解散了部分高級社，農民逃荒外流才有所減少，人心稍為安定。

但浙江的農村政策，頑固堅持極左路線，把農民卡得死死的，自留田全部取消，房前屋後，瓜果一株不留。農民求生的願望強烈，公開的紅車接送雖然被阻止了，但暗地裡自發偷越省境逃到福建去開荒的群體性事件仍不斷發生。我就有兩位表兄在大飢荒時期逃到福建浦城，至今仍居浦城。雖然文革後期，「清理階級隊伍」，曾經動用「專政」手段把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全部從福建趕回浙江，歸原籍審查清理，但清理後不久，他們陸續又回福建居住。這段時間對勞動教養所的管理，可從來沒有放鬆過，越管越嚴。承受飢荒折磨的囚犯，到飢餓難熬時，什麼東西都會塞到嘴裡去充飢。許多活生生的人，在農場裡一個一個死去。為了活命，逃跑人數也在增加，管教幹部、武裝警察，對逃跑的勞教囚犯從不手軟。逃跑人員被捆綁吊打，批鬥，是家常便飯，但他們求生的慾望還是很強烈的，逃跑的事件仍時有發生。

在飢荒年代，勞教人員出於求生的慾望，還會向親人呼救，爭取親人救助。但這是要看條件的。親人條件好的，當然會千方百計地救援他們；但有的人親戚朋友自己都快要餓死了，還有什麼能力支援他們呢？在最困難的時候，我有一位同學，曾向掙紮在飢餓線上的我，伸出營救的手，他就是雲和同學——劉成貴。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也受我牽連，被下放農村勞動，在浙閩紅車事件中，逃離苦難的浙江，去了福建崇安縣，開荒擴種求生。安定下來之後，他回到雲和探親，特地到我家裡看望我媽，詢問我被勞動教養的情況。當時他拿出十斤糧票交給我媽，囑她寄給我。在60年代，十斤糧票可是一件大事，慰撫了我媽孤獨悲傷的心，也救了我的命。他的慷慨和關懷使我看到人間還有真情，鼓舞我堅持活下去。我從內心深處感謝劉成貴同學對我的真情。在階級鬥爭的年代，像我這樣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右派」分子，別人碰到我就像碰到麻風病人一樣，連講話都不敢和我講，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同情和支持？當時當局就有一條規定：「同情右派按右派論處。」能在友人有難時冒著危險支援友人，這不僅僅是慷慨，更需要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在那個無情的時代，這樣的人極少，極難得，也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提到劉成貴同學，又使我想到另一個人，這就是雲和縣中心小學的常務副校長徐少青。

1957年秋，我被劃為右派以後，暫時留在雲和縣小，任教半年，聽候處理。有一次學校領導班子開會時，一名極左份子為了表示積極、立場堅定，提出：「右派份子楊世元留縣小任教，學校領導班子成員要對他嚴加監督管理。他的糧食定量還是每月38斤，應該降下來，改為每月24斤。」當時主持會議的是徐少青常務副校長。徐只說了一句話：「楊世元是思想上犯了錯誤，已經受到組織處理；生活上我們還是一視同仁，不能歧視他，糧食定量不應該減。」到了1958年初，學校放寒假，教師又集中整風學習，有人舉報徐少青同情右派，受到了大會批鬥，被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去農村監督勞動。到1978年右派改正時，他已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了。他不過說了一句公道話：「一視同仁」，竟遭受了20年的苦難，葬送了一生！好人遭難，惡人得意，這是怎樣的世道呀！落實政策改正之後，他才從離婚多年的妻子處，找回失散的兒子。

八，勞教是有期還是無限期？

從《勞動教養條例》的文字上看，有很多漂亮的辭藻，卻掩蓋不了實際的罪惡。關押勞教人員有囚房，監管勞教人員配備了武警，還有一群群的獄卒。這一切都同勞改犯沒有分別。勞教和勞改的不同僅在於：勞改有刑期，勞教卻沒有刑期；表面看來似乎勞教比勞改輕些，可在執行時，判處勞教就等於被判處無期徒刑！這樣，慢慢的，勞教隊裡就有了這麼一些人：他們蓄意鬧事，假裝逃跑，無事生非，目的無非是企圖改判勞改。起先，他們確實也有人達到目的。農業隊有個懶漢無賴，被送來勞動教養。他故意約了幾個人商量，裝作組織逃跑，結果被揭發了。為首的判了三年勞改，三年後果然釋放回家了。

勞改犯人在勞改服刑期間，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但勞教人員關押期間還有公民權，如每年一次選舉人民代表時有「選舉權」。當然沒有被選舉權。人的生存權有沒有？這還是個未知數。通信自由從表面上看，好像有，只是來往信件都要通過檢查，甚至使用人民幣的權利也被剝奪。河村農場發了一種代價券，一角、五角、一塊、五塊、十塊，限於場內使用；勞教囚犯身藏人民幣就算違規，要受批鬥。

勞動教養所的管理還在加嚴。場部組織了多次批鬥會，表示獎罰分明，總結建場三年來的成就。第一次宣布三個勞教分子解除勞教，留場就業，並宣布對全體勞教囚犯，要根據本人罪行、錯誤和改造表現重新確定勞教期限，分一年、兩年、三年。可是我們這些1958年進場的右派進場都已經三年了，這又怎麼解釋呢？討論中反響很大，但場部仍然宣布：勞教期限未定前，關押改造時間全部不算。這是多麼荒唐的決定！可是你反對也白搭，照樣重新確定期限，過去的三年大家都白關押了！換句話說，這等於給每個人都增加三年關押期！說什麼「改造表現」，其實全都是騙人的鬼話。1961年填表申報，場部批准的年限算不算數？解除勞教，摘掉右派帽子，留場就業，這些話又算不算數？即使年限滿了，還是圈地為牢，你還是這個勞教集中營的人員，最多不過換個稱呼：「摘帽右派」，「留場就業人員」！到了文革時，又改稱「勞教犯」，「留場犯」。在專制極權的中國，我們自1957年被劃為右派以後，就成了另類賤民。勞動教養沒有期限，一年、兩年、三年，甚至五年、十年、二十年，關你，放你都沒個准，完全沒有法律依據，都是當局說了算。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11號，55號兩個文件下達以後，才算有個段落。

和我曾經一起勞動教養的右派，時間最長的達23年之久，而按照法律條文的規定，勞改判刑最長也只有20年；可是判罪輕於勞改的勞教人員，卻被關了23年，刑罰反而比勞改重得多了！法律上的勞教「無期」，反而重於勞改的「有期」，而且大大地「超期」，幾乎近於「永無盡期」了！表面上似屬從軽判處的勞教，到了實際執行時，竟成了「無期徒刑」！

1978年清理冤假錯案，落實政策，被錯劃的右派得到改正之後，在安置工作中，還有人把他們看作「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這頂帽子，仍然也還是「無期」的！看來「右派份子」這項待遇是終身制啦！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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