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0月07日讯】中國官场有个怪现象“"逆淘汰”。即作风正派的被搞邪门歪道的淘汰；心地善良的被心狠手毒的淘汰；踏实工作的被弄虚作假的淘汰；有真才实学的被不学无术的淘汰……一句话，优秀的被劣等的淘汰。下面这个真实故事中的主人翁，便是如此。
此人和中共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姓同名一字不差，命运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这位李鹏先生也是四川人，生于1899年，幼年时原名李奇柱，祖藉四川省自贡市观音滩一农家。还在李鹏很小的时候全家就迁往四川荣县，李年幼时随父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到14岁时才到当地的私塾去读了一年多的书。
1920年也就是李鹏21岁的时候，他受到当时社会上关于“消灭帝制，维护共和”的思潮影响，欲从戎报国，于是报名参加当时四川靖国军第六路军（后改为川军第一军第六师），并在该军的“军官养成所”毕业成为一名少尉军官，从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30年31岁的李鹏已担任了当时国军第24军的一个卫生连的连长，驻扎在成都少城公园内。这时一个叫侯伯英的人通过一些社交活动和他逐渐变成了好朋友。并不断向他宣传灌输一些共产党的革命理论。随着他们之间交情日深，侯伯英终于在1933年把李鹏介绍加入到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内，并且交给李鹏一个随时等待时机在军队内进行“策反”的任务。这时的李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思想感情上已完全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大干一场。
1934年李鹏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四川剑阁县高石坎担任江防任务。与长征中路经四川的红军隔江相望。中共四川地下党军委便指示他进行策反暴动。1935年1月，李鹏率兵90多人在旺苍县金口发动兵变，经过激战，李最后带领50余人投入到红四方面军，李被任命为二六八团的副团长。
一个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在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自然是劳苦功高的“长征老干部”了。但由于他文化水平不高，再加生性耿直，又不长于吹牛拍马之术，所以仕途升迁并不顺畅，到1953年也才是个地、专级领导干部。他当时担任四川宜宾地区专员公署的专员兼财委主任，党内职务是中共宜宾地委的常委。当时宜宾系一专区，专区地委书记叫刘结挺，其妻张西挺（原名简玉霞）被任命为宜宾市（今翠屏区）市委第一书记，夫妻二人独揽了全专区的党政领导大权，宜宾专区成了他们名符其实的"夫妻店"。刘，张二人都是河南人，在抗日战争后期才加入中共的。按中共官场不成文的习惯称呼，刘，张属于“解放牌式干部”，即在三年国、共内战前后参加工作的干部，比之李鹏“长征式”资格要差一大截。但刘、张二人官运亨通，在行政和党内职务上，又居于李之上。所以李鹏对刘，张二人心里肯定是不大服气的。而刘，张二人作风霸道，专横跋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在全四川是出了名的。因此李鹏调来宜宾专区不久，就与刘，张二人屡屡意见不合，摩擦不断。特别是张西挺是个心胸狭窄、又极爱贪小便宜的人。例如她不止一次叫宜宾市翠屏公园为其私人代养鸡，羊子供她杀来食用；多要粮票，布票，去医院用公费滥开补药之类。当然，这些东西如与今日官场腐败相比根本不足挂齿，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物质十分匮乏，禁欲主义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张西挺的上述行为不免使不少人为之侧目而视，只是碍于刘结挺之面不敢多说。李鹏则自恃自己资格老，经常人前人后冷嘲热讽，更有讨好卖乖的便把话传到刘结挺耳中。刘更视李鹏为“麻烦制造者”了。
而这位刘结挺书记大人，虽然在宜宾堪称能呼风唤雨，在人前威风八面，但在家里是个人尽皆知的“棉花耳朵”（四川方言：怕老婆之意）。因为据其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刘结挺不但比其妻张西挺大十几岁，而且五十年代中期便患上了今天医学术语称为的“性无能症”。当时美国人还没有发明“伟哥”，所以刘结挺虽然到处遍求名医，用尽了参茸胶桂，海狗虎鞭种种补药也很难满足张西挺在“房中”的需求。使张女士常独守空房，寂寞难耐。刘书记在张的面前就更加矮了一头。
1956年组织上把一个叫胡少清的青年安排给张西挺作通讯员。这位小胡文化不高只是个初中生，却生得一表人才，俨然一个小帅哥。通讯员就是给领导作日常生活琐事，常周旋于张西挺身边。日子稍长，张书记便对小胡渐生好感，借机与小胡零距离接触，甚至耳鬓斯磨。小胡天真无邪并不在意，却不知张书记已对他产生了“暗恋”情结。半天不见小胡便心中若有所失。有时甚至听到别人的脚步声或笑声也疑为是小胡，真有些“覆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情思了。
1956年有天晚上，张书记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趁刘结挺在办公室值班不在家，叫小胡给她提洗脚水到房里来。这本是小胡份内的工作，自然遵命而至。谁知进了屋抬头一望，才见自己的“首长”已是个“三点式”的半裸体美人了。吓得小胡放下水就往外跑。谁知张书记早有准备，上前一把将小胡抱着，柔声细语地说“跑啥嘛？我又不吃人的。来，乖乖的坐下，我还有话要问你咧”。小胡吓得浑身发抖，说话都不成句了“首……首……首长，有……话明……明天说嘛……”。我們的张书记可是身经百战的情场老手，岂能将这只煮熟了的“童子鸡”轻易放掉？她一边把小胡抱得更紧，一边又凑在小胡的耳边轻轻说道“你人年轻又是团员，要好好靠近组织，争取入党才有前途嘛！”小胡当然也想入党，也想靠近组织，但小胡虽文化不高心里也明白，张书记“温柔乡”的“组织”要去“靠近”恐怕很危险。特别是此事万一刘结挺知道，恐怕脑袋也要遭“拆迁”。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于是拼命挣扎。张书记权力虽大，体力毕竟不是小胡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张书记已是香汗淋漓，气喘吁吁，眼巴巴看着这只童子鸡飞了。
张书记这一怒非同小可，立那打电话给刘结挺连哭带骂地说“你不在家，小胡这个狗日的坏蛋来调戏我！”刘一听肺都要气炸了，跑回家拿起手枪就要去把小胡“毙”了。张西挺毕竟做贼心虚，怕把事闹大了下不了台，连忙拉住刘说“要不得，你把事闹大了，我的脸面往哪放？”刘说：“那你说如何办，老子咽得下这口气吗？”张西挺想了想说：“送他去雷马屏农场劳教，把他关死在那个深山老林里。”刘说：“定个什么罪？”张说：“你不用管，老娘想给他定个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哪怕他变成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真是快人快语，也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写照。
果然，第二天两个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公安人员给小胡戴上手铐，以“流氓坏分子”的罪名便把小胡押送往雷马屏农场。多么威严的法律啊！
由於此事太突然了，小胡头天都在上班，大家都觉得小胡这孩子挺老实可爱的，还是共青团员，又没有打架，惹事，怎么第二天就成流氓坏分子了？而五十年代的机关大院宿舍，不象今天政府官员们住的豪华型电梯公寓，隔音性能极佳，防盗铁门一关风都进不去。那时的房子是所谓“墙有缝，壁有耳”，声音大一点，左邻右舍便能听着一些。所以不久，张书记吃“童子鸡”的绯闻便不胫而走。也必然传进专员李鹏的耳中。李鹏本来就是个直性子“大喉咙”，平时就看着刘张俩口子不顺眼，一听这事气不打一处来，便破口骂道“你俩口子不要把共产党员的德都丧完了。”并到处帮她作“义务宣传”。
那天李鹏又当着几个人在那里不点名的泠嘲热讽。这事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敢去接话茬。在场有位张品仲先生，为人正直，又很有知识，工作认真负责。只因为出身所谓“剥削阶级家庭”，一向小心谨慎，更不敢答话，只是笑了一下。谁知李鹏身边随时都有张西挺安排的耳目跟踪，事后便去向张书记汇报李鹏当天的“反动言论”，张西挺问有哪些人在场？“耳目”一一奉告后又加了一句“当时张品仲还在笑”。张西挺便立刻把这位张先生的名字也记了下来。
不过此时由于小胡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张西挺觉得暂时需要韬光隐晦，而李鹏不仅资格老，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比刘张夫妻清白过硬得多。他经常身穿布衣，头戴草帽，足蹬草鞋便步行下乡镇，到县里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一时深受群众和一般干部的好评，称李为“草鞋专员”。所以刘，张虽对李鹏极为不满，也拿他无可奈何。
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刘，张抓住李鹏平日在党内过“组织生活”和其他会议上，对刘结挺和张西挺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再加上截头去尾，断章取义后，这些话就变成了“反党”的言论。因为“反右”的逻辑就是，一个单位党的领导人就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你给刘、张提意见，你就是对党不满，你就是向党进攻，就是反党。——全中国的“右派分子”，都是按这个公式定下来的，你李专员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刘、张“夫妻店”的一手遮天下，宜宾地区“反右”是搞得最左的地区之一。张西挺甚至可以不经任何会议讨论和组织的决定，她私人一个便条便把人送去了劳改农场，其骇人听闻竟至于此！所以李鹏就这样被刘、张轻而易举地打入了“右”册。
李鹏被打成“右派”后，不仅专员被撤职，遭到开除党藉，更于1959年将李鹏下放到宜宾五粮液酒厂粮仓库当保管，并交所谓“群众管制”，监督劳动。紧接着“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饿也降临了。这时李鹏已是年过花甲之人，而且多年军旅生活，一身伤病，身体状况极差。刘结挺，张西挺趁势更对李下毒手，部份控制和切断了李鹏应享有的医疗费用，宜宾哪家医院敢不听刘、张的指示？致使李鹏有病得不到医治，再加年老体衰，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挨饿，作为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李鹏自然更无法幸免。但他作为一个五粮液酒厂粮食仓库的保管，应是一个躲避饥饿的有利条件。当时民间的顺口溜都说“炊事员，保管员，饿死了都还有三百斤”，意即这种职业不会挨饿。但李鹏生性耿直，虽然文化不高，却有一定的道德操守，因此宁肯挨饿，守着粮仓也不去干鼠窃狗盗之事。因而终于在政治迫害、疾病、饥饿的多重压迫下，于1961年4月死于五粮液酒厂。
张西挺在取得对李鹏斗争的“伟大胜利”后，得意之余忽然想起了，当年还曾“笑过一下”的张先生，于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她不经任何会议讨论通过，任何组织决定，一张便条盖个章于1958年，以“漏网右派”的罪名，便把张先生送去了雷马屏劳改农场。这个比王熙凤还手毒心狠的张西挺一旦得势真可谓睚眥必报，笑一下也饶不了你！
文革中的刘、张夫妻店更是红得发紫，在中共“九大”上，刘、张二人分别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員与中央委員。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干部”。江青还公开说“四川有个造反女将张西挺，很好！”直到老毛死亡，四人帮垮后，在新一轮的阶级斗争中，刘、张终于成了阶下囚。
这时张先生来请求落实右派改正的有关政策。可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的人一查，当年根本就没有定张先生为右派的材料。这一下麻烦大了，张成了冒牌的“假右派”了。好在这是全市的首脑机关，当年知情的人大半都还在职。但“落办”的人说“事情虽是真实的，但总得有个文字根据呀，不然这个右派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于是“落办”有个很“聪明”的官员便对张先生说“你先来打个申请，我批准，定你为右派，然后马上再出个文件予以改正，这就落实政策了嘛。”张先生一听，差一点晕了过去，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还要申请当二回右派，我是吃多了，还是脑子进了水？”引得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先由办公室出个文件定张先生为右派，鲜红大印的印油还未干，打字机又立即启动，改正张同志的右派问题，予以落实政策。前后最多一个小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老张只当了一个小时的右派，没吃到什么苦。”实际上人家挨整了二十多年……这堪称世界顶尖水平的黑色幽默吧！
象李鹏、张先生这样为人正直，洁身自爱，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少有而难得的。但在一个缺乏民主、人权和法制的社会里，官场中往往又盛行的是逆向淘汰，刘张等人的飞扬跋扈，飞黄腾达，是最典型的事例。而不与之同流合污者反被视力异端，被孤立，被排挤，最后反而劣胜而优汰。“反右”是这样，“文革”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又好了多少？李昌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也是大家知道的，他作为一个乡镇领导干部，被农村的穷困所震惊，直接上书朱镕基说“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就是“三农”问题的最先由来。这样一位有良知的优秀干部，却为官场所不容，最后自己被迫辞去职务，只身南下打工。而李鹏那个年代，就更加残酷，他连打工，自谋生路也不可得，只有在饥饿和疾病折磨下倒毙在粮仓旁边而成为饿殍。
李鹏的死，再次证明了“反右”运动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荒谬与残酷。再次证明了，没有人权，就会挨饿，甚至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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