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相信毛泽东 生死飘摇五十载(图)
——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让永世不得翻身者的自述

2014-07-30 12:36 作者:丁振海

【williamhill官网 2014年07月30日讯】1957年9日29日，我被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什么？是因为我相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毛泽东真诚的表述。于是，讲了几句对我来说是真心话，可对别有用心的看来，却是犯了罪不可赦的滔天大罪。

我说：苏联支援中国三亿尽是破烂汽车，苏德战场上的垃圾，本国报废的、淘汰的货色；苏联在打败日本关东军时从东北掠夺去的高级设备一件也未归还中国；希特勒与斯大林是小巫见大巫，希特勒纳粹党不杀自己人，斯大林共产党杀自己人是从不手软的，基洛夫被杀，苏共中央委员半数被杀。说我，这是反苏，第一大罪。

我说：国家机关是衙门，庞大机构吃皇粮，无事可干庸人自扰；只要会喊万岁，缺德少才不学无术的人，可以吸收入党，提拔干部。说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又是一大罪状。

我说：报社编辑部定好框子，下去找个社员，穿件花衣服，硬装笑脸，拍个照了事，克里空形式主义骗人。说我，与刘宾雁沆瀣一气，南北呼应，攻击党的新闻事业。

我说：农民种田挨饿，工人干活吃不饱，粮食到哪里去了？说我，反对统购统销。

……

我这个人，竟被诬为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右派！

批判斗争会接连开了13次，最后一次中午，我趁大家各自休息，翻墙逃出，蹬上400余级石阶，想在凉亭上上吊，以结束25岁年轻的生命。可刚准备上吊，突然从草丛中蹿出四员早就监控我的大汉，将我捆绑得结结实实，而后揪到会场，连夜批斗通晓达旦。口号嗷嗷叫个不停，声波震颤群舍，我就这样成了全校第一个右派。无疑要对我实施监禁、专政、改造。

校刊头版头条报道，全校掀起反右高潮，众多班主任和积极分子相互挑战，年终前作了统计，战果辉煌，地富反坏右各类分子完成12.4%，多数群众心安理得，认为大大超过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5%的指标。可此时一位蔡姓电工和一位朱姓老师以极“左”的面貌出现，高声嚷道：右倾右倾，你们右倾，指标远远没有完成，地富反坏右的指标各为5%，5乘5，总指标应为25%，于是，揭发、批判继续进行。

朱姓老师明明向我哭诉，他五口之家每月粮食不够吃，我声援他，写大字报放了一炮，他却说我造谣，攻击统购统销，他家口粮月月有余。结果，我被打成右派，他后来却参加了中共，继而当上经理、调任局长。蔡姓电工后来当过基建处长，捞到三套福利房，又更改入伍年份，办成离休，离休养老金每月有半万之多。这些都是后话，但是，从反右开始，投机、整人、入党、做官、贪污、发财成了干部升迁的六步曲。

孙昆泉老师是戴望舒老师的好友，孙曾为戴修改过《雨巷》，得以在反胡风运动中蒙混过关，孙为了表现自己是个已经改造好的、坚决跟共产党走的知识分子，批斗他人异常积极，目的仅仅是为了糊囗饭吃，以解脱经常断炊的困境，为此，孙老师一人就写了50多张大字报，书法甚佳，不亚于沙孟海。

我记得，孙老师有一首挖苦、批判我的自由体长诗：“我是中共党员  出身又是正宗工人  从爱护党出发  与右派分子刘宾雁通信……”

还有一位秦永风，家庭成分是逃亡地主，为了表现自己背叛地主阶级的坚定立场，搜罗我谈笑中的片言只语，无限上纲，残酷斗争。可到定性时，孙老师成了反革命，开除出校，而秦永风不久也成了右派。这都是自作自受。

文化大革命虽是革走资派的命，但右派也少不了陪绑。

文革时期，说我反对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破坏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活动，每天干完牲口般的劳动后，要背着写有“打倒破坏毛主席著作的右派分子丁振海（丁振海三个大字上打了三个红义义）”的牌位，还要赤脚走在溶化了的沥清路上，自己打锣自己喊：“不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是自取灭亡” ，喊得时间长了，声音稍低了一点，扫把柄就接二连三、劈头盖脑打来。说白了，这些人想在我头上立功，争当投机、整人、入党、做官、贪污、发财六步登天的干部。

1966年8月31日，我干完了牲口活，已经疲劳不堪，汗也来不及擦，就给我戴上一米多高的高帽，押着我游街，我实在受不了，怎么也想不通，一回到家，就取出平日积累起来的、藏在枕头下的22片安眠药，一口气吞进肚里，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不料，死睡了三天三夜又醒了过来，后来，排尿如针刺，撒出不是尿，而是血，落得个肾左大右小不一的毛病。

我1957年9日29日被屈打成右派，1966年8月31日我吞服安眠药自杀。每年每逢9月29日、8月31日，我不进人间烟火，以泪洗面，默默祷念我的苦难血泪史。

我戴上右派帽子，没有送劳动教养，只交农村监督劳动，在无形的枪口下，监禁、专政、政造22年，外加批斗、游街、饿肚以及各种禽兽才能臆造出来的体罚，我所遭遇的折磨和痛苦，是任何人可以想见的。22年的禁监、专政、改造的经历是说不完、诉不尽的，但结果只有一个，即：纠错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政治名誉。

许多难友走完这22年苦难历程，苦尽甘来，各得其所，可我没有这个好运。79年3月9日我接到纠错改正通知书，回到单位，又遇到我的死对头。他曾是我的下级，受过我的差遣，可他是个靠反右起家、踩在我头上、投机整人入党做官贪污发财六步登天的干部。别的难友恢复原级别、原工资后，再提高一级行政级别、一级工资，省级机关的还增发500元补助。我的顶头上司不但什么都不给，反而布置亲信盯梢，不准丁振海翘尾巴，还公开宣布：丁振海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