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 做“风流”工 吃“地脚粮” 不堪回首…… (图)

【看中国2014年07月25日讯】吕辅周：

人高马大，性耿直，病逝于龙州，骨灰送回北方老家。去世之前我幸运能和他通一次电话，他当时已卧床不起，声音模糊，但神志还清醒。他说记得你是“表哥”曾尚朴。顾家良和叶向东去龙州看望他，当时我路过南宁不知这回事，错过见面机会，真是遗憾。记得那年在新兴二加工厂，得到通知到场部等待处理，我们都高兴地挑着行李上路，走到方圹村放下行李担子休息。他叫我：来！尚朴，这里还有几个红薯你吃吧！大家来。那时吃个红薯算不了什么，不像60年那样饥饿年月，可是这时我觉得既亲切又内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吕辅周在二厂曾和霍实、伍廷枢等人一起上了脚镣。二十多斤重的脚镣白天拖着劳动，夜晚还带着睡觉。在那隆冬季节不带脚镣的整夜都睡不暖和，何况带着沉重冰冷的铁镣睡觉，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在这人人自危、颠倒是非、混乱无序的年月，当时我只能向他投个同情的目光，其他全不能帮他什么，所以内疚。

右派在漫长的二十多年所谓“改造”的日子里，这非人的对待是举不胜举。如：我和顾家良等二十多人由二厂调到一厂，又由一厂调回二厂。那时是文革后期，在“到农村去，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很多青年、造反派都插到农场的各队来，原来我们住的监舍已安排他们住了。我们就住到猪圈里。才赶出猪又住进人，虽将猪粪扫出，可难闻的猪尿依然潮湿。没架床，我们只能砍树枝、垫上稻草，真是返古构木为巢。插到二厂的青年约一百人。他们做的是“风流”工，打钟出工，时间到收工吃饭，没任务、没定额。那队里干部，敢管他们这造反成性的青年吗？二厂的农活全压在二十多个脱帽右派就业人员的肩上。捡牛粪每天每人都要捡千多斤，无奈，逼着到邻近队的牛栏去偷。千多斤光是挑回二厂都够呛了。

吃的不能跟那些插队青年同个厨房，是陆瑞瑄做伙伕。我们吃的是“地脚粮”蒸出来的饭，罐底全是沙子，实在不能忍受。顾家良拿着饭罐倒出给干部看，干部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说顾家良闹事，马上集中插队青年，就在田映死的仓库前晒坪，对顾家良进行武斗，脱下衣服进行鞭打， 我们全体在旁陪斗。不知顾家良当时如何考虑，他脱下他带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丢给我，我捡了。但马上那个队长警告点名：“曾尚朴也不是好东西。”我心想，完了马上轮到我挨打了。幸运我还能扶着顾家良回“监舍”——猪圈，将我家寄来的两颗田七，和酒磨细，服用和涂抹伤口。我们吃的不是人吃的饭；做的是牛马的工。

吕辅周在矿业队大伙房当过组长，在伙房劳动是个美差。在改造场所逢年过节也杀一两头猪，加加菜。此时队里干部家属都优先来割肉，选好的，尽要的是排骨、筒骨、猪肘子。向来伙房组长都很聪明，说是骨头其实精肉还比骨头多，秤也称得高高的，那些干部家属都非常满意。剩下七零八落，就是改造分子吃的了。吕辅周就不这样，市面该怎么割，怎么称就怎么做。干部家属当然大不满意。不久吕辅周被调出伙房了。当时干部贪这小便宜比起现在的腐败是微不足道了。

文光佑：

留着胡须，他深谋远虑，藏而不露。休息时就下围棋。宋克元、王一民是他棋友。文光佑已故，我只能在叶向东那里见到他的照片。我和他一般交往。在二厂他逃跑之前曾向我要一件衬衣，因为到社会上没有一件衬衣穿怕露了马脚。当时我没有给他。不是我舍不得一件旧衬衣，而是一旦他逃不脱，抓回来懂得我给他衬衣逃跑，那时我就倒楣了。事后我很后悔，为什么这样自私、这样怕事。这事使我终生内疚。

邓儒雅：

他针线活非常好，一条单裤破了补，补了又破，补来补去一层叠一层，平平整整足有二斤重，就像一条棉裤。我们这种改造分子从来没有领过布票；邓儒雅就凭一手好针线活也能穿得整洁、暖和。

郑展英：

德保县人氏，已故。他和邓儒雅相反，他那件棉衣全身开花，一条麻绳一捆腰就是了。那年“八一”火烧了监舍。大家都抢着搬出被褥、衣物，他老哥什么都不要，就抱出南瓜和木薯粉。为什么？那时在新兴矿业队，粮食供应每月45斤，加上油水很少的两夹青菜，这样的强劳动量，肚子是最重要的。

火烧过后，郑展英的被褥、衣服全烧光了（其实他那东西也是一堆破烂）。上头有救济，是教养的衣物，郑展英当然是重灾户，被褥衣服全新。那些救出被褥、衣服的人，穿旧的，盖旧的，烧了花生麸、木薯片，小锅没得开了，饿肚子。郑展英笑了，煮他的南瓜、木薯粉。

蒋宏祚：

浙江奉化人，说是和蒋介石同乡。他每月都给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韦国清写信，汇报自己思想和改造情况，盼早日回原单位。

莫明旺（莫老弟）：

是终身给养。改造场所有饭堂，但从来不准个人单独到饭堂吃饭，每组轮流派个人（就是给养）到饭堂领饭，挑到宿舍或工地，菜由给养分到各人的碗里。那时的菜天天如此，餐餐一样的三大菜——苦麻菜、牛皮菜、芥兰包老叶，都是喂猪的菜。可是那饥饿年月，分多分少都很计较的，每天担负着繁重的劳动，从哪里摄取能量呢？唯有这半斤米饭和油水很少的两夹青菜：所以做给养的要公正无私。莫老弟任劳任怨，大公无私；更有趣的是有的天还能报道“菜谱”，比如：千千万万的动物——小河虾；四脚大耳朵——死猪肉；两脚会飞——死鸡，等等。平常我们能吃上丁点肉都是农场的死货，不管是多是少分至饭罐上，叫做饭面菜。莫老弟有很多可爱之处，在漫长的苦难岁月里，他给我们带来短暂的乐趣。

莫老弟身体有毛病，每月要吃上七八斤盐，吃饭放盐、喝水要加盐、像吃糖一样吃盐。落实政策后，一次因服错药而中毒身亡。可爱的莫老弟再也见不到了。

曾秉礼：

已故。在矿业队他没有参加体力劳动。他对新兴农场矿业买卖可以说有“贡献”。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被迫在矿堆布“梅花阵”——高度锰、低度锰巧妙混合布阵，从取样到化验，都能使整体矿堆提高度数。据说他在1970年处理回乡。他年纪大了，到农村在人民公社能劳动吗？没劳动就不得工分 。“五保户”轮不到你这个脱帽右派。他又到新兴农场要求回来留场，可是场部不同意。无奈，又回到农村，回到人间天堂的人民公社。不知在那年月就在无人关怀、贫困潦倒中离开人世，离开这“人间天堂”——人民公社，到另一个天堂去了。

刘大赞：

湖北人，是大学学生右派。在二厂大家都叫他癫子，因为每天晚上，我们按组排队，坐着小板凳，唱着语录歌等候管教干部来训话之前，他都跑到队伍前面，检讨、忏悔自己，直到干部把他哄下来为止。看来他是被折磨得有了精神分裂症了。

黄侃杰：

宁明人。这人乖巧，他脑子里尽想如何能表现自己改造好，如背诵老三篇语录、打小报告等等。在二厂他能捞到当记分员。庞昆明因顶撞指导员，挨了一枪，接着鞭打武斗后丢在屋檐下无人管。伍廷枢不忍，就跑到卫生室说，龙医生你是医生，医生是救死扶伤，庞昆明如此你都不管，有人道医德吗？正好被黄侃杰碰上，他马上去向高经理汇报，伍廷枢随着也被上了脚镣。黄侃杰立功了，可能他认为，他又多积累一条“改造好”。

梁挪亚：

广州人氏。最后处理到龙州农场。在矿业队我和他在就业厨房干活。1971年还有通信，他来信说蚊帐烂了，我寄给他几尺布票和二十块钱。以后也断了音讯。

韦沛鸿：

都安人，国家一级体育裁判。已故。

喻良璋：

湖南人，原在那坡县任商业局局长，在湖南落实政策。

史成章：

湖南人，今在德保县，改正后任为政协副主席。

李华田：

田东人，今在田林。

刘居毅：

那坡人，已故。

吕世祯：靖西人，已故。

李榕芬（花名表妹）：广东东莞人。

龙大成、黄晃、石国林、梁干、王学风、吴锡林、罗绍钧、童世凯、霍钜、黎明……

梁学政：

“老红军”，六十年代在矿业队就摘帽回家。回到农村当地称之为劳改释放右派。文化大革命又第二次回炉——劳改。

可怕的词语：冬训；夏收夏种；出工带肥；收工带草。现在听起来还是毛骨悚然 。

后语

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反右是最大的冤案。人数之多何止55万，迫害之久长达二十多年。右派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罪？二十多年的苦役，凭什么量刑？一句骗人的话：“一年半载，改造好了就回来。”那些右派分子相信党，乖乖听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艰难困苦熬过了二十多年，虽然有的在五年、七、八年不等的时间放回单位或乡下，有的却一直留在改造场所。放、留，是否是改造好坏之分，是幸运是倒楣，是祸是福，且看。

很多放回农村或单位的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一次罹难；倒不如改造不好的留在场里。其实没有什么改造好与改造不好。右派是冤案，可是和其他冤案又不同，不补发工资，又是为什么呢？记得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首插曲：“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是非颠倒、颠倒是非，何时休已。

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