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人们提起上海的圣约翰犹如提起北京的北大清华那样语气中流露着敬重。（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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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12月03日讯】前不久华东政法大学四年级的一个女生因为上课迟到被老师批评就用开水泼老师的脸，导致老师被烫伤。自己做错事挨了批评，应该扪心自问引以为戒，且不要求一般人像古圣贤那样做到虞拜昌言的地步，至少不应仇恨批评自己的人，更不应恨到以伤害来报复的程度。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为一点小事下狠手去报复的是大学高年级生，她居然没从所受的多年教育中陶养出做人起码的修养。更何况她还是学法律的，竟表现得毫无法律意识或知法犯法地犯了刑法上的伤害罪。
两年前另一名也是这所大学的女生向校方控告一位教师在课堂里犯了反对政府的重罪。且不论政府有错人民应有反对的权利，在民主国家早已做到了这一点，而民众的监督帮助了政府改善治理；因此言论自由在民主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位被控告的教师在授课中联系社会现实，阐明犯罪起因中的社会因素，这本是执教法学的教师应有的科学态度。而且，这位教师口下留情，并未直接批评造成不良社会环境的中共，居然被控告。以大学生应有的分析能力而论，这只能表明中共专制政权长期维持特权剥夺民众发展权利而使得道德观念不坚定者走上政治投机之路，且不惜昧着良心损人利己以达到自私目的。
这样的例子在中共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从基层的农村工厂矿山与地方政府部门到上层的中央政府中大量出现。凡是在中国大陆长期生活过的人几乎无人不觉察这种人心被扭曲的现象。法律的功能应该是维护正义保障人权，但中共使得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而司法现状却是执法者比别人更会曲解法律。固然在中国学法律的人之中有像高智晟、郑恩宠、陈光诚那样真正身体力行维护正义的例外，但中共政权暴力加利诱的裹胁作用的确使大多数司法工作者成了中共残害民众的帮凶。何况在中共的司法系统内多数领导人并未受过严格法律训练，是凭所谓“忠诚于党的事业”之亦步亦趋被任命的。华东政法大学的某些领导干部和一部份在称职教师面前自嘲“假教授”的不合格教师也不例外。难怪出现那些政治投机的学生。
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址原先是建立在上海市西部的苏州河畔紧邻中山公园（原“兆丰花园”）的圣约翰大学。那所大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圣约翰书院之基础上，1890年增设了大学部，1905年改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虽不大却人才辈出。人们提起上海的圣约翰犹如提起北京的北大清华那样语气中流露着敬重。可是，自从中共在1951年接管了该校，而在1952年将该校解散，把原有的文理工农医科系除法律专业外全部并入其他大学或专科学院。中共当局的借口是院系调整，真正目的却是所谓“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确实存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但并非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事物都是坏的。孙中山就说过外国在华的租界为中国树立了管理的模范。印度人民通过长期艰苦斗争获得独立自主，但在驻印英军撤退时民众却以和平方式欢送，感谢近三百年的英国式治理促使印度建立法治，有助于逐步消除封建残余。美国基督教新教会在上海建立圣约翰大学也未可一概视之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自从中共把圣约翰大学改成华东政法学院之后，由于思想禁锢和训练方法及内容不当，再也没能培养出像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林语堂那样崇尚自由而且才华出众的文人，以及像曾任职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公济医院”）的巫协宁医师那样医术高明且精通英语和能演歌剧的一专多能人才。华东政法学院的毕业生平均水平远不及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最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是1980年代初上海市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让全市各大学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学生以统一的考卷检测他们是否具备高中程度的基础知识。华东政法学院的学生居然名列倒数第一，而且有人英语交了白卷。按照中国大陆“文革”后的规定，大学考生不但总分须超过最低标准，而且不能有哪一学科的考试交白卷；况且大学一二年级已普遍开设英语作为必修课。
交白卷这件事使得高教局十分恼火，其领导人对当时担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的曹漫之说“贵校的上级单位是司法部，我们高教局只是代管一些教学事务，对你们开后门录取不合格学生的事一向只当不知道；但这次你们的学生英语交了白卷，这件事被‘邓大人’知道了狠狠地训斥了高教部，而高教部又怪罪于上海市高教局。你如果不想想办法，连你自己的位子都会坐不稳”。这番话使得曹院长着急了，便把不是英语教研组成员但英语水平高的法学教师借调到英语系去加强英语补课。当时的研究生按理应已能阅读英文原版的法学书刊，却还得用程度较浅的《科技英语读本》来补习英语，连难度稍高的文科英语教材都无法采用。在六月份准备招收九月入学的新生时，曹院长召集全院中级干部开会，他在会上直截了当地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学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凭关系进来的，但名额只有这么多，你们不要一个个地来找我或递条子给我。现在请诸位把条子放在会议桌上分配一下名额，免得你们以为我是厚此薄彼亏待了哪一位部下”。
中国的其他高校虽没像华东政法学院那样严重地开后门，但同类现象也不少。走后门之风在“文革”时期大学降低标准地招收“工农兵学员”和抽调年轻人担任干部时早已有之。所以，当毛泽东询问周恩来“目前走后门的情况如何”时，周恩来回答“主席，现在已经不止是后门的问题，而是后墙都塌了！”毛泽东却发出一条新的“最高指示”：“前门进来的未必都好，后门进来的未必都不好“。从那以后走后门现象更是泛滥成灾，至今无法消除。华东政法学院的表现只是成千上万个实例中的一个罢了。至于中共在高级军政官员的任命上已经不必走后门，而是比略感羞愧的走后门更恬不知耻而且自以为心安理得的把特权合法化变成常规了。
在1980年代后期全国一片“升格”潮中，华东政法学院改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其实是换汤不换药，顶多起了一些心理安抚的作用，就像1970年代后期的“职称套改”那样，技术员升职为助理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升为工程师，而工程师升为高级工程师；可是职务内容与工资待遇未变。在耍弄花招和想出与花招相应的政治术语方面，中共堪称世界之最，这也是中共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表现的一个方面吧。
华东政法学院另一件极其无聊浪费人力与资财令人愤慨的事情是该校刑事侦查研究室配合上海市公安局做所谓“社会调查”，在肇嘉浜路的林荫道边的树上安装了微型自动摄影机，收集了大量情侣亲热的照片。在面对人民公园（1950年之前是“跑马厅”的一部分）的国际饭店十几层楼某一窗口用长焦距摄影机把在公园内散步或闲坐的人照下来，然后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从公安局户籍档案的几千万张照相中查对出被摄入照片的人的姓名与家庭状况，得出所谓“科研成果”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老年情侣不是年青时结发的原配。政府这样做不是为了关怀老人，而是为了控制民众，所以公安部门并没有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社会福利部门。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在圣约翰大学被解散前，该校医学院的一位生物学教授致力于研究蝗虫。凡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蝗灾是农业之大害，研究蝗虫以找出对策而又不破坏生态平衡是很有价值的课题。然而，在中共外行领导内行的泛政治方针下，这位教授背斥责为“不务正业”，迫使他离职而去。
1957到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华东政法学院也不可能例外。该校有一名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张姓学生被打成右派后在劳改农场接受“思想改造”，他弟弟张青扬当时是初中生，冬季为他哥哥送棉衣和被子去，别的劳改犯告诉他“你哥哥在那一边的田地上干活”。他找了好久没见到他哥哥，便拉住一位面容苍老正在干活的人问“你知道我哥哥张某某在哪里吗？”被问的人立即开口说“阿弟，你怎么连亲哥哥都认不出了，我就是你哥哥呀！”才一年左右劳改就把一个原先爱好体育运动而身强力壮的年青人折磨成这样。倘若不是从声音上听出他所熟悉的音色，张青扬真不敢相信站在他眼前的就是他哥哥。
从圣约翰大学到华东政法大学的变化远远不止是名称的更改，而是中共导致的社会大倒退，反映了非法专制政权对教育事业与民生的摧残，以及对人们心灵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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