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是卖国者还是战略家(图)

郑孝胥（右一）等与溥仪（左五）合影 （网络图片）

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开始，他便以逊清遗老自居，他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深恶痛绝，与其不共戴天；他不但不做民国的官，就连书法题词、写信作文，一律都不用民国的年号。但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个遗老，他所热衷的是复辟“大业”。正是对复辟帝制的热切期望，使他来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身边，成为溥仪复辟的“左膀右臂”，并一度出任伪满洲政府的“国务总理”、“国务总理大臣”。为了复辟，他不惜与日本人勾结，向侵略者“屈尊”，换来的却是更多的耻辱。最终，这个昔日的遗老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就是郑孝胥，一个别样的遗老。

■ 十二年的“放逐”

清朝末年，福建屡出才子，郑孝胥就是其中之一。为大清服务时，郑孝胥历任广东安徽按察使、驻日本神户领事、广西边防督办等职。后来，由于站错了队，戊戌变法失败，他受到牵连。可以说，在大清政府，郑并不得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大清王朝，郑孝胥气得死去活来。在别人看来，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可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的灾难。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辛亥之变是“猖狂暴乱，邪说横行，不仁不义，无礼无法”的大灾难。当清政府发布退位诏书后，他更是慷慨愤怒，发誓要守臣节直到死。

为了验证自己的话，郑孝胥跑到上海隐居起来。他不问世事，但凡是诗文信件题识，仍用宣统甲子，从来不用民国年号。这只是无声的对抗，在有声方面，他把做了民国之官的最好的朋友臭骂一通：“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作贼亦寻常。”朋友被他骂了也只是一笑，因为在许多民国人士看来，与其说郑孝胥在隐居，倒不如说他是在自我放逐，他虽然发誓不做民国的官，也留着辫子，也从来不花民国制造的钱，但他始终在用行动证实给别人看：他并没有真正地不问世事。

郑孝胥一直一厢情愿地希望民国人士能“还政于清”，为了这个希望，他东奔西走，大声呼号。但没有人听他的，这是遗老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即使声嘶力竭，现实已经如此。在过多地哭喊之后，他们仍然不肯放弃。1913年，郑孝胥在上海与逊清遗老名士们组织了“读经会”，1917年又组织了丽泽文社讲授经书、诗文，1920年又为“恒心学社”传授封建复古思想。也许，在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上的失败后，郑孝胥转而从文化上入手。他认为民国破坏掉的不仅是大清的政治，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能复兴传统文化，未尝不是一种曲线救清的方式。

鼓吹复古思想，让郑孝胥声名远播。可民国人士对他的看法，始终是一只跳不高的蚂蚁，他的声名不过是在紫禁城小朝廷里传播而已。因为希望，所以认为，紫禁城里的那些逊清余孽们希望能回到从前，所以，郑孝胥的出现无疑给了他们一丝希望。郑孝胥的名字在小朝廷里传播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当时，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和溥仪身边的英国人庄士敦看了郑孝胥的文章后，非常推崇。两人都说郑孝胥是个“血性男儿”，因为他不做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1923年，溥仪和婉容(皇后)、文绣(淑妃)结婚，大喜之时，陈宝琛和庄士敦联名推荐郑孝胥给溥仪。溥仪见到郑孝胥后，激动不已，任命他为“任懋勤殿行走(皇帝老师的职称)。郑孝胥自然不肯就这样仅仅当皇帝的老师，不久后，他就向溥仪提出整顿内务府的计划，节约内务府的开支，以备“复辟”。

“复辟”二字可就是溥仪的精神鸦片，他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两眼放光，他丝毫没有觉得这是郑孝胥在扯淡，因为郑孝胥的眼里也放着光芒。

在得到了内务府大臣一职后，郑孝胥才知道自己是一愚蠢的笨蛋，他不但没有聚敛起财富，反而让溥仪的生活费用捉襟见肘。

许多人都恨他，他自己也恨，于是，这个紫禁城里最不受欢迎的人无奈之下只好申请“开去差事”。

从1911年跑到上海玩隐居到1923年被溥仪封为内务府总管，郑孝胥把自己放逐了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放逐”一词始终跟随着他，虽然他自认为是在隐居。因为无论是他不想还是别的原因，民国并没有承认他这个人的存在，而溥仪在十二年后才承认了他。郑孝胥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毅力相信清朝政府能死尸复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不能参透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理想，或者是因为仇恨一种事物而反对强压在他身上的现实，其所进发出来的力量有时候是惊天动地的。

事实上，辛亥革命和后来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打击太大了，前者摧毁了封建制度，后者全面颠覆了传统文化。面对这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逊清遗老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与悲哀，精神上和心理上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尤其是像郑孝胥这样的人，在清政府时没有做到高位，正一门心思准备向最高峰冲刺时，山突然倒塌了。他难道不会对挖倒山的人痛恨吗？

但挖山的人太多太强大了，痛恨的人只有等待，而等待时还要蔑视，那么，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自我放逐。

十二年的自我放逐一结束，郑孝胥就知道，想要“复辟”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常简单。这要从他的履历中找到他这样自信的原因。

1885年时，郑孝胥投到李鸿章门下，四年后，他考取了内阁中书。第二年，进北京，在镶红旗官学堂教习，从此成为大清官僚队伍中的一员。1891年，他受朝廷之命，东渡日本，任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任驻东京领事。三年后，郑孝胥在日本广交朝野军政要人，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状以及背后的思考都有独到之见解。1894年，中日爆发战争，郑孝胥奉命回国，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他没在清廷有任何建树。在日本的三年，他对日本的一切都存着好感，甚至是惊羡与钦佩。

日本虽然给了他们这样大的震撼，但他眼中却不是日本，而是诸多强国。这也正是他后来被日本人抛弃的原因。无论如何，想要实现美丽的梦，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再回到溥仪身边。

■ 激昂的秃子

1924年9月，上天给了郑孝胥日后成为汉奸的一个时机。当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在打仗，吴部冯玉祥叛变和张作霖一起打败了吴佩孚。冯玉祥直接进入北京城，软禁了当时的总统曹锟，解散国会，支持黄郛（fú）组织摄政内阁，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

冯玉祥对大清和大清皇室一点好感都没有，他架了两门炮，威胁紫禁城中的人，如果不滚出城，就开炮。溥仪当然没有勇气当炮灰，所以，只能离开紫禁城。但他没有去处。

丧家之狗是可怜的，并不是因为他被赶出门，而是因为任何地方都不肯收留它。溥仪先是请求自己的生父醇亲王载沣收留他，载沣先是肯，后来就哭丧着脸。正当他要准备将儿子赶出门时，北京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张作霖与段祺瑞合作，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出了北京，黄郛的摄政内阁垮台，段祺瑞出任执政。

虽然张与段都对溥仪表示同情，但对溥仪重回紫禁城的要求却置之不理。溥仪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手下的罗振玉脑子灵活，跑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请求租间房子给溥仪，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地方小，不便招待。

溥仪要哭了，郑孝胥来了。他跑到日本兵营找到竹本大佐，并与芳泽公使联系，这两人都是他曾经结交的朋友，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溥仪在郑孝胥的陪同下，进入了日本使馆。

郑孝胥欣喜若狂，因为在他看来，溥仪这块肉已经是自己手中的了。他虽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之功，但对于时下的溥仪而言，一个住所完全可以让他终生感恩戴德。郑孝胥为此还写了两首诗，录其一首如下：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

“秃翁”是郑孝胥的自称，此人大概是过度聪明，早就绝了顶。

但这种欣喜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就感觉到了危机。危机来自于同僚，同样抱着复辟理想的罗振玉。

郑孝胥虽有大功，那也只是他自认为的。罗振玉就不这么认为，如果不是当初郑孝胥怂恿段祺瑞恢复帝室优待条件一直不能实现，皇上怎么会委屈于日本大使馆？这是他对溥仪一直灌输的思想，溥仪毕竟是个年轻人，受不了这样三番五次的思想轰炸，渐渐地远离了郑孝胥。

这回，轮到郑孝胥要哭了，他见不是个头，就又跑回上海卖字去了。郑孝胥走后，罗振玉利用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在日本关系很广，取得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司令部的同意，罗振玉父子陪同溥仪，并在日本便衣警宪的掩护下，到达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后来迁居陆宗舆的房子，取名“静园”。

如果说，把溥仪送进日本使馆的是郑孝胥的主谋，那么，把溥仪送进天津日本租界的就是罗振玉的高明策划。从此，溥仪和日本人就结下了永远也不能割舍的缘分。

两个人虽然都“功不可没”，但在溥仪心中，郑孝胥的排名仍旧在罗振玉前。这从溥仪在“驻津办事处”的人员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溥仪的两道“谕旨”中，仍以郑孝胥为首，而无罗振玉。
于是郑孝胥又从上海来到天津，回到了溥仪的身边。

溥仪为什么会如此器重郑孝胥，原因只有一个，相比于罗振玉，郑孝胥的复辟之梦非常强烈，这当然不是最主要的；最为重要的是，他能把这种梦说成是真的，而溥仪听时，信心陡增。确切地说，郑孝胥是一个优秀的演讲家和心理学家，他能看透溥仪的心理，并配之以激昂的言辞让溥仪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谈到：“他(郑孝胥)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在说这些话时，郑孝胥有节奏地摇晃着秃头，唾星四溅，说到激情处，就手舞足蹈，老泪横流，俨然就是教会的教主在鼓动信徒。

说郑孝胥是个心理学家，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一次，溥仪想为康有为赐谥。陈宝琛和郑孝胥都反对，而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妥，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又添了一句话：“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
这话让溥仪激动得手直颤，这分明是表示大家不久就可以回到紫禁城里似的。

在寄人篱下，还不知生死存亡之时，任何人都需要这样一个给大家鼓舞士气的人。郑孝胥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这就是他为什么受到溥仪重用的原因。但这并非全部原因，还有其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原因。

 

■ 掀起汉奸的面纱

我敢说，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肯闷着头去做汉奸。他们的初衷大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但“汉奸”就如同当年在司马光面前的那个缸一样，一旦掉进去，没有司马光的石头和智慧，是永远也出不来的。

郑孝胥或许就是这样的人。

早在1928年，郑孝胥就跟溥仪说，目前这种局势恐怕只有先依靠日本才能复辟成功。但依靠日本，并非完全的依靠，只是希望靠日本来打开复辟大业的第一扇门，然后就有条件实行他的思想主张。
郑孝胥的主张是什么呢？

他曾跟溥仪提过一个“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即使是革命战争以失败告终，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跟溥仪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是他的理想。

而他这一理想，要与罗振玉相比，才能得出来。

二人都对日本人抱着大希望，因为二人都在日本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郑孝胥在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1891年，这一年，罗振玉还在上海卖古玩字画、办《农报》。因为《农报》，罗振玉在1896年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也就是说，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所以，两人的眼界完全不同。罗振玉自从结识了日本人后，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武昌起义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可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自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这种思想一旦经过辛亥革命的撞击就彻底走向了绝对的方面，他认为，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

这显然已经成了卖国，因为这一思想主张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否则，如他所言，中国永远是乱的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再危言耸听一点，“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致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绝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

那么，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在得到了溥仪的同意后，1928年，他与儿子郑垂去日本活动。在日本，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同时，他也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说给日本人听，并积极拉日本加入“共管”中国的行列，以期借助外力实现复辟的愿望。

日本人当然乐不可支，郑孝胥自然也是眉飞色舞。可他不知道，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实现，首先是中华民族就不让，其次，日本人也绝不可能让到手的肥肉与别人分享。
如果对当时的形势有所了解，就知道，郑孝胥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在当时的报纸上会经常看到。1927年6月9日，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就有这么一篇文章，篇名叫：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纷乱，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心考察，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务)部长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会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

在郑孝胥看来，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溥仪复位的时机便到了。依这些论述可见，郑孝胥走到后来“汉奸”一步，绝非是他的本意。由于他，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人。

一个是伍子胥，另一个是申包胥。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从今天的理解角度来讲，他似乎就是“汉奸”。申包胥是伍子胥的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申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伍子胥灭楚后，他果然就跑到秦国那里，许愿秦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廷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秦哀公被感动了，出兵救楚。

郑孝胥似乎就是这两位的翻版，但此人博览群书，似乎应该知道还有一个这样的同类。他就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勾践。越国被吴国所败，越国国君勾践绝对是个天才，他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旦十年之内，他的忍辱负重被吴人识破了怎么办？

郑孝胥并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在日本人面前打错了算盘。“共管”的理想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 推溥仪为卖国者
九一八事件适时地发生了，日本人的躁动使他们提前了对中国的侵略进程。不久后，整个东北沦陷。在此国难面前，溥仪和他的拥护者们欢欣雀跃，他们认为，自己复辟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郑孝胥亲自为兴奋流泪的溥仪起草了给日本陆相南次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信，请求他们帮助复辟。而在这之前，溥仪已经有了跟日本人合作的想法，使他产生这一想法的就是罗振玉。

罗振玉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时，东北保安军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利用罗振玉与日本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的“师生之谊”，将吉林省全境“献给了”日本人。罗振玉是熙洽的老相识，他听说了这一消息后，立即跑到吉林省会，如他所愿，不仅得到熙洽写给溥仪的“劝进表”，而且约请了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同来天津，怂恿溥仪去东北。

想不到的是，溥仪身边的一些遗老，如陈曾寿、陈宝琛、胡嗣瑗并不看好他。在他们眼里，罗振玉一直就是个弄虚作假、未可轻信的人。郑孝胥当然不会让罗振玉把溥仪抢走，他对溥仪说：“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溥仪正在左右为难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也不同意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罗振玉的计划破产了，但溥仪却仍旧在这一计划中徘徊着。

郑孝胥是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所以他才做出了上述举动。事实上，从溥仪到天津后，郑孝胥一直反对溥仪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他所追求的东西，仍旧是“列强共管”。

那封信发出不久，日本人就有了响应。在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立即来到天津，直接到静园和溥仪会见，这人似乎是受过高等礼仪教育的日本人，表现得十分恭敬和蔼，先是谈了张学良这个混蛋“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人才不得已而出兵”。然后表态道：“我等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接着就劝溥仪不可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宗的发祥之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和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仪听了，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贤二很坚定地回答他：“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一切都已成定局，郑孝胥与溥仪商定：偷渡白河，取水路去东北。1931年11月10日夜，溥仪被塞进一辆跑车的后箱里，奔向渡口，坐上日船“比治山丸”号。三个日本军官和郑孝胥早已经等候在那里。据说，当时船上藏了一桶汽油，如果一旦被中国军队截获，就放火烧船、烧人，毁灭一切证据。当然，这是溥仪所不知道的。

还好，没有意外发生。溥仪一行顺利地到达了旅顺。但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好。土肥原贤二这瘪三说了谎。溥仪住到旅顺后，日本人就再也没有谈到过关于溥仪复辟的事。但1932年2月22日，关东军司令官突然发出邀请函给溥仪，希望他能派人到沈阳商讨“建国大计”。

溥仪只能派出郑孝胥，但在临行前，他一再强调必须实行帝制、一定要“正统系”的十二条。郑孝胥并没有完全答应下来，只是跟溥仪保证，定会尽力而为。

可当见到关东军参谋时，郑孝胥开始流汗了。日本人认为，溥仪只能当一个“满蒙共和国大总统”，至于恢复清政府，想都别想。并答应要让郑孝胥当共和国总理。郑孝胥深思熟虑后，拍着胸脯说道：“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他的儿子为老爹加一眉批：“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怎么画都可以。”

23日上午，郑孝胥一行回到旅顺，溥仪正等着好消息，可得到的却是郑孝胥下面这段话：“土肥原本来说接皇上直接到奉天组织新国家，但现在情况变了，看来时机尚未成熟，皇上只好暂住旅顺，静观时局转变。”

溥仪气得生不如死，他一直认为郑孝胥是个聪明人，想不到的是，聪明人居然在最不该犯糊涂的时候犯了糊涂。他生气地说道：“如果我的要求达不到，我就回天津。”

郑孝胥几乎是笑着，不紧不慢地回道：“皇上还要三思而行，当下形势，复辟必须要依赖日本，如果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是没有希望的啊。”

郑孝胥所谓的希望是什么呢？

他曾跟溥仪说过这样一段话：“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
溥仪问他：“列强真的会投资吗？”
他回答：“他们要赚钱，一定争先恐后。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事大有便宜。”
溥仪又问道：“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的事闹起来的吗？”
他附和说：“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富，投资多多办，这很公平合理。”
溥仪又问他：“那些外国人肯来当差吗？”
他说：“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
溥仪再问：“许多外国人都来投资，如果他们争起来怎么办？”
他很有把握地说：“唯因如此，他们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这段话就是郑孝胥的理想，似乎在当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皇上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可在当时，溥仪不可能对郑孝胥的理想感兴趣，因为他恨透了这个一直以来他自认为非常优秀的人。他对另一位遗老陈曾寿说：“日本军部要求以郑孝胥当总理，此人心粗胆大，有进无退，如何能做总理？只想自己做官，除打电报叫儿子、孙子外无他事。他那个儿子更是荒谬之极，简直非人类！”

但骂归骂，在日本人的连哄带威胁下，溥仪最终还是去了长春。1932年3月9日，在前吉长道尹衙门一间破旧的大厅里，举行了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的典礼。在这典礼上，最神气的应该是郑孝胥，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藏青色长袍，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日本人赞许的目光下，代溥仪宣读了由他起草的《执政宣言》。第二天，正式走马上任，当上了“满洲国国务总理”。

溥仪简直想开口骂郑孝胥了，但无济于事。就在溥仪满脸怒容地在长春时，郑孝胥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分别以溥仪和他本人的名义签署了《日满密约》。
根据这份密约，我们知道，郑孝胥把东北的权利整个出卖了，包括“满洲国”的国防、治安、铁路、港湾、水路、公路、矿山、资源等。并且日本人取得充任“满洲国”官吏的权利；日本有权用“满洲国”移民等。

他终于把溥仪推到了卖国者的位置上，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 是卖国者，还是战略家

先等着郑孝胥的是一次“内阁会议”。

他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各部的组织机构和司长级以上人事安排。各部总长对部内的人事都有打算，谁任次长，谁任司长，准备在会上提出。

当然，这是场面话，可会议开始时，时任“国务院总务厅长”的驹井德三就拿出了一份各部次长、总务司以及其他重要司长名单。名单上的人名全是日本人。

驹井德三虽然很矮，但气焰却高，对别人的意见一句都听不进去，所以，名单全部通过。也就是从这之后，大家都明白了，“内阁会议”的提案并不是由国务总理提出，而是由“次长会议”先决定的。“国务院总务厅长”为次长会议的召集人，同时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一切决议唯关东军的马首是瞻。各部日行文件，只要次长签了字，总长便跟着画诺；“国务院”的日行文件，经驹井德三签阅以后，交由郑孝胥签署。重要文件由驹井德三亲自送给郑孝胥，并且不让他细看内容。

等于说，郑孝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

他正在郁闷中时，溥仪又找到了他。溥仪对他签订的《日满密约》非常不满，大骂他道：“究竟谁当家？是你，是我？你他娘的卖国也应该有个先后吧。”

郑孝胥耐心地听溥仪骂完后，慢慢地说道：“您息怒，皇上您想要个靠山，总得给人家点好处吧。”

溥仪还能说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先斩后奏的卖国者，他的确已经无话可说。因为不久之后，郑孝胥与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等于说，他把卖国密约公开化了。
在签字仪式上，郑孝胥失态了。他先是拿错了笔，然后是对日本人的鞠躬茫然无措。在仪式结束后，他几乎是带着哭出来的表情靠在椅子上。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卖国之罪大白于天下，他汉奸卖国的铁证已经铸成。

这一年，他已经七十二岁。一个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把晚节弄得脏臭不可闻呢？

我一直想为这位大清官僚翻案，但当他做出了那么无耻的事来时，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样的词语来为他开脱。

但接下来的事，似乎能说明一点：郑孝胥的汉奸之名的确来之不易。

满洲国建立后，许多人在这三个字前都加了一个伪字。各国对日本的这一做法非常不满，因为东北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他们得不到任何利益。于是，各国都向国民党政府施压，国民党政府只好应对，在1932年5月，派人到东北调查。不知是因为自己一直是个傀儡，还是因为这是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郑孝胥在会见调查团时，摇头晃脑，大谈“利益均沾”、“国际共管”。他把自己“开放全国之策”的言论扯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绝对开心不起来了。

如溥仪所言，他的这一做法如同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犹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泛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绝对是一脚把他踢飞。

日本人准备踢他。郑孝胥自然也不是好踢的。他高昂着秃头，向关东军发出“不满”的信号，突然提出辞职，也不等日本人答复，他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日本人毫无准备，即使他们想踢他，但绝对不是这个时候。日本人决定向他妥协，使尽了各种手段，让他再次归位。但归位后，仍旧不给他实权。他恼火！

1935年6月，他在自己的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牢骚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了，就应该它自己走了，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这句话让日本人直骂娘，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溥仪时说出“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

溥仪也聪明起来，首先是觉得郑孝胥玩弄了他，其次是日本人此时已对郑孝胥极为不满，自己若再保护郑，显然对日本人不厚道。他立即表示同意。

就这样，郑孝胥被罢了官。

他愁闷不已，但在家里却不闲着，把他从前的思想一一拿出来谈。在“王道书院”里专门讲“国际共管”之论、“王道建国”之术，其实都是针对日本人的。

他越是这样，日本人就越恨他。他想去外地，日本人不让；他想吃点好的，可他的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却被日本人冻结。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之下，他只能待在屋子里给别人讲他的思想。
1938年3月6日，他在书院演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情绪激动，演讲完毕就生病了。当天夜里，他想起了白天所做的演讲，心情不能平静，信步走出室外，观星望斗，感怀不已，还哭了几声。可能就在这一晚，他被寒气击中，夜半时分，他周身滚烫，体温骤升。确切地说，他发高烧了，然后是胃疼，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治不好他。28日下午，郑孝胥一命呜呼了。

日本人准备给他在大同广场建一墓地，郑的家人惊恐万分，坚决不要。因为他们知道，家人是汉奸，日后肯定不得安生。

还有一种关于郑孝胥之死的说法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这种说法不可信，郑虽然不被日本人喜欢，但还不至于到让日本人浪费毒药的地步。

在他死后，有人将康有为与郑孝胥做了比较，其结果也颇为相似：“康有为把光绪皇帝‘送’进了瀛台，光绪从此失去了自由；而郑孝胥把溥仪送给了日本人，末代皇帝终成傀儡。”而“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始作俑者和积极的行动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又大力鼓吹复辟帝制。在这一点上，郑孝胥倒是与他志同道合，只是溥仪并不喜欢康有为，溥仪与郑孝胥都认为戊戌变法事机不密，至使光绪帝一蹶不振，幽死瀛台，追源祸始，康有为实开其端。溥仪特别信赖郑孝胥，也特别依赖郑孝胥父子。郑孝胥(同时还有罗振玉)与日本人相互勾结，最终将溥仪拥上了‘满洲帝国’皇帝的宝座。”

这段话还应该加上一段：在卖国者与战略家之间，我们实在无法区分。如果郑孝胥真正地实现了他的理想，那么，是不是在卖国者之上是否应该加上一战略家的称呼呢？
这一切都成定论，无讨论的必要。

卖国者经常辩解自己的言行，尤其认为其有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可以称其为苦衷。郑孝胥的苦衷就是：在大清时没有过够官瘾，并且始终认为大清是自己真正的祖国。为了祖国，他不惜先卖后买，不过可惜，他错得太厉害了，因为日本人是永远也靠不住的。

不可否认，郑孝胥是民国时期的名人。他的文章在当时可谓一绝，他的画也备受瞩目。可惜的是，他晚节不保。人们所能记住的是，他是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扣在他脑袋上的已经不是文学家和爱国者，而是一顶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