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题记：不知道是眼泪还是血？是凄然还是酸楚？我终于把它吐在纸上，让历史记下這么一个才华横溢，生不逢时的女性。在她走那天，想必满眼都是苦涩的泪珠……。
她叫杨蓓，名字和人一样，是朵初绽人间的花蕾。她年长我七岁，故一直叫她杨姐。屈指，相识相处到她离去，大约有四十多年，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也就十多次。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姣好、娴雅、谦让、宽容，凝结着一切美的东西，是位高品质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岁即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赶出报社，送街道生产组“监督劳动”，接着在中学教书的老公，为求自保断然与其离异，一个完好的家庭连同希望破碎了。此后终身不嫁，相伴孤灯、冷衾和女儿张羽相依为命，直至死。
她是《工商导报》的老报人（1949年前中共地下党和民主派合办的一张报纸，1956年4月更名为《成都日报》），华西大学高材生，人长得漂亮，当年有校花之称。她文笔不错，负责影评、散文，对小说特别偏爱，可从不动笔。那天，五十一年前的那天，我从市委调到报社，推开文艺组那扇紧闭的门，全组人都惊喜地望着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工农子弟，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方法表示欢迎，只有她静静地坐在那张属于她的办公桌前的藤圈椅上，不动声色地摇着手中那柄小小的檀香扇，香扇柄端的红丝结随着玉腕的蠕动像只彩蝶在飞呀飞。
她身材适度，脸颊秀美红润，著装简洁明快，一件天蓝色的旗袍，一朵白色的领花，无处不显示出女性的媚力与活力。她审慎地打量我一眼，不动声色地浅浅一笑，然后又埋下头翻看手中作者的来稿。我在想，好矜持的大家闺秀，对她是好感还是恶感说不清楚？几天后，全组人去耀华餐厅品评川菜鼻祖兰光鉴的烹调艺术，大家争相发言，似乎总没有踩到点子，待编委王畋（一个延安来的老革命，后来也是右派）转头向她时，她才张开薄薄的嘴唇，露出白白的米牙，柔声缓语说：“川菜是我们国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认为是麻辣，其实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兰老师今天作出的这一桌川菜，堪称表里如一的正宗。它微辣而香润，似麻而爽口，既有淮扬菜之清爽，又有鲁菜之厚重，还有粤菜之鲜嫩，不错不错，大家大家……”我听后脱口叫绝：“杨姐，你说得太好了！”
又一次（大概是周六），我和组里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后来也划为右派），还有她，去人民公园观赏盆景，三人在一处大石壁盆景前伫足不前。盆中石壁上立着一匹奔腾的骏马，迈开四蹄、凌空而起，象徵着社会主义祖国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陈泽昆注目地看了看，笑著问我：“这马塑得如何？”我对马没有研究，也缺乏欣赏能力，粗略地望望，顺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样，是徐悲鸿手笔的临摹吧？”“徐悲鸿的手笔不会这样拙劣。”陈以手指着不足之处说：“马在跑的时候，尾巴是直的，颈脖是高昂的。这匹奔马的尾巴却下垂，头也没有昂起。说明画家在观察生活时，忽略了这个细节。再有，这匹马画得没有特色，蒙古马不像蒙古马，伊犁马不像伊犁马，河曲马不像河曲马，说它是川马吧更不像。河曲马高大雄伟，背部略凹，头颈细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点是善於吃苦耐劳，灵捷勇敢，耳聪性敏，它和蒙古马、伊犁马号称我国三大名马……”他振振有词地回答我的提问。我听后仍不满足，又提出新问题问：“项羽骑的乌騅马又是什麼种类的马？”他把球抛给杨蓓：“你帮我回答小黄提出的问题（我时年二十一岁，全编辑部的人都这样叫）。”她浅浅一笑，脸上旋起两个小酒涡，轻轻启动红唇说：“乌騅是指马的顏色，不是马的种类。照古时的说法，浑身纯黑的叫驪，赤身黑鬃的叫騮，苍白杂黑毛的叫騅，黄色间白斑的叫驃，黑白相间呈铁青色的叫驄，白马黑脊的称为麟……”我听呆了，她肚中竟然装着这么多的东西，真叫人羡慕！
还有一次，我和她一起闲聊，探讨小说有关写人的一些细节。她告我：“要想得金子就要善于发掘，发掘得愈深金的纯度自然会更高。写东西也这是这样，平时对生活观察得仔细，写出的东西就新颖细腻。虽然每个人都有耳朵，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使用耳朵。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拿破崙用剑没有征服的，我要用笔去征服它。”不过，搞文学的人易於在文字上出差错，正如会泅水的人，易为水淹死一样。”她的回答不紧不慢，柔声细语潺潺流水，浇着我渴望知识的心田。对她渊博的知识和精闢的见解，我由衷的钦佩，不过又敏感地发觉她话中有隐忍。
相交日久，相识更深。她发现我不但是个求知欲特强的小青年，也是个不趋炎附势的非文化人，提防之心自然削减。秋燥的一个下午，我们两人去大华电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试映场（五十年代各影剧院凡上演新节目，都要先请报社人去观看，然后写出影剧评论文章指导观众），在归来的路上她忽然问我：“小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何人之词？”我道：“还有谁？亡国之君的李煜，李后主嘛！”接着，我把全词复诵了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似朱颜改……”。她点点头满意浅浅一笑，似沉思似回忆地说：“你背得一字不拉，且有韵味。我再问，你知不知道李煜就为这首词送了命？”我愕然，张着嘴，听得她继续说：“文学这东西一不注意就会惹出祸端来。宋太祖赵匡胤读了这首词后，认为李煜亡国之心不死，有反意，即下令用药酒药死李煌。唉，李煜何曾有反意，不就是个文人嘛？历史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啊！”
哀叹，伤感的情绪笼罩着她，而处在“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我，自不以为然，反用教训人的口吻说：“杨姐，你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旧时代是这样，文人易受文字狱之害，可现在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怎麼会有文字狱呢？出现文字狱的时代早已经为我们党和毛主席埋葬了。杨姐，你有才华，你有功底，我希望能看到你写的东西？”
她摇摇头仍浅浅一笑，只不过这笑里有忧郁，说：“我不会写，纵会写也不敢轻易动笔。不像你出身成分好，有什么也不会是立场问题。可我是旧报人，说不清楚啊！有时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欢文学，真矛盾。”我无言，心里揣测：可能在哪次政治运动中她为文字事吃过苦头，或是在胡风事件中受到过审查？直到今日还有那麼多顾虑，出于帮助同志，我坦露胸怀道：“杨姐，是呀，歷代统治阶级，总是用高压的手段禁绝言论诛杀知识份子，制造文字狱，屠戮写文章的人，结果呢？只能是加速他们的灭亡，国民党蒋介石不就这样吗？这些惨痛的歷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决不会出现文字狱！”她对我大言不惭信誓旦旦的说教，报以无声地浅浅一笑，算是回答。
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领导上安排她和我去省府招待所采访巴金，在回归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她：“杨姐，他怎麼起这麼一个怪怪的名字，巴金？她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怪，代表著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睁著一双大眼睛听她的下文。她是个装有一肚皮知识的大小姐，读了不少书，对每件事都能说出一个道道来，还喜欢把自己的知识告后来无知者，就像普罗米修斯乐意把窃来的天火分给别人，让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她启开微涂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闪光的珠璣，深入浅出地说：“巴金，是两个人的名字。巴，是巴枯宁；金，是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听说，巴老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极端自由，不愿意受任何约朿，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现得淋漓致尽。正因为他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读中学时就是他的读者，而且读得入痴入迷。”
我静静地听著，待她稍歇时才插话问：“搞创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创作上的自由？”她一时不知怎麼回答，只好浅浅一笑。
不久，一场以杀灭知识分子言论和思想自由为宗旨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我因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早于她二十多天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斗争我时她从不发言，总是静静地平心地听着，偶尔投来关注与同情的眼光。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她也被揪了出来，事情引起的原因，是她和同组新调来的编辑邱乾坤（也成了右派），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引用李老之言：“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便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毒草”。开初，她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报社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就是斗不起来，会场冷冷清清没人发言。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负责抓右派的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挖地三尺”的硬功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麼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打手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炮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的她，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交际花杨蓓丑态”，你说缺德不缺德？
中国是个封建国家，自古有“男怕背盗，女怕背娼”之说，贞洁对一个女人来说重于生命。无论富与贱的女人，一当她和娼或是作风不正沾上边，就彻彻底底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离婚。贞洁，比生命还贵重的贞洁！当她一看到这幅漫画，微笑立即消失，清丽再不浮现，自此低头勾腰像个小偷，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咬着嘴唇，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带着幼女张羽独处而生。
此后，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十五个年头后的1976年逃出樊篱，在成都流浪。突然在她住的地方碰上她，我转头欲走，她追了两步叫我：“小黄！”我站住，不敢正视她。她布衣粗鞋，一副劳作打扮，脸庞不再红润，秀丽早已逝失，粗粗劣劣像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不问我什么，快速地塞了两斤粮票和十元人民币在我手里，然后凄凄一笑无声地走了。再四个年头后的1980年我“改正”回到报社，又同在文艺组，只是办公室一分为二了。见面时她仍浅浅一笑，但这笑凄然，双颊也不见酒涡，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稿戴上老花镜，并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烟，一支接一支，不知是过猛还是强吸关系，时而爆出揪心的剧烈咳嗽。她见我第一句话是（也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你会回来！”
我们生活工作又回到二十三年前，看稿件处理稿件，但再没有多余的话聊，更不谈论艺术什么的，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试探性问一句：“你就这样？”她浅浅一笑，满是皱折的脸上像道道水的波纹，她不动声色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话虽如此，我看见在那笑的眼波里溢着亮亮的光点，是没有滚出的泪珠。
她的女儿张羽因未读到书，不能顶替妈妈工作，安排在报社作小工，成天蹬着三轮车来回运送物件，干着男人们干的活儿。一次我偷偷向她建言：“你怎么不提要求，把张羽调到排字车间去？”她笑笑：“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得感谢组织啊！”后又听说，离婚未娶的爱人张某向她道歉，向她提出复婚，但遭拒绝。后来我“下海”来到北京打拼，听说她多次申请入党，竟然被批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回报社去看望她，可她什么话也不说，一见着我就快步地溜走了，只见办公桌上留下几个无言的烟蒂。两年后，听说她患了不治之症的肺癌，累死在工作上。辞世时不足六十岁，唉，一朵被捏碎的花……
杨姐一生虽无豪情，却有不尽的愤情、怨情、哀情、伤情、悲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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