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宪政变革与制度设计(视/图)

2014年5月31日至6月1日，由“孙文学校”主办，“黄花岗杂志社”和“天安门民主大学”协办的“民权研讨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来自美国中部、西部、澳洲和中国大陆的学者齐聚“国父纪念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意义，民权与人权、民权与宪政、民权与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民主道路和方向等议题進行了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希望通过研究和探讨对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尽一点微薄之力。

夏业良原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他曾多次对中国政治体制提出批评，二零零九年五月，夏业良发表《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尖锐批评当局严厉控制意识形态、新闻媒体和知识传播。二零一三年十月夏业良被执教十三年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解聘。目前夏业良为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工作。 下面是原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在二零一四旧金山民权研讨会上的发言：《宪政变革与制度设计》。

非常高兴，今天有时间、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分享我对中国未来前景的一些思考。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宪政变革与制度设计》。首先“宪政”这个概念，对于海外的各位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陌生。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极其沉重的、痛苦的一个词。大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说中国“有宪法 ，无宪政”、“有法律 ，无法治”，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那我们讲到“宪政”的时候，“宪政”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呢？为了要向民众解释什么是“宪政”，用一个最简单的词，那怕你是小学文化程度都能听懂的词，那就是“限政”，限制的“限”、政府的“政”。我觉的这个词非常的通俗、也很到位Checking Balance(制衡)。“限政”的目的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由此推论，无论是哪一个政权，当它的权力不受限制的时候，那就很可怕。极权暴政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极权主义”的英文单字是Totalitarianism，它是“全部主义”。所有的权力它都要拥有；所有的空间它都要占领。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最强调的就是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个人、 一个个体，每个人都是有思想、有诉求的，你怎么可以把集体的意愿，上升为民族的意愿、国家的意愿，而强加到一个个体身上呢？你说这就是国家的意志，你们就必须尊重，必须去遵照它执行，你没有权力去反抗。

大家想一想，我们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中国人经常被强奸民意。一些所谓的政党领袖也好，群体的领导人也好，他们总会用一些名词来绑架大众。怎么绑架呢？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套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体系，就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消灭和牺牲个人的利益。那么，为了国家的利益，又可以消灭集体的利益。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无上高尚的而又非常宏大的理想和目标。但是恰恰在这种高大的、宏大的话语体系里面，我们丧失了自我。我们不知道人活着的目地是什么。我们把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命和他们的思想意志都绑架了，去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 一种乌托邦。“共产主义”直到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里边还有多少人相信？甚至可能在北朝鲜也被偷换了，所谓“主体思想 ”、“先军政治”已经替代了“共产主义”，很多概念都已经被偷换掉了。

在中国大家更知道了，“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被束之高阁，马克思主义那套东西已经没人信了。所以，它虽然被写到教科书里，被写到很多文件里面，但是连中共最高负责人，他们也都不相信。现在在中国大陆，大家在信奉的是什么？ 从国家这个主体来讲，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真的、被官方认同的信仰。如果讲原来有的话，那就是“共产主义”，现在没有了。被什么所替代了呢？你看那些官僚们，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自己其实在实践的就是在追求这个“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完整的、连贯的价值体系了，它只是为了短暂的现实利益和目标。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很可笑、很可怜，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政治家的。只是一帮目光短浅的政客，只有科长级的、乡长级的水平。因为他们就是让自己的家族，跟着他们鸡犬升天。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的抱负和宏图是什么？是青史留名啊！能够青史留名的人，一定是能够在制度上有大手笔的。

所以，制度的变革不是说是人们一时的兴趣、心血来潮，而是说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必然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回避这样一场变革了。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变革的前夕，我们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一方面中国人很不幸，被极权暴政统治这么多年；但另一方面呢，我对北大的学生说，我们又很幸运，因为你们有机会参与到这场变革之中。 如果你有点理想和抱负的话、你会参与其中、你可以改变中国今后几百年、 乃至上千年的路径和方向！大家知道，中国的极权暴政持续了很久，封建专制延续了两、三千年，那现在是应当结束它的时候了。

讲到变革与设计制度方面的关系，有人说你们是不是书生气呀？书呆子，你以为有一个制度是你们人能设计出来的吗？我在北大教了多年书，其中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叫“制度经济学”。就是说大家有人相信制度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是自然演变的结果。但是大家又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中的很多重要节点、很多的重大变革都是有人先做了很多理论的设计，然后被大众慢慢地接受、然后成为新的制度、然后延续。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不要问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它是一个互动、互生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制度是演变的结果。但是，我们又不能排斥，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有很多杰出人士，参与了制度的设计、推动制度的变革。

原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在2014民权研讨会上发言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美国的制度相当大地程度是在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基础上，参考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类思想精华，而设计出来的这样一个非常先进的制度。虽然反对美国的人可以骂美国很多不好的方面吗，但是你给我举出一个实例，你能告诉我在世界两百二十多个国家、地区里边，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比美国更先進？

我经常讲一个道理，我说杨贵妃、貂蝉这些人都很美，但是都是用语言描述的。如果你要拍电影、电视剧，你请一个演员，无论你请哪一个演员，人们都有人抱怨说：这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杨贵妃或者王昭君，是因为每个人对美有不同的认知。同样的道理，一种制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说一种制度是完美的、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认同和接受的。但这不影响我们承认美国的制度So far(到目前为止)是最先進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制度基础上，将来更多的去发展它。但是在没有更成熟的制度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学习西方的、以美国为典型的“三权分立”的这样一种制度。 所以，中共官方最害怕听“照搬西方”、“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意”。到底谁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意？

所以，在我们“制度经济学”里面，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术语，比如说：“路径依赖”的问题。“路径依赖”就是说人是有惯性的、人做事情有习惯的惯性，那么制度呢？也有惯性。当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人们的行为模式、行事方式都是有惯性的。如果你不想办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不去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哪怕是你给它换了一个制度蓝本，你换了一个新的宪法让它来执行，它还是想办法把它变了，变成它自己的老一套。

大家知道，胡适先生曾经主张过“全盘西化”，那又有一些他的学者朋友，私下里问过他：难道你真地相信中国可以“全盘西化”照搬西方吗？他说：我那是“矫枉过正”的说法。他内心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强势文化的国家，你怎么可能把一个西方的东西让它百分之百地接受？它在接受的过程中，它必然地要发生一些这个抵触、或者改变。所以，你即使想全盘引進它，说要百分之百照搬，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学了百分之五、六十，要打折扣的。我非常信奉胡适先生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中国，我们现在学习学习西方、美国的政治模式的时候，我们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是等到实施的那一天，可能只剩下了百分之五、六十，我觉得就可以了。

另外，讲到“渐進”与“激進”关系的时候，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渐進”和“激進”啊？不要太机械地把它完全的隔离开来，大家知道“天演论”，讲物种的演变，你说它是一天演变成的吗？它有没有说永远都是慢慢地演变，永远没有突变的那一天？渐变和突变的关系，是不是像物种经过很长时间的蕴酿和演变，在某一天它突然发生了变化呢?  制度也是这样的，它不可能永远用同一速率的。它在某些时点会加快、加速这个進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中国恰好现在走到了加速进程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是你没有办法回避的，也就是王天成所说的：“革命”现在成了唯一的选择！

不是说人们真地想要流血牺牲，谁也不希望流血暴力革命。但是当你没有办法选择，因为所有的路径都被堵死，所有的抗争都被镇压了的时候；当改革成为笑话、成为梦想的时候；那么暴力，有的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为什么有人要反对暴力？我对“非暴力和平抗争是唯一出路”这个说法不以为然。 我认为所有的方式都可以尝试，而且不是我们的意识所能够左右的。如果有一天，暴政中的警察、军人他们自发地调转枪口打他们那些统治者的同僚，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反对他们这样的一种正义的暴力呢？我们用正义的暴力去反对那些非正义的暴力，有什么不可以呢？历史上的革命有哪一次是不流一滴血的？ 所以，我从来不排斥这样的一些想法，虽然作为文人知识份子，我不可能亲自去拎着枪冲上去，但是如果有哪一天需要我冲的时候，我也在所不惜！

讲到制度设计运行实践，我想有了好的制度蓝本以后，还需要有更多的人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开会，大家知道“罗伯特法则”。根据“罗伯特法则”法则，在开会的时候、在协调集体行动逻辑的时候是很有作用的。所以现在有一批中国的学者和专家们，在中国开始推行“罗伯特法则”。在乡村一级推行，让农民们都能自发的掌握怎么样去试图说服别人，怎么样在辩论中遵守一些底线。

我们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好的学术辩论。讲不了两句就火了，就开始骂人了，就人身攻击了。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民主的、宪政的制度，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实践。我们自己在辩论中，要遵守一些底线。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向台湾的学者学习，因为在大陆、我们这个学者有的时候、辩论的激烈的时候、简直就要动手了。都是书生啊，但激动到要动手的程度。但是台湾的学者，非常的儒雅、侃侃而谈，甚至被骂了以后也只是苦笑而已、摇摇头而已。也并没有说要撸起袖子、跟人家干一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好的、优良的传统在台湾积蓄的比较多。

如果中国大陆希望能够避免一场流血冲突、一种大规模的社会震荡的话，它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出让部分的权力。其实不是“出让”，是“返还”民众一些原有的这些权利。

最后我再说一句，如果中共领导人要想在他们身后能够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名声，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蒋经国，在他统治的后期，逐步了放松党禁、报禁； 学习缅甸的吴登温将军，做出一点最基本的姿态和让步。如果这一点他们都做不到的话，那必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他们年纪还足以等到转型成功的话，将会或多或少地得到清算。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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