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会变革的四大领袖

清末的社会变革运动，分维新与革命两派，主维新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革命者以孙中山与黄兴为代表。

在这四位先生中，以康的年龄最长（1858―1927），孙次之（1866―1925），梁又次之（1873―1929），黄最晚（1874―1916）。

康、孙、梁三位都出生于广东，黄则湖南，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以广东、湖南两省人最为活跃，与其领导者殆有必然的关系。

康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与服官的家庭，故康自其少年即习举业，受业于朱次琦，讲学，成进士。他有《自编年谱》敍述其求学经过甚详，他在四十一岁以前，在一般守旧者的眼中，乃是一位离经叛道的新人物，曾受到多数人的非难与反对。自戊戌维新失败以后，他下半生的三十年岁月，乃完全趋于保守。尽管他曾留下一部富有新启示的《大同书》；在他的亡命生涯中也曾漫游各国，积累新见闻不少；但他的本质是保守的。他相信：中国必须要有一个皇帝，一经革命，必至变乱相寻无已时。因此，他晚年乃不惜勾结军阀，接纳清室遗老，而卒有1917年支持张勋复辟的一幕。他的最后十年，在一般新少年的眼中，乃又变成了一个顽旧不堪的落伍分子，卒以七十高龄，死于青岛。尽管康的维新运动是失败的，但他在当时，究不失为一风云人物。且因戊戌而引出庚子拳变一大反动，乃十足证明清室必亡，即不啻为革命派铺平了道路，相辅相成，功未可没也。

中山先生生于广东香山的农村，家庭状况，与康相反。童年虽曾就读私塾，但对他影响甚微。十四岁，随母远赴檀岛，乃兄德彰（眉），送其入英美教会学校攻读，历两校，共四年。学英语，接触初步科学，始闻基督教义，习于海外侨胞社会生活，此一新环境与新刺激，对他后来的成就，作用自然很大。

十八岁，中山先生自檀返粤。十九岁至二十岁之间，继续读书于香港拔萃与皇仁两校，无特殊情况可纪，不过海外四年教会教育的延续而已。但他在二十岁这一年（光绪十一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结了婚；又鉴于中法争夺安南一役，清廷屈辱求和，暗蓄倾覆清廷之志。

光绪十一年冬第二度去檀，次年三月返国，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十三年正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迄十八年（一八九二）六月毕业，是孙先生所受严格的科学训练者，凡历六年有半。西医书院自开办以迄停止招生，先后共收学生一百二十八人，毕业者五十一人，在历届毕业生中，其各科成绩差可与孙先生比者，中国人仅一陈观圣，外国人仅一GeorgeThomasHarold。陈观圣一八九九年毕业，其各科考试成绩，得有九个H（H代表Honours），荣誉名次第二；Thomas一九一二年毕业，得有十个H，荣誉名次第三；孙先生一八九二年毕业，也得有十个H，但荣誉名次第一。世人仅知孙先生以第一名毕业于西医书院，不知此所谓第一云者，不但应指他本人毕业这一届而言，实应说明自有西医书院以来的五十余名毕业生中，他也是第一人啊。（参看罗香林著《国父之大学时代》）

在博济医院一期，他所结纳与革命最有关系的朋友为郑士良（弼臣，广东归善人），郑与广东三合会有联，是为孙先生与民间反清社会发生关系之始。在西医书院一期，他所结交而始终参与革命行动者则有陈少白（原名白，广东新会人）。

孙先生二十七岁毕业以后，先后在澳门及广州行医及开设西药局历一年有余，虽业务颇忙，仍结纳同志探讨革命方略不倦，在这一期接受他革命宣传而以身殉光绪二十一年广州第一次革命者，有陆皓东与程奎光。

在孙先生二十九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上李鸿章书》，长约八千字，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为第一。孙先生平日发表一篇有关的文字，必出原稿请他的朋友批评或代为斟酌（此事我另有考证，见香港出版的《现代杂志》第一卷第十期），即以这封上李书而论，便是经过陈少白、郑观应、王韬代为斟酌过的。陈是孙先生的同志、好朋友；郑是他的小同乡（广东香山）《盛世危言》的著者；王韬江苏长洲人，与太平天国有过一度关系，著作更多，为中国谈洋务最早的老辈。而且郑、王两位，都是略通外国语文，亲自到外国去考察过的，所以孙先生才向他们请教。这种地方，可看出孙先生的态度谦虚，文不苟作，都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

孙先生到天津准备见李鸿章，王韬还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李的幕友罗丰禄。可是不幸得很，其时是光绪二十年甲午的五月，正值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李鸿章焦灼忙迫万状，确系事实；因此，他不仅没有与孙先生见面，便是孙先生这封近万言的长信，他是否细心看过，大概也成问题。像孙先生这样一个有抱负有主张的青年，既花了许多时间，写了一封信，又不远数千里跑去，愿见见这位“李中堂”，可见李在孙先生的心目中，尚不失为一勉强可谈的人物，不料李竟以这样的态度出之，“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卒以此加强孙先生的革命决心，加速清室的灭亡，以李鸿章的立场来说，他这种不能弘奖人才的傲慢，乃是最不可原谅的。曾国藩在军中，往往喜欢与他的幕友们聊天，有时且恢谐百出，或者长篇大套的讨论学术（这一点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得最为亲切），与一个有关系的朋友讨论时局或军事，虽在百忙中，也不惜亲笔写几千字的长信。这种地方，可看出李鸿章之为人，实不及曾远甚。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梁实秋先生在《文学因缘》里《忆新月》一篇中的一段文字：

孙先生的生平，有三个年代最可注意：

一，光绪十一年（1885），他立志推翻满清，他的年龄为二十岁。

二，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与“兴中会”同志在广州第一次实行革命，他的年龄为三十岁。

三，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以“兴中会”结合“华兴会”，“光复会”而成为一“中国革命同盟会”，他的年龄为四十岁。

每隔十年，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始得迈进一步，这可以说明革命过程是何等的艰难；宜乎孙先生在“同盟会”未成立以前，他不敢希望革命能及他之身便会成就。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于光绪十四年（1888）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过十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乃有戊戌维新的昙花一现；再过十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在不明不白中，先慈禧太后一天死去，康的维新事业，便已完全绝望；也是每隔十年而自成一个段落。

推翻满清之所以迅速成功，关键在有“同盟会”的出现；“同盟会”所以能一举成立，关键在孙先生与黄克强先生首先携手。关于孙、黄携手一点，过去记载革命史者，一致说由于日人宫崎寅藏与平山周的介绍；但杨度告我，直接介绍黄先生于孙先生者，实际不是日本人而是他。当时与我同听杨说此一故事者，尚有一熟悉革命史的章太炎先生在座，故我信杨说不诬，曾记入我的《万竹楼随笔》待证。半年前，我读了章士钊一篇记他“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的万言长文，则孙先生与黄先生第一次见面，其情况乃明白如昼。章文有一段云：

（光绪三十年冬），吾低东京，寓牛888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未久，克强移来同居。适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义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而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按此书台北文星书店有影印本，列入中国现代史料丛书，名《大革命家孙逸仙》，著者黄中黄，即章士钊笔名），以前知尤相契合。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殊未易一二数；俄而集留学生为大会盟之议起。先生辩才无碍，指挥若定，吾徒倾心折服，难以形容。克强情异虬髯，帜鄙自树。时则汪兆铭、胡衍鸿（即胡汉民）之流，头顶辫髻，手摩讲章，出入梅谦次郎之门，洋洋与同舍生争一日之短长，顾仍木然无动于衷也（章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PP.一三八—一四九）。

当光绪二十四年维新派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中山先生曾与之交往一年有余，感情甚为亲密：中山先生力劝任公合作，任公原亦不反革命，且与杨衢云、陈少白诸人有所协商；二十五年，唐才常由日本归国筹画起义，中山亦曾力予支持；任公奉康命赴檀香山，中山先生且为之作书介绍乃兄德彰；卒以见阻于康，两派合作乃终于不能实现（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据行严上文所述，中山先生一见杨度，即与之谈“三日夜不歇”。一闻为他介绍克强，即亲往与克强见面，一切畅谈无隐，乃不能不令克强与行严“倾心折服”。

凡此，均足见中山先生求才若渴的心情，推心置腹的雅度。

反之，如康有为，张季直（888）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曾晤康于其北京上斜街寓所，他有记云：“――见其仆从侍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处，心讶其不必然，又微讽之，不能必其听也。”（见张自订年谱）又梁启超记康“保国会”被破坏经过云：“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与者，守旧有气，久于京师，能立党，闻康名来，三顾不遇，人忘其居，未答拜。是时公共汽车云集，各省士夫来见，客日数十，应接不暇，多不能答拜者；乃浙人孙灏曰：“某公恶康，若能大攻之，当为荐经济特科”，孙故无赖，喜从之。洪乃为著一书驳“保国会”。编印送京师贵人，守旧大臣皆喜信其说，满人无远识，不知外事，辗转传闻，一唱百和，于是谤议大兴。”（见梁著《戊戌政变记》第三篇及康《自编年谱》）康没有正式做官，已染官僚习气甚深，此殆其家庭环境及所受教育使然，其结果唯有使有识者（如张季直）望望然去之；小人一不当意（如洪嘉与），则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革命与维新，一成一败，我们正应该从这些地方去体会。

进一步再看梁任公，我觉得他的气象，却又与康不同：梁济（梁漱溟父）慕任公数十年，元年任公归国，即踵门往谒，并请为写扇联，历五次未得一见，扇联亦迄未写。后见任公题谭鑫培（即小叫天）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谭鑫培”之句，以为任公“有暇为叫天题诗，无暇为我写字”，乃大失望（轻视谭鑫培乃巨川不达处）；于其所著《伏卵录》中纪此事经过甚详。巨川于殉清自杀以后，遗著印行，漱溟即以一部赠任公，并为书道意，任公读之大惭，即复书漱溟，自承“无状”，谓巨川死后，于报中读其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并请漱溟“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的精神，拯天下溺。”任公有这样的服善之勇而改过不吝，他能于戊戌失败以后，进入民国，卒能得多助以成倒袁与扑灭复辟两役之功，夫岂偶然！

请再看看克强先生又怎样呢？克强于光绪二十九年夏归国，实为留东学生推举回国实行革命之第一人。在东京临行，刘揆一对他建议说：“在湖南发动革命，必与会党中人密切联系，湖南有哥老会龙头马福益者，任侠尚义，豪杰之士也，如得此人合作，成功乃有可望。”克强深以为然，知揆一与马关系甚深，即以联络会党之责，交付揆一。

三十年春初，时揆一已回湖南，“华兴会”已发起，长沙亦已略有布置，克强乃以揆一之介，命揆一之弟道一，持他的亲笔函约马见面。届期，克强乃偕揆一，著短衣，穿钉鞋，头顶斗笠，冒风雪步行三十里，到达马所居湘潭茶园圃一矿山的岩洞中。马见他们不畏严寒，践约而至，深受感动。因杀鸡煮酒，三人快谈竟夕。凡克强准备于是年十月初十在长沙起义的一切布置，即在此一夕谈话中，三人作了共同的决定。翌日清晨，克强与揆一同就归途，时已旭日东升，雪光与日光相辉映，克强途中有诗，“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便是他诗中的警句；意态的雄杰，实在是维新派中人所没有的。尽管这次十月初十的长沙起义，卒于事前失败，但马福益仍再接再厉，谋于次年在洪江再起，乃不幸为警方所捕杀。丙午萍浏醴一役，马福益部下死者尤多，刘道一亦以身殉，假如不是由于克强先生广大精神感召，何能得人死力一至如此（此节参看刘揆一著《黄兴传记》）。

中山先生晚年住上海环龙路六十三号，每月租金六十五元，且有朱执信、廖仲恺、马伯麟、马湘诸人同住，实在是非常逼窄而且简陋。有四位回国投资建设工厂的旅美华侨去看他，眼见这种情形，非常感动，他们觉得：“那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于是他们筹资买了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一所住宅送他，他还经过再三推谢然后接受。至于六十三号对面四十四号他的那所办公处，在孙先生去世以后，我却去过两次，其简陋比较他的原有住宅，殆又过之。其时我不过在中华书局做一个编辑，我在愚园路的住宅，每月尚须付出九十元的租金，现在回想起来，真感到自己的享受太过份了。又，永安公司的经理郭彪，曾送孙先生一件颇讲究的皮大衣，他觉得：上海的天气既不冷，回广东更用不着；他虽然感谢郭的好意，但还是叫马湘拿了送去还了给他。我知道：当孙先生将要去世的时候，他除掉把这所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几件穿过的衣服，和他自己若干的藏书，交由宋庆龄保存以外，曾无任何私财留给他的妻子。尽管这类的事，在中山一生的历史中算是小节，但古今中外宁有对这类小节马马虎虎，又真能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呢？

诸葛亮在死前曾上表后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据陈寿《三国志》）。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曾任首相多次，最后任朝鲜统监；当他一九O九年在哈尔滨被安重根暗杀之前的几个月，他不知有何种感触，乃从朝鲜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博邦，信中有如下的一段：“观于朝鲜今日的情形，自己死于何时也未知，那时请在我的遗产中给十万元于你母亲（梅子夫人），她自少对于我的爱情和劳苦，非笔墨所能尽述，你须切记这事为盼。”是年十月他死以后，他的亲朋调查他的遗产时，不独没有十万元，连五万元也不够。其后他的亲友们为遵故人遗嘱计，才凑足十万元交给他的夫人（见久米正雄著《伊藤博文传》）。

中山先生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地位，远在诸葛与伊藤之上，但他们对金钱的淡泊，却如出一辙。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些日本人支援中国近代革命。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有300多日本人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不仅出钱出力，甚至献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